文|王愛雲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副研究員；
原文載《史學月刊》2015年第9期，注釋從略。
·「國內外抗戰史研究現狀與新進展」筆談·
近年來歐美學界的中國抗日戰爭研究
王愛雲
近年來歐美歷史學界對中國抗日戰爭的研究持續深入，呈現出令人矚目的鮮明特色。新的研究項目不僅為歐美抗日研究流入新的活力，而且正在改變歐美研究力量分布的格局；歐美主導的國際合作共同研究經久不衰，中國學界正在其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歐美在轉移研究重點、開闢新的研究領域的同時，不斷拓展新的研究視角。這一切使近年來歐美學界的抗日戰爭研究不乏可圈可點之處，值得國內學界同人關注。
一
在歐美學界的抗日戰爭研究中，美國、加拿大向來為執牛耳者，他們設立前沿研究項目，組織國際學術活動，湧現出傅高義、麥金農、卜正民、黛安娜•拉裡等一批影響力較大的知名學者。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以英國牛津大學、劍橋大學為中心，歐洲對抗日戰爭的研究也迅速崛起，成為國際上不可小覷的抗日戰爭研究的力量。
自2007年起，在英國利華休姆信託基金（LeverhulmeTrust）資助下，牛津大學設立「中國抗日戰爭研究項目「（China’s War with Japan），由牛津大學歷史學教授拉納•米特主持，團隊成員有賴小剛、海倫•施奈德、聶洪萍、馬修•詹森、艾倫•威廉•穆爾等近十人。該項目致力於通過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歷史研究，分析戰爭對中國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影響，促進西方社會對戰時、戰後中國和當代中國的社會、政治有全面客觀的了解。
該項目自成立以來非常活躍。首先，發表出版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拉納•米特等研究人員在《近代中國》《歐洲東亞研究》《近代亞洲研究》《中國歷史評論》等雜誌發表諸多論文，並出版了一系列關於抗日戰爭的學術著作，如賴小剛的《躍向勝利：山東省與中國共產黨的軍事財政力量，1937~1945》（荷蘭：布裡爾出版社2011年版），拉納•米特的《中日戰爭1937~1945：為生存而奮鬥》（企鵝出版社2013年版），阿倫•威廉•穆爾的《書寫戰爭：士兵記錄下的日本帝國》（哈佛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等等。其次，主辦或合辦了一系列影響較大的國際學術會議，推動歐美、中國、日本等國在中國抗日戰爭研究問題上的國際合作。如2008年在上海同濟大學召開的「二戰在亞洲和歐洲：戰爭、記憶與和解」會議，2009年在威尼斯召開的「歐洲、義大利與中日戰爭」學術會議，2009年在牛津大學召開的「如何講述故事：東亞戰時一代及其戰後歷史記憶」討論會，2010年在牛津大學舉辦的「中日關係長弧：三個時代中國看與日本戰爭、合作和衝突」會議和「全球化世界中的跨國歷史：過去與現狀」會議，2011年在荷蘭萊頓大學召開的「東亞的戰爭與衝突：關於戰時中國的歷史、政治新思路」會議和在牛津大學召開的「1937~1949年戰時和戰後中國的救濟與重建」會議、在杭州舉辦的「蔣介石與二戰」會議，2012年在牛津大學舉辦的「中國抗日戰爭史研究的新途徑與新方法」國際研討會。再次，邀請國際上一些知名專家到牛津大學舉辦關於抗日戰爭研究的學術報告，開展學術研討與交流。例如2008年邀請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入江昭作關於「中國抗日戰爭研究新動態」的報告，2009年邀請劍橋大學抗日戰爭研究專家方德萬研討「二戰的結束與中國海關總稅務司」、邀請華威大學克裡斯蒂安•赫斯博士研討「從殖民港到生產城市：戰爭、工業化與大連的定位，1937~1955」，2011年邀請萊斯特大學託比•林肯作關於「佔領局限的映像：1938~1941年長江下遊三角洲的恢復與重建」的報告，等等。複次，積極參加歐洲及國際間關於中國抗日戰爭的學術活動，或撰寫學術論文，或舉行學術講座。該項目還聯合蔣經國基金會、牛津大學出版社約翰•費爾基金、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近代亞洲研究》編輯部，組織歐洲的抗日戰爭研究人員撰寫了9篇文章，作為「二戰中的中國，1937~1945：經歷、記憶與影響」（China World War II，1937~1945：Experience ，Memory，and Legacy）專刊發表於《近代亞洲研究》2011年第2期。通過這些活動，「中國抗日戰爭研究項目」聚集和培養了一批熟悉中國、客觀公正地研究中國抗戰史的學者，成為目前西方研究中國抗日戰爭最活躍的學術組織之一。
