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內容轉自公眾號「團結報文史e家」
2020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周年。在這一年中，抗日戰爭史的相關論著可謂汗牛充棟，涉及到了這場戰爭的各個方面。在有限的篇幅內，欲系統而具體地將上述研究完整綜述，似乎是難以完成的任務。因此，茲僅就幾個具有鮮明特點的方面略作回顧，雖掛一漏萬，但或可供同儕進一步批評指正。
抗日戰爭的勝利固然是中國人民苦苦奮鬥的結果，作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局勢和國際關係對於中國戰事的影響也不可忽視。從學理上講，在全球史、跨國史、國際史風行的今天，戰時中外關係史研究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2020年，學界關於戰時中外關係的討論數量巨大，且呈現出明顯的國際史色彩。
國際聯盟對「九·一八」之後中日衝突的調停是近年來的熱點，研究者在今年繼續著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陳海懿延續了他對國聯調查團的持續關注，運用多國史料分別對調查報告的初步草案、修正草案和最終文本三個步驟進行了還原，深入探討了這個關鍵文件的形成過程。李珊《國聯調查團來華期間調停中日衝突的嘗試及其失敗》則從另外一個角度考察國聯調查團在華的活動。通過對武向平《滿鐵與國聯調查團研究》等新史料的運用，李珊認為國聯調查團在華期間並非僅在調查中日矛盾，而是更傾向於解決中日衝突、阻止局勢惡化，只是這樣的努力最終歸於失敗。
過去關於戰時中國外交的討論常常集中於中國與美、英、蘇等大國的關係。今年研究者對此進行了調適。譚剛和馬吟婷分別考察了戰時中法關係的兩個重要方面——滇越鐵路的接收和法中軍事合作。因為法國的早降，人們往往忽視其存在和活動，而事實上法國對於中國抗戰仍具有一定影響。今天的荷蘭已不復是一個地區強權，但二戰時荷蘭的殖民體系尚未崩潰，依然作為一個在東南亞具有極大話語權的國家存在。中荷關係顯然是當時中外關係中不可忽視的一個部分。嚴海建和侯中軍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投注到這個以往學界不太重視的國度，就中荷新約談判與之前中荷波瀾不斷的交鋒進行了探討。
有的研究甚至體現出跨國史的意味。戰時中國與世界的互動之中，很多對象是國家之外的組織、機構和群體，教會便是其中之一。而傳教士群體中，來自敵對國家的德意傳教士，更是特殊。楊衛華和張樂兩位研究者便從不同側面對於國民政府關於德意傳教士的管理和控制嘗試討論。前者的《抗戰時期中國對德意傳教士的控制政策與地方實踐》歷時性地梳理了國民政府的政策，後者則聚焦於1941年蘇德戰起至珍珠港事件之間數月的變動。
時至今日，大而化之的戰時中外關係史討論逐漸被學界所揚棄。研究者們在進一步將具體研究精細化的同時，將更多的精力放在研究對象的選擇之上。另外，國際史的眼光和多國史料的互證，也成為研究的必要基礎。
研究者們試著回到歷史現場，設身處地地感受中共武裝身處敵後的鬥爭形勢和生存狀態，對其戰略和戰術重新審視，做出更符合歷史事實的解釋。這樣的取向在2020年體現得非常明顯。
戰略問題是研究者們共同感興趣的話題。相關的論文主要有吳敏超《新四軍向蘇北發展中的國共較量》、楊利文等《由線到面:抗戰時期八路軍與新四軍的連通》、郭寧《從中原到蘇北：中共發展華中戰略及其對山東的影響》、李雷波《皖東摩擦前新四軍抗戰戰略的調整與演變》與《中共「發展華中」戰略中的八路軍、新四軍及其角色轉換》。過去人們對於八路軍在華北的戰略展開頗為關注，沿著這樣的思路，研究者對於新四軍在華中如何打開局面也提出疑問。事實上，新四軍進入蘇北的過程比想像的要複雜曲折，既有反覆的計算謀劃又有無數的機緣巧合，其產生的積極效果也值得高度關注。
中共武裝的戰術，以及和戰術相關的技術，也是今年的熱點。敵後根據地的對日作戰，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問題，不可籠統地要而論之。孫健偉《「黃金抗戰」——膠東抗日根據地的黃金鬥爭與運金延安》發現從根據地到後方的秘密通道，宋弘《「滅敵人耳目」：中共華北抗日根據地的打狗運動》探索根據地為了生存發動群眾的一個典型案例，鄒鋮《全面抗戰時期八路軍作戰原則探析》展現1942年之前中共在運動戰和遊擊戰之間的糾結。技術方面，葉銘簡析了中央軍委參謀部門的職能和作用，齊小林系統梳理了八路軍的彈藥來源問題。
上述研究與其他與戰時中共相關的研究共同構成了一幅豐富的圖景，充分展示了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探索前行的艱辛和不易——通過不斷地嘗試和調適，中共才逐漸閱讀並理解全民族抗戰的精髓，並有針對性地做出因應，符合歷史更符合邏輯。
