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面壁者」為神佛「治病」
工作中的李雲鶴。A08-A09版圖片/受訪者供圖 圖片來源：新京報
一副棕框眼鏡架在李雲鶴的國字臉上。
若隱若現的白線把鏡片分成兩塊，挑起眼睛走路時，就用上面的平光鏡；垂下眼睛工作，就用下面的老花鏡。
他是莫高窟的壁畫修復師，「行醫」63年，修複壁畫4000餘平方米。如今86歲，硬朗，身量挺拔，牛仔工服一披就去工作，手腳利落，帽子底下頭髮花白。
春末的洞窟，空氣陰冷。李雲鶴攥著金屬欄杆爬上腳手架，然後蹲下身，視線穿過老花鏡，抵達壁畫上「生病」的眾神。
這樣的場景李曉洋見過無數次。從有記憶起，爺爺李雲鶴便每天「扎」在洞窟裡。
1956年，李雲鶴來到莫高窟，成為第一位壁畫修復師；1990年，叔叔李波開始跟隨爺爺修複壁畫；2011年，李曉洋也拿起了接力棒，從此三代人一起為壁畫上的神佛「治病」。
為莫高窟續命，是個漫長而持久的過程；在千年壁畫面前，幾代人的青春也短得不值一提。如今，李曉洋能獨當一面了，叔叔李波早是一位成熟的修復師，而耄耋之年的爺爺李雲鶴依然每天爬腳手架、拿修復刀。
經過三代「面壁者」的修復，飛天的華裳重新飄逸，神佛的眉眼漸漸清晰，饕餮、僧侶、殿堂和塵世風物，也都離原有的模樣更近了一步。
莫高窟386窟壁畫起甲病害修復前後對比。圖片來源：新京報
面壁者
2019年，四川成都，寶光寺。
念佛堂北壁，一幅長4.21米、寬2.97米的《釋迦涅槃圖》「生病」了。受地質災害影響，顏料層和地仗層(位於牆體和顏料層中間的泥層)發生了脫離，裂縫蜿蜒著爬上壁畫，再不進行保護，將會造成繼續空鼓斷裂甚至垮塌。
在柳絮開始四處飄落的季節，1989年出生的修復師李曉洋來到這裡主持修復工作。
工具箱裡裝著的，是來自莫高窟的經驗和技術，每年，莫高窟修復師們都會應邀到國內其他地區幫助修複壁畫。
同一時間，叔叔李波即將開始修復莫高窟第465窟的壁畫，爺爺李雲鶴在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長達四年的雕塑和壁畫修復項目正處於收尾階段。
1956年春天，在山東讀高中的李雲鶴準備前往新疆「支援建設」，中途在莫高窟短暫停留。在時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常書鴻的勸說下，李雲鶴留在了莫高窟。
三個月的試用期過後，常書鴻說：「小李啊，我給你分配個工作，不但你不會，咱們國家也沒有會的。現在只有自己想辦法。」
小李被分配的工作，是修復莫高窟的壁畫。
如今「小李」變成「老李」，兒孫漸次入行。「李波自己回來的，孫子是我『哄』回來的。」
「從小在這種環境下長大，父母在飯桌上聊的都是莫高窟。」李波說，「順理成章地就回到這裡工作。」
李曉洋的高中和大學在澳洲就讀，20歲出頭的年輕人，對未來的想像是澳洲充滿新鮮感的人和事，或是國內一線城市窗明几淨的辦公區。
不過，爺爺李雲鶴說：「要不然這樣，你跟上我一年到兩年，實在不行你再改行，完全可以。」
就這樣，李曉洋決定留下試試。
李曉洋在修複壁畫。圖片來源：新京報
4月，李曉洋和同事們站在腳手架上，拿著注漿管，插入到壁畫和牆體中間的縫隙中，把配製好的膠結材料吸入注射器，然後通過注漿管灌入壁畫的空鼓部位，再用壁板支頂，將壁畫貼回牆體。
在時間的侵蝕下，壁畫遭遇的病害有空鼓、起甲和酥鹼等等，它們讓精緻的圖案變得模糊、破損，有時像鱗片一樣翹起，有時結滿白霜，有時甚至變得疏鬆、脫落。
修復師們的工作，就是拿著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工具，除塵、填墊、脫鹽、粘結、按壓、支頂……幫助壁畫對抗時間。
在寶光寺，李曉洋發現同樣的材料、同樣的工序，有一小部分的壁畫無論如何無法回貼，迫於無奈，他把顏料層揭取了下來，然後發起了和爺爺的視頻通話，請爺爺「支支招」。
在爺爺的遠程指導下，李曉洋重新做了一個載體層，把空鼓壁畫貼了回去。
這不是他第一次遠程求助爺爺了，在著手修復的一個月時間裡，他和爺爺有過兩三次視頻通話，請爺爺出謀劃策。等到全部空鼓壁畫回貼到地仗層後，李曉洋將會和同事一起對這個12平米左右的壁畫進行「整體揭取」——這也來自爺爺的建議。
成都地區空氣溼度大，牆體的水分會對壁畫表面造成破壞，「整體揭取」，是將前面的壁畫固定住，然後打開牆體，在壁畫背面安裝金屬架，將壁畫掛在重新壘砌的牆體上，中間留有八到十釐米的距離，既能降低水分對壁畫的傷害，又能減少地震時帶來的損傷。