此外，在歐盟研究基金組織——歐洲研究委員會（ERC）的資助下，劍橋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學院設立了「戰爭罪行與帝國項目」（War Crimes and Empire），致力於研究日本戰爭罪行、日本帝國主義的衰落及戰後東亞為合法性而奮鬥拼搏的歷程，探究東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如何自我重新定義並於1945年後走出日本帝國主義統治的陰霾。該項目由日本研究專家顧若鵬主持。自2013年至今，該項目組織召開了三次國際學術會議，主題分別為「國際戰爭罪行審判中的臺灣戰犯」「戰後日本的衰落」「媒體對東亞歷史形成的影響」，並邀請中國、美國等知名學者開辦一系列講座，同時發表與出版了—些研究成果。例如，顧若鵬的著作《人鬼人：日本的戰爭罪行與中國的公平正義》（哈佛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集中研究戰後關於日本戰爭罪行的司法審判和政策取向，分析最終造就冷戰期間東亞現實政治格局的、複雜的中日政治較量，展現出當時形成的冷戰因素，有助於了解當下西方史學界對日本在華戰爭罪行及戰爭罪行審判問題的研究成果和學術觀點。
二
歐美學者一貫注重通過國際合作，來推動中國抗日戰爭研究。早在2000年，哈佛大學傅高義就聯合日本知名中國問題專家山田辰雄、中國大陸近代史專家楊天石共同發起組織「中日戰爭國際共同研究項目」（A Joint Stud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1931~1945），旨在促進中國、日本、美國和其他國家學者和研究機構之間在中國抗日戰爭研究上的合作。該項目成立後，已經於2002年在美國波士頓、2004年在美國夏威夷、2006年在日本箱根、2009年在中國重慶、2013年在中國重慶連續召開了五次國際學術會議，主題分別為：戰時中國地方問題，中日戰爭軍事歷史，戰時教育、文化與社會發展，戰時國際關係，二戰背景下的中日戰爭。目前該項目已經從最初包括中國（大陸）、日本、美國、加拿大4個國家的學者，擴展到涵蓋英國、法國、俄羅斯、韓國、印度、澳大利亞以及中國香港和臺灣等1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專家學者，切實成為國際學者共同參與的跨國學術平臺。
中日戰爭國際共同研究國際學術會議在重慶召開，為中國學者參與其中提供了便利條件，使中國學者關於抗日戰爭研究的成果逐步進入西方主流學界。在2009年的會議上，「重慶抗戰工程」和「中國抗戰大後方」的概念首次推向國際學術論壇，得到積極回應。會議發出了《重慶倡議》，充分肯定重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到2012年1月，英國牛津大學中國抗日戰爭研究項目邀請重慶中國抗戰大後方歷史文化研究中心4位成員參加在牛津大學舉辦的「抗日戰爭研究的新途徑和新方法」國際學術研討會。
近年來歐美學界主導的另一個國際合作研究項目是2012年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牽頭組織的「重寫抗戰史，1931~1945」聯合研究項目（Revising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1931~1945），它致力於利用胡佛研究所收藏的蔣介石日記、宋子文文獻等國民黨檔案新史料，組織中國大陸和臺灣、日本、美國的歷史學者共同撰寫一部抗日戰爭史。由於撰寫者背景不同、立場各異，尤其是中曰學者在七七事變性質、南京大屠殺人數等問題上的爭議，該項目存有較多爭論，不得不每年在胡佛研究所就爭議問題展開討論，邀請國際上相關專家參與評議。在這一過程中，我國多名學者作為評議專家出席「重寫抗戰史」工作坊。例如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吳景平多次參加「重寫抗戰史」項目的討論會議，發表了對抗戰歷史若干問題的看法。通過參與國際學術合作，我國學者的研究逐漸被西方抗曰戰爭研究學界所重視和接納。