2019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推出的八卷本《中國抗日戰爭史》第四卷「戰時軍隊」首次較為系統地探究了國民黨軍隊的組織形態，但這並不意味著研究的結束，反而它激發研究者們更進一步地對相關問題開展討論。
在2020年，研究者似乎對於國民黨軍的士兵相當關注，也貢獻出較多深入的論述。隆鴻昊和於寧分別考察戰時第九戰區的士兵訓練和戰時初期南京的傷兵救護。鄭發展再度審視了兵役這個久盛不衰的問題，並著重觀察蔣介石的言論和行為。姜濤的《再造黨軍：知識青年從軍運動與青年軍》，成功地重新詮釋了知識青年從軍運動。該論文通過細密的復盤，揭示了蔣介石發動這場運動的真實目的不僅在於吸引青年學生，更在於再次打造一支由黨團員組成的、帶有濃厚國民黨意識形態的黨軍。
這樣改變學界既往認知的研究還有不少。項浩男基於《黃體潤日記》的考察，找到了一個國民黨敵後抗戰的實例，並試圖展示其生存策略。國民政府的海軍抗戰是歷來研究的缺失點，賀懷鍇考察海軍在長江流域的敵後遊擊戰，強調其布雷作戰對於日本海軍的打擊效果。蔣寶麟討論了一·二八停戰後的上海市保安隊與八·一三戰事的關係，指出該保安隊的存在在相當意義上幫助張治中確定先發制人的戰略。
在既有研究基礎上新意迭出的討論，還有葉銘關於聯絡參謀和參謀視察制度、陳崢等關於桂南會戰軍民合作站、張燚明關於國防最高委員會「國際問題討論會」、高翔關於戰前兵工署對陸軍兵工業的整理、姬凌輝關於戰前國民政府軍事衛生人員訓練工作等多篇論文。這些研究相互映照、互為表裡，共同完成著戰時國民黨軍隊組織形態的拼圖。隨著類似研究的不斷出現，國民黨軍隊的形象變得益發清晰而豐滿。
吳敏超的《抗戰變局中的華東》，可謂是2020年度最受歡迎的抗日戰爭史書籍之一。這本關於華東區域的抗戰史著作，「地方光譜」是作者不斷強調的關鍵詞。過去的研究要麼忽視地方，慣常於站在中央層面俯瞰各個地方；要麼以地方為例，試圖用地方的個案反映一個更加普遍的問題。吳敏超選擇了第三條路線，即以平視的目光，觀察在地方的抗戰。
這樣的眼光不僅是吳敏超的學術自覺，而且是學界同人不謀而合的共同體認。2020年，相當多的論著也立足於各個地方，挖掘其地方獨有的抗戰歷史，展現這場戰爭的多歧互滲。淪陷前後的香港，各方勢力匯聚，政治氛圍波譎雲詭，孫揚和遊海華分別考察了這一孤島上的國共組織建設與知名人士的大營救活動。作為抗戰大後方的西南，其與中央的關係也相當微妙。劉宇復原了「雲南王」龍雲在戰時反蔣擁共的轉向，黃天華則解開了戰爭後期西南各實力派籌組「西南聯防政府」的秘密。
有意思的是，研究者們不但將目光轉移到地方，還傾向於將目光下沉到基層社會。在這裡，區域常常可以小到一個專區乃至一個縣。梁坤注意到蘇魯豫皖四省交界湖西地區國共關係的演變，強調某個特定時期雙方的合作與配合。無獨有偶，劉本森考察山東對崮山戰役的始末，復原國共雙方摒棄前嫌、攜手殺敵、建立統一戰線的史實。鄧達宏發現了潮汕到廣西的秘密物資通道「東興匯路」，稱其為抗戰中的海上「滇緬公路」。劉巖巖將具有「小上海」之名的安徽界首作為對象，指出戰爭狀態下特殊的地理位置、人口流動和物資集散對於城鎮發展的巨大影響。
前述觀察在地方的抗戰，其中的「地方」包括大後方、交戰區，更包括廣大的淪陷區。過去學界困於各種原因，對於淪陷區的研究較為隔膜。近年來西方研究者關於這類研究的深入，鼓勵著國內學人紛紛涉足這個領域。2020年，關於淪陷區社會、經濟、民眾的研究較以往有所增加，其大多數研究都相當具體。
2020年第1期《民國檔案》組織了三篇與淪陷區相關的筆談論文。江沛指出從民國—國家立場出發關注民眾生存法則的必要性，強調其中存在的戰爭創傷、區域差異、階級差異和不同的心態。張生回顧了日本在南京建立殖民統治的過程，提示第三方勢力即其他外國對於日本的制約以及對中國人民的庇護。周東華等則從史料的角度出發，分析圖像作為研究淪陷區資料的價值以及不足，建議發掘圖像背後的真相，破除圖像的虛構。
具體的研究各有側重。石善濤選擇了大連自由港作為對象，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打著對華貿易幌子實施經濟掠奪的行為。郝昭荔以青島偽市長姚作賓為個案，呈現了劇變時代中個體的沉浮、抉擇及戲劇化的人生歷程，提示著漢奸的多重面相和複雜心態。周東華的研究對象系日軍對淪陷區的佛教「宣撫」工作，其考察的個案是杭州的日華佛教會。日軍通過這個組織進行的「親善」活動，意在消弭淪陷區民眾的民族認同和抵抗思想。張聖東注意到了偽滿軍中的一個特殊群體——日系軍官，力圖展現這支軍隊內部構成的獨特性和複雜性。
以上五個方面的研究各具特點。除此之外，2020年度關於戰時的經濟統制、戰時中國對於世界局勢的觀察、戰時重要概念的嬗遞，尤其是中國抗戰的對外對內宣傳，也是值得關注的亮點。限於篇幅原因，本文難以一一概述，敬盼同仁、方家諒宥。
作者：陳默
編輯：王富聰 孫靖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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