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初中《學習指導要領》當中並沒有點明抗日戰爭的概念,只是進行了如下表述:「通過經濟的世 界性混亂和社會問題的發生,闡述從昭和初期開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終結為止的我國的政治、外交的動向,以及同中國等亞洲各國的關係,歐美各國的動向,戰時國民的生活等,讓學生理解從軍部的崛起到 戰爭發生的經過和大戰災殃禍及全人類。」顯然,同中國的關係在同「亞洲各國的關係」之中也是十分特別的存在。而「從昭和初期開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終結為止」的時間設定則同後面的「戰爭」以及 「大戰」對應起來。自然地,「戰爭」和「大戰」並非可以互換的概念,在這裡的「戰爭」顯然是包括「大戰」 當中的太平洋戰場的。從《學習指導要領》當中的表述不難看出,對抗日戰爭的直接記述是不存在的, 抗日戰爭的內容被安排到了「同中國的關係」和「戰爭」的模糊範疇當中。這樣就給予了教科書充分大的敘述空間進行發揮。
東京書籍版歷史教科書是所有初中歷史教科書當中學校採用率最高的一種，因而非常具有參考價值。東京書籍版歷史教科書有關抗日戰爭的內容全部安排在了第六章「兩次世界大戰和日本」的第二節「世界恐慌和日本的中國侵略」當中。從章節的安排上來看,東京書籍版歷史教科書將兩次世界大戰看作一體的。這樣的觀點在其他歷史教科書當中也有類似的表達,這種觀點的好處是能夠將兩次世 界大戰的因果關係連接起來,從宏觀的角度更好地理解20 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的災難。但是問題也是存在的,這樣以宏觀的視角對兩次世界大戰進行審視,會使一些歷史事件無法得到精確的界定。比如,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關係應當如何處理。在這一問題上,東京書籍版歷史教科書作出的處理結果同日本主流社會的觀點是一致的。教科書跟隨歐美國家的基本觀點,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始是從 1939年9月1日德軍閃擊波蘭開始,並不是從抗日戰爭開始的時間節點算起。儘管如此,第二節的標題「世界恐慌和日本的中國侵略」依然坦承了日本對中國的侵略。
第二節的第四目名為「滿洲事變和軍部的崛起」。正文內容當中提及「中國越來越加強了從日本手中奪回權益的行動,因此關東軍於1931年 9月18日炸毀了位於奉天郊外柳條湖的南滿鐵道的線路, 以此為藉口開始了軍事行動(滿洲事變)」。該表述承認了九一八事變的始作俑者是關東軍,但是「中國越來越加強了從日本手中奪回權益的行動」這一表述顯然是在推卸一部分責任,並沒有正視中國人民的正當訴求。對「滿洲事變」的注釋,倒是很好地將日本的真實野心展現出來。注釋稱:「日本以『滿 蒙』為日本的生命線,加強了對滿洲的控制。」因此,東京書籍版歷史教科書已經暗示了日本對中國東北的侵略是蓄謀已久的,所謂「中國越來越加強了從日本手中奪回權益的行動」不過是日本為自己的侵略行為進行的辯護。正是因為如此,才會有「日本控制下的滿洲國既有軍事方面的目的,也接納了許多來自日本的移民」。
日本由於侵略行為而使得自己在國際社會上遭遇空前的孤立。東京書籍版歷史教科書在這裡的表 述是:「在這一背景下,日本於同年(1936年,筆者注)以對抗共產主義勢力的進入為由,同德國籤訂日德防共協定,接近了法西斯各國。」在這裡,至少可以明確的是,東京書籍版歷史教科書對於法西斯概念的理解是較為廣義的,並非停留在狹義的僅僅指代義大利法西斯的那個法西斯概念。在這一點上,第二節第二目當中的第二和第三部分標題分別是「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和「德國的法西斯主義」即很好地印證了這一判斷。