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易幟，是張學良維護國家領土不被肢解的一次重大行動。日本炸死張作霖的目的是企圖利用東北時局動蕩，發動武裝侵略，東北領導人的處變不驚，使這一陰謀落空，日本轉而策動張學良擺脫南京中央政府，搞獨立王國，並多次採取政治恫嚇、軍事威脅的手段，粗暴幹涉和阻撓東北易幟。面對日本咄咄逼人的囂張氣焰，張學良始終表現出一種不畏強權、不卑不亢和巧妙周旋的鬥爭藝術，從而挫敗了日本企圖肢解東北的險惡用心，阻止和延緩了日本對東北的大舉進攻和軍事佔領，維護了國家的主權完整和領土統一。
東北易幟，是張學良維護國家統一的一次實踐。張學良雖出身於封建軍閥家庭，但由於周遭政治環境的影響及所受西方民主思想的薰陶，使他早在青少年時期就產生了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長期隨父東徵西討，有感於官兵傷亡，人民流離失所，逐漸萌生了強烈的「息內爭、御外侮」的思想。皇姑屯事件的發生，促使張學良的反帝愛國思想更加堅定。易幟過程中，張學良一面妥善穩定東北政局，防止日本人乘機挑起戰端，一面積極與南京國民政府商洽易幟事宜，力主和平促成統一，從而避免了東北人民因易幟再次被捲入內戰的危險。
東北易幟，標誌著張學良國家統一觀的初步形成。當時的國家統一不僅僅是中國的內政問題，它涉及包括東北集團、南方集團和日本在內的中日兩國三方的複雜關係，是中國近代史特別是中華民國史上的重大問題。張學良在處理這一問題的過程中，顯示了他非凡的政治才能和審時度勢的政治頭腦。東北易幟是張學良登上政治舞臺後，第一次獨立處理複雜的政治事務，他沉著、冷靜，從容應對。對外方面：一方面對日本的幹涉行徑進行堅決的抵制，另一方面機智地利用英、美等國牽制日本。對內方面：與南京蔣介石政府方面展開了長達六個多月的談判，始終堅持東北人治理東北的方針，迫使南京國民政府方面接受東北的有條件妥協；另一方面積極果敢地處理了來自東北政界內部的反對派，使東北易幟得以順利進行和最終實現，為其日後主政東北贏得了寶貴的和平建設時間。從某種意義上說，東北易幟對於促進東北地區政治穩定、經濟繁榮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張學良的國家意識——易幟信念和對比他年長14歲的蔣介石國家統一觀的認同及個人依賴，已經遠遠超出了父親被炸的「私仇」、「家仇」，達到了新的政治境界。蔣介石為加強政治基礎，能夠站在東北當局的立場上，充分理解東北集團的地方利益和所處的特殊環境，採取了一系列靈活讓步的積極政策和態度。如不顧國民黨內「張學良不過是軍閥」的批評，任命張學良為國民政府委員；為不使張學良為難，制定了東三省對外問題由中央負責、東北「內政仍由現職各員維持，概不更動」，重大人事問題，由張學良提出，然後中央發文任命。這些都表明蔣介石接受了張學良東北情況特殊，應特殊考慮，東北與中央「分治合作」的提議，從而消除了張學良的顧慮，使東北易幟得以最終實現。
歷史本身就是合力的結果。日本學者西村成雄說，實際上炸死張作霖，在雙重意義上成了促進中國的政治統一的契機。日本給中國提供了始料不及的歷史轉折點。第一，在奉天內部，完成了新老交替，張學良具備了掌握實權的條件。為什麼以張學良為首的中國年輕人能夠得勢？關鍵在於東北地區政治已超越了日方對奉天派的認識。東北地區資本主義經濟一定程度的發展，產生了新的社會基礎，日本萬沒料到，它的行動恰好起到了助卵孵化的作用。第二，在奉天派軍閥完成新老交替的基礎上，蔣介石等國民黨勢力在東北找到了政治共鳴的基礎，具有先進思想的張學良就是其中的代表。蔣介石等這才成功地將與日本關係微妙的東北，比較安穩地拉進了全國統一的政治磁場中。
合力並非均力，諸多力量促成了歷史，在諸力作用中我們總能找出一種力量是決定性的。我們不否認促成東北易幟是合力的結果，蔣介石靈活體諒東北，日本的「助卵孵化」，國民要求統一的呼聲，都不可忽視，但在諸力之中，張學良的作用怎麼說都是至關重要的，其他力量無法比擬。蔣介石靈活體諒的作用，增強了張學良易幟的信心，如果張學良沒有統一的國家信念，怎麼靈活體諒也無濟於事；日本「助卵孵化」，「助卵孵化」的前提是「助卵」，如果「卵」是「石頭」，怎麼也「孵化」不出新的生命；「呼聲」只對那些聽得見的人起作用，如果不聽，呼聲只能繼續呼之。
當日本NHK記者問張學良：「先生願意服從國民政府，是不是因為令尊張作霖被暗殺所致？」張學良回答：「即使我父親沒有被日軍所殺，我也會走上這條路，因為我一直主張中國統一。那時對自己國家力弱，我非常傷心，所以不是父親之死動了我的心。不過因為這個事件，往後我更加努力於抗日運動，卻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張學良的部下盧廣績在接受NHK採訪時說：張學良富有愛國心，同時感到光靠東北的力量不足以與日本對峙，要依靠全國的力量。於是他掛起了青天白日旗，加入了國民政府。對我們來說，這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我們奉軍共有30萬兵力，也有海軍，還有飛機。當時蔣介石的軍隊不過20萬，既沒有海軍，也沒有飛機。從軍事力量上說，我們的力量比對方大。所以如果張作霖在世，我相信東北絕不會服從國民政府。但是張學良為了國內統一，為了對抗外國，認為中國必須統一，便毅然掛起了青天白日旗。
唐德剛教授也作了類似的評價：張學良於1928年底的易幟，與中國內戰史上的「勢窮來歸」或「變節起義」是截然不同的，「在三千年的國史上也鮮有先例。」東北當局當年處於日俄兩強夾攻之中，南京策士曾有「以外交制奉張」的建議。反過來說，張學良如果國家觀念淡漠，又何嘗不可「挾寇自重」呢？在中國的歷史中，封疆大吏「挾寇自重」者，不乏其人，安祿山、石敬瑭、張邦昌、吳三桂和後來的盛世才，都曾借邊疆局勢複雜，巧借外力，以求做「土皇帝」，學良何嘗不可依違其間，待機而動呢？但是學良不此之圖，偏要易幟，歸順中央，促成國家統一。因此唐先生才評價張學良易幟是「三千年的國史上也鮮有先例！」此論不無道理。東北易幟，宣告了中國自清末以來分裂割據之混亂局面的結束，實現了中國的統一。儘管是表面上的、形式上的統一，但對長期處於內亂不斷的國家來說，這種統一不僅是迫切需要的，而且也十分重要。它是實現真正統一的起點，它讓人們看到了統一的希望。
東北易幟，標誌著張學良國家統一觀的初步形成。
本文摘自《孤獨百年：張學良的思想人生》，王海晨 著，當代中國出版社，201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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