三
綜觀近年來歐美的中國抗日戰爭研究內容，首先其研究重點發生明顯變化。在過去的幾十年裡，歐美的抗日戰爭研究重點圍繞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和敵後戰場而展開，對中共在抗戰時期的革命經驗和成功原因進行了深入研究。近年來，歐美抗日戰爭研究重點顯然轉向國民黨統治區、正面戰場以及淪陷區的政治狀況和社會生態。關於中共抗戰的研究成果，據筆者在Jstor、Proquest這兩大學術期刊資料庫和Ebrary電子圖書資料庫所搜索的關於抗日戰爭的研究論文、書評和圖書來看，歐美的專門研究很少，代表作主要有賴小剛的專著《躍向勝利：山東省與中國共產黨的軍事財政力量，1937~1945》，考察了抗戰期間共產黨人在山東省的財政收入和供應體系。諸如抗戰時期國民黨政府的行政改革及其與財政崩潰的關係（如斐利克斯•伯金：「國民黨政權的毀滅：1937~1945年財政崩潰中的行政改革」，《近代亞洲研究》第45卷第2期，2011年3月）、國民黨在中國邊疆地區的動員和重建計劃（如羅安國：「建設國家，服務前線：抗戰時期中國邊境地區的動員和重建」，《近代亞洲研究》第45卷第2期，2011年3月）、國統區新生活運動中的戰時動員和國家控制（如富得利卡•弗蘭提：「戰爭中的新生活運動：1938~1942年重慶、成都的戰時動員和國家控制」，《歐洲東亞研究》第11卷第2期，2012年）、1938年武漢保衛戰等國民黨正面戰場（如史蒂芬•R•麥金農：《武漢1938：戰爭、難民與現代中國的形成》，加州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等問題，都是歐美學者關注的內容。他們還從不同視角對偽滿洲國、汪精衛政權等統治下淪陷區的政治、社會狀況等進行研究。例如加拿大英屬哥倫亞大學歷史系教授卜正民著的《合作：戰時中國的日本代理與地方精英》（哈佛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一書，分析了抗日戰爭期間南京、上海等地淪陷區的複雜性。加拿大圭爾夫大學歷史系諾曼•史密斯的《反抗的「滿洲國」：中國女性作家與日本的佔領》（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是西方第一本關於偽滿洲國婦女史專著，它以日本殖民統治前後偽滿洲國女作家的活動和作品為中心，呈現偽滿洲國殖民文學作品的特色，反映了日本殖民統治下中國人民的生存狀態。
其次，歐美研究抗日戰爭的視角發生重要變化。抗日戰爭不僅是中日兩國之間的戰爭，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由於東西方冷戰等因素，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歐美眾多二戰史的書寫中，只見太平洋戰爭和歐洲戰場、原子彈和蘇聯出兵，鮮有關注中國的八年抗戰。近年來，歐美學界認識到以往對中國戰場的忽視和遺忘，從而將中國抗日戰爭納入整個二戰視野，展現了抗日戰爭的艱辛歷程和中國人民的戰時苦難生活，由此闡述中國抗日戰爭對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貢獻。例如前述拉納•米特的著作《中日戰爭1937~1945：為生存而奮鬥》，採用中國視角，對於中國抗日戰爭整個戰場，包括陪都重慶、淪陷的上海、被屠殺的南京、紅色延安的艱難歷程給予了全景式敘述，並分析了這場戰爭對於二戰的貢獻和戰爭創傷對中國戰後發展的影響。該書認為，戰爭一結束，中國在二戰中的偉大貢獻就被西方忽視和遺忘了。為了進一步闡述其觀點，2013年10月18日，拉納•米特在《國際先驅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又發表了《世界欠中國戰爭債》（The World’s Wartime Debt to China）一文，指出：「中國在二戰期間對同盟國戰勝日本所做的貢獻，從未獲得過充分肯定，並且現在也尚未轉化成在亞太地區的政治資本。」