然而問題在於,義大利和德國均被定義為法西斯,那麼日本該如何被定義? 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普遍共識,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均把法西斯作為戰爭對象。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爭策源地之一的日本,當然應當被視作法西斯國家的一員。而從東京書籍版歷史教科書來看,「(日本)接 近了法西斯各國」這樣的表述顯然是將「日本」和「法西斯各國」作為兩個對立關係的概念來對待。日本是在「接近」法西斯各國,因而日本同法西斯各國是不同的。東京書籍版歷史教科書並不願意承認日本是一個法西斯國家,似乎在努力地從特殊性的敘述入手來強調自己同義大利和德國之間的距離。當然, 這種距離感的基本面是主體性的要求所決定的,課程標準也好,歷史教科書也好,只是通過這種距離感來製造概念之間的對立感,最終造成一種特殊性的錯覺。暗示個性,必然地會減弱對共性的認知。在東京書籍版歷史教科書的表述當中,日本已經不是一個法西斯國家了。
第二章第二節的第五目「日中戰爭和戰時體制」,是東京書籍版歷史教科書最後涉及抗日戰爭內容的部分。從該目的標題上來看,「日中戰爭」是「戰時體制」的原因,兩者之間是因果關係。教科書對戰時體制的描述是:「隨著日中戰爭的長期化,在日本,政府遵從軍部的要求在增加軍費的同時將國家調整為戰時體制。」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一場艱巨的、長期的戰爭。第五目第一部分的標題名為「日中戰爭的開始和長期化」,對應了第五目標題中戰時體制的原因。在陳述抗日戰爭開始的地方,東京書籍版歷史教科書還特意提及了將中國「滿洲」置於控制之下的日本,「又入侵了中國北部(華北,筆者注)」。這一表述同「滿洲事變」相接,大致講清了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背景。只是,同中國所主張的 14 年抗戰不同,東京書籍版歷史教科書將抗日戰爭的開始時間節點定為1937 年7月的「盧溝橋事件」。教科書的表述是:「以盧溝橋事件為契機,日中戰爭開始了。」在日語的語境當中,「事變」往往伴隨著軍事衝突,存在一定程度的交戰行為事實上即可認為戰爭爆發。因此「滿洲事變」和「日中戰爭」的表述還是相對來說比較模糊的,因為前者亦可被認為是戰爭行為的開始,從而被後者所包納。在日本學術界,「十五年戰爭」是近現代史研究方面比較主流的提法。內容上包括從九一八事變到盧溝橋事變乃至太平洋戰爭結束的所有戰爭歷史。顯然地,東京書籍版歷史教科書試圖以盧溝橋事變為抗戰全面爆發的開端,而將九一八事變之後到盧溝橋事變之前的部分視為中日兩國矛盾積累的量變期。可見,教科書的編者在戰爭定義這一問題上,同學術界的主流觀點存在認知偏差。通過對戰爭時間長度的重新定義,給學生留下了九一八事變到盧溝橋事變之間的時間不是戰爭狀態的印象,一定程度上開脫侵略戰爭的罪責。
帝國書院版歷史教科書在採用率上不及東京書籍版歷史教科書,在日本全國初中的採用率為17.9%,位居所有初中歷史教科書的第二位。若是將東京書籍版歷史教科書與帝國書院版歷史教科書 的採用率相加,可以得到近乎70%的數字。因此,這兩種初中歷史教科書在學校教育中的影響力是非常大的,能夠體現廣泛的教育現狀。
作為老牌的歷史教科書出版社,帝國書院同東京書籍一樣秉持著折中的態度,立場基本中立。在教科書敘述的行文上面,可以看出帝國書院版教科書的編寫者們更加在意事件與事件之間的因果聯繫,這一點也體現在標題的設計上面。帝國書院版歷史教科書同東京書籍版歷史教科書一樣,將「日中戰爭」 的開始時間定為1937年7月。在這一點上,帝國書院和東京書籍的歷史教科書編寫者們還是嚴格地遵照了一直以來的歷史觀念,將全面戰爭的爆發定為中日之間「戰爭」的開端。有關抗日戰爭的所有內容,在帝國書院版歷史教科書當中都被安排在了第三章「軍國主義和日本的走向」中。從標題來看,「軍國主義」的提法是帝國書院版歷史教科書不同於東京書籍版歷史教科書的一個地方,帝國書院似乎在中立立場上面更加傾向於東京審判史觀的立場,對二戰以後國際上的基本認識抱持了尊重的態度。但是,這個標題本身也體現了主體性,包括第四章的標題「在亞洲和太平洋擴大的戰線」也是體現了這樣的傾向。這同課程標準的要求保持了高度的一致,也同東京書籍版歷史教科書有了區別。由於對主體性的強調,帝國書院版歷史教科書更注重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大框架下面闡述日本以及日本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聯繫。在這兩個內容當中,日本本身的重要程度是高於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關係的。
九一八事變的相關內容被放置在第三章的第三節「強化的軍部和衰弱的政黨」之下,第二節的標題名為「歐美各國選擇的道路」,其中的第四部分是「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在這部分內容當中義大利和德 國被認定為法西斯主義,教科書當中的表述是「墨索裡尼和希特勒推行的獨裁體制被稱為法西斯主義」。後面又說,「以法西斯主義為本的各國同以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為本的各國之間的對立變得愈加激烈」。這一觀點契合了西方國家關於二戰觀念的建構。但問題是,帝國書院版歷史教科書如何定位戰時日本。教科書當中對日本的提法是「軍國主義」,這當然也沒錯。在對軍國主義的解說當中,教科書的表述是這樣的:「軍國主義是一種重視發動戰爭和提高軍事實力的思想。在政治、經濟、法律、教育、文化等領域將戰爭和軍隊放置在優先位置。」這一表述雖然在含義上把軍國主義的特徵進行了明 確的說明,但是並未提及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之間的關係。反倒是,在「法西斯主義的崛起」部分當中,對法西斯主義的注釋稱「以民族和國家的利益為最優先的軍國主義性質的獨裁政治的體制稱為法西斯主義」,在這當中有軍國主義的含義。但是,在這兩個概念的注釋當中,並沒有能夠將軍國主義放入法西斯主義的餘地。反倒是,法西斯主義是一種具有軍國主義特點的「獨裁政治的體制」。這樣一來,基本的判斷就是帝國書院版歷史教科書同東京書籍版歷史教科書一樣,並沒有將戰時日本明確確定為法西斯主義。但是至少同東京書籍版歷史教科書一樣,帝國書院版將日本和法西斯主義建立起了一定的關係。從效果上來看,相較於東京書籍版歷史教科書在國家外交層面上表述「日本接近法西斯各國」,帝國書院版歷史教科書在概念闡釋上的表達更為清晰,也體現出了一種拘謹。
軍國主義的基本認識確立了帝國書院版歷史教科書對於日本的主體性敘述。在第三章第三節「強化的軍部和衰弱的政黨」當中,「滿洲事變和『滿洲國』的建國」被放置在第一目當中。教科書中有這樣的表述:「這(滿洲事變)是在沒有得到政府許可的情況下由軍部中的一部分人發起的行動。在不景氣當中失去了人們信賴的內閣沒有壓制軍部的力量,提出了總辭職。」這一表述同小節標題保持了一致, 並且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九一八事變發生的原因。另外一部分原因,帝國書院版歷史教科書則將其歸結為國民政府形式上統一中國以後,有了從列強手中奪回權益的意願,並且開始建設與南滿鐵道並行的線路。在九一八事變的問題上,帝國書院版歷史教科書的態度是坦誠的,敘述也符合基本事實。在九一八事變後建立偽滿洲國的問題上,帝國書院版歷史教科書給出了帶上引號的「滿洲國」表述,同我國的 表述保持了最大程度的一致。並且,帝國書院版歷史教科書也承認了日本對偽滿洲國的控制,稱「『滿洲國』的實權握在日本手中,產業也被日本控制。並且,在不景氣之中日本還從農村向『滿洲國』進行移民活動」。這樣,即承認了侵略中國的事實。