在中國視角下，戰時難民是歐美學者著墨濃描的對象。例如美國馬裡蘭州羅耀拉學院歷史系教授蕭邦齊的著作《痛苦之海：中日戰爭中的難民》（哈佛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研究了浙江省數以百萬計中國難民惡劣的生存狀況。戰爭帶來極大災難，但也促成中國歷史上前所未見的大遷徙、大交流。因此美國亞利桑納州立大學歷史系教授麥金農在《武漢1938：戰爭、難民與現代中國的形成》一書，不僅將難民視為饑寒交迫、顛沛流離的逃亡者，還把他們作為東南地區先進文化的載體與傳播者，認為東南地區難民大量湧入西部大後方，對當地經濟、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英國牛津大學穆盛博則從抗戰時期華北環境史的角度研究了難民與環境變化的互動關係。他的代表作《1938~1950年華北的戰爭生態：河南省黃河流域》（劍橋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1937~1945年戰時中國的難民、土地開墾與軍事化地貌：夾西黃龍山》（《亞洲研究》第69卷第2期，2010年5月），研究了1938年國民黨軍隊炸開黃河花園口對豫東地區的影響，尤其是造成1000多萬難民流離失所，而國民黨政府為了安置河南難民，動員他們在陝西省黃龍山開墾土地，導致了森林砍伐和加速了水土流失。
再次，從長時段視野來研究中國抗日戰爭。歐美學者對戰爭記憶尤其是中日兩國如何記述和看待抗日戰爭有深厚興趣。2006年，美國西密西根大學歷史系吉田敬的著作《日本、中國、美國關於「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的形成》（牛津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跟蹤研究了20世紀70年代以來日本、中國、美國在南京大屠殺問題上的認識變化，揭示國內外社會、政治環境對這些認識變化的影響。總體來看，歐美學者既關注日本教科書中弱化對中國等亞太國家進行殖民主義侵略歷史、不願教育青少年正確對待過去歷史進行反思的狀況（參見彼得•卡夫：《日本教科書中的日本殖民主義和亞太戰爭：表述的變化及其原因》，《近代亞洲研究》第47卷第2期，2013年3月），又研究中國關於抗日戰爭的記憶及其變化。例如，有人分四個階段考察了1949~2010年中國官方歷史話語中對於抗戰集體記憶的變遷（參見詹姆斯•賴利：《記住歷史，而不是仇恨：中國抗日戰爭的集體記憶》，《近代亞洲研究》第45卷第2期，2011年3月），還有人研究中國戰時、戰後關於抗日戰爭記憶由中國人民英勇抵抗到強調日軍暴行下中國受害的主題變化（參見柯博文：《書寫暴行：戰時記述及其當代應用》，《近代亞洲研究》第45卷第2期，2011年3月）。
歐美學者對日軍侵華暴行的研究視野也在擴展。除了對南京大屠殺、中國「慰安婦」等日軍暴行進行專門研究外（如若林正主編：《南京暴行，1937~1938：複雜化的畫面》，博格翰圖書2007年版；丘培培等：《中國「慰安婦」：日本帝國主義性奴隸的證詞》，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不少學者在東京審判的研究中記述曰軍的侵華暴行，將二者結合起來，展示東京審判的正義性。例如夏威夷大學戶谷由麻的《東京戰犯審判：二戰後對正義的追求》（哈佛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日本學者田中利幸、澳大利亞學者蒂姆•麥科馬克、英國學者格裡•辛普森共同主編的《超越勝利者之正義：東京戰罪審判再檢討》（荷蘭尼伊霍夫出版社2010年版），都從歷史學的角度充分證實日本在二戰期間的細菌戰、性奴役等罪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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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月刊》編輯部
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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