但是,在措辭問題上,帝國書院版歷史教科書在敘述九一八事變的經過時並沒有提及「侵略」二字, 並且在對軍國主義的注釋當中也沒有出現「侵略」二字。相較對法西斯主義的注釋當中有「侵略」二字, 帝國書院版歷史教科書為什麼在提及日本軍國主義的前提下並沒有提及侵略? 這一點就值得深思了。在這裡我們能夠看到一種壓力所留下的痕跡,壓力顯然是來自於上方的。教科書敘述話語的展開被牢牢地掌握著,甚至於教科書為第三節設置的學習課題也是「滿洲事變以後,政黨政治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其重點完全落在了日本國內政治鬥爭上面了。
帝國書院版歷史教科書在敘述「日中戰爭」爆發的背景時稱:「並未止步『滿洲』,而是也向中國北部 (華北,筆者注)派遣了軍隊。」在表述當中並沒有說明任何緣由。事實上,不作任何辯解的敘述亦是對 侵略事實的承認。同東京書籍版歷史教科書一樣,帝國書院版歷史教科書也將「盧溝橋事件」作為抗日戰爭的起點。在涉及南京大屠殺的部分中,教科書的表述為:「日軍也從中國南部(指長三角,筆者注) 發動入侵,佔領了上海和當時作為首都的南京。在南京,不僅僅有士兵,還有許多平民遭到殺害(南京事件)。」帝國書院版歷史教科書並沒有像東京書籍版歷史教科書那樣,將「南京大虐殺」的表述安排在版面上。這也是因為受到了來自上方的壓力。但是,在「入侵」這一用詞上更好地表現出了日軍的軍事行動是侵略性質的。在日語當中,「侵攻」的表現形式如果用在體育比賽上,即意味進入對方半場等 場域性的活動;然而用在國際關係的領域就等同於「侵略」的表現形式了。上文提到,帝國書院版歷史教科書在章節編排上體現出了強烈的日本主體性色彩。位於第三章第四節「突入戰爭的日本」之下的 「日中戰爭」一目,已經將日本觀點下對戰爭爆發的理解解釋清楚了。同東京書籍版歷史教科書有所不同的是,帝國書院版歷史教科書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為第三章第四節之下的一個目來進行處理,其用 意在於通過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敘述來更有力地說明戰爭進入長期化的理由。在這一目的敘述當中,帝國書院版歷史教科書採用了三段式的敘述手法。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日軍無法完全佔領中國—中國遷都並獲得國際援助」。從邏輯上來看,這樣的三段式敘述手法有助於學生理清事理,更好地掌握內容。用詞上面,教科書在表述國共內戰的時候稱:「日本加緊入侵的時候,中國方面毛澤東領導 的中國共產黨卯足了全力同蔣介石領導的中國國民黨(國民政府)繼續打著內戰。」在這句話當中再次出現了「入侵」的表述。但是,這一個「入侵」發生的時間節點是在七七事變以前,也就是說,帝國書院版 歷史教科書承認了在「日中戰爭」之前就已經有日本發動的侵略行為,包括在第三章第三節當中提及的「佔領『滿洲』全部」的內容,從側面支持了14年抗戰的新觀點。在帝國書院版歷史教科書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內容的最後部分,有著這樣的表述:「這場戰爭,從滿洲事變開始計算的話,就是一場橫跨15年的戰爭。被日軍佔領過的中國和東南亞的人們歡天喜地地迎來了解放。另一方面,深刻體悟戰敗的日本人的心境,由其立場及年齡、職業和地位、性別而各異,但這是一場給每個人都帶來了傷痕的戰爭。」總的來說,帝國書院版歷史教科書同東京書籍版歷史教科書一樣,在右翼勢力壓制之下不得不在 一些敏感的地方作出了不得已的修改。然而在大的方面,依然能夠堅持和平憲法的原則,對戰爭認識的 態度也是較為端正的。雖然囿於主體性的局限,仍不失為日本編撰水平較高、觀點立場基本正確的歷史教科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