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李雲鶴應邀到塔爾寺修複壁畫，按照以往的修複方式，一百多平米的壁畫將會被切割成小塊揭下來，李雲鶴初次創新，使用了「整體揭取」的辦法。工程結束時，寺廟的活佛問李雲鶴：「李老師，我們這個壁畫你怎麼沒修？」李雲鶴樂了，把對壁畫的損傷降到最低，是他最希望達到的目的。
「祖師爺」
2012年，河北曲陽，北嶽廟。
這是李曉洋第一次上手修複壁畫，在爺爺的帶領和指導下，拿起了修復刀。
北嶽廟的東西兩壁上，繪著巨幅的「雲行雨施」和「萬國顯寧」圖，旗幡和衣袂線條柔和，蒼龍若浮若動，70餘個人物形態各異。不過，多種病害共存於這些壁畫上，李曉洋和同事們花費了兩年時間，才最終完成修復。
此前的時間裡，李曉洋都在給爺爺「打下手」，和泥、遞工具、學習。李雲鶴敬惜文物，輕易不會讓新人上手，經過一年多的「學徒期」和「考察期」，李曉洋才第一次接觸壁畫。爺爺李雲鶴挺滿意：「別說，他真正幹起來，做的工作還真能符合你的要求。」
50年前，李雲鶴第一次以修復師的身份進洞窟，是開鑿於晚唐的莫高窟第161窟。壁畫起甲嚴重，門打開，風一吹，壁畫「像雪花一樣洋洋灑灑落下來」。許多年後，李雲鶴在不同場合回憶起這個場景，還是會連說「看了就心痛」。
在當時，只能一點點把脫落的壁畫收集起來，然後人工貼回去。不到60平米的壁畫，李雲鶴們一小片一小片地修，700多天後才全部完成。
後來，人們無數次提起161窟，它是敦煌研究院歷史上自主修復的第一座洞窟，也是國內壁畫修復保護的起點。
那時的莫高窟幾乎沒有任何文物保護的設備和工具，面對一片一片生病的壁畫，用什麼修，怎麼修，都靠李雲鶴自己摸索。
沒有儀器做實驗，就跑去廚房，用爐子烤，用鍋煮，通過高溫來觀察材料性能；屋裡屋外、白天晚上地做對比，來尋找最理想的材料。
當時敦煌研究院請來捷克的專家幫助修復，關於修復材料和工藝，對方始終保密，李雲鶴就在旁邊「偷師」修復過程，專家走後，李雲鶴自己摸索著用毛筆、滴管、注射器等各種方式修復，最終選定了注射器作為膠結材料注滲的工具。
膠結材料注射完，需要將壁畫回貼到地仗層，李雲鶴嘗試鋪上一層紗布然後按壓，「布紋會壓到壁畫上，修過的壁畫像罩了一層網子。」後來換成塑料布，發現容易把壁畫粘下來；最終想到裝裱畫用的紡綢，既能吸水，還有細膩的質地。「就這樣慢慢自己總結了一套修壁畫的工藝流程。」
李波說，那幾十年是莫高窟的「搶救性保護時期」，「在當時，受到人力、物力、財力、認識等等方方面面的局限，大家處於一個被動狀態，如果不去搶救，可能是完全的損毀。」
李波在修複壁畫。圖片來源：新京報
有媒體報導，1943年，畫家張大千臨摹完壁畫，準備離開敦煌，臨走時對常書鴻說：「我回去了。你待在這裡，是一個長期的甚至無期的徒刑。」
後來，常書鴻在這裡待了一生，他的墓建在九層樓對面。李雲鶴也留了下來，在窟區馬廄改成的員工宿舍住了將近30年。那排南北延伸的土房子，裡面搭著土炕、土桌和土凳，睡覺時會有灰塵撲簌簌落在臉上，第二天一早鼻孔裡都是黑的。
夏日酷暑，強烈的太陽輻射足以灼傷皮膚；冬季酷寒，人們裹著帶羶味兒的羊皮襖子過冬。人們最常吃的飯是白水煮麵條，前面放著一碗鹽巴一碗醋，拿戈壁灘上的紅柳枝當筷子，一頓飯就在騰騰的水汽中吃完了。
修自來水是八十年代之後的事了，那之前，李雲鶴們吃的是苦口泉的水，鹽分高，味道苦澀，「剛來的時候都要鬧一個月肚子」。
直到1985年才搬到一兩公裡外的公寓中。九十年代，院裡想要給他在省會蘭州分房，離開一線從事研究工作，李雲鶴沒同意，「我修了一輩子壁畫，弄我到蘭州幹嗎去？不如待在敦煌守著這些東西。」
1998年，李雲鶴被敦煌研究院返聘，繼續「扎」在洞窟裡修壁畫。
到如今，這位常書鴻口中的「小李」已經86歲。他做了63年修復師，4000餘平米壁畫經歷過他的「醫治」，晚輩們叫他「爺爺」，也說他是「壁畫修復領域的祖師爺」。
「醫德」
莫高窟距離敦煌市區25公裡，沙丘、戈壁，四周是千篇一律的黃色。李曉洋的童年時光，有很長在莫高窟度過。住處距離九層樓不到50米，每天黃昏，李曉洋就被「派」去洞窟喊爺爺吃飯。
130窟前面曾經有一片小池塘，春夏一到，總能從裡面抓到小青蛙，時間長了，大家給池塘起名「青蛙池」。
洞窟門口的水泥斜坡是小孩子們的天然滑梯，李曉洋經常在口袋裡裝上滿噹噹的沙子，然後拎著一個小紙板跑去玩，沙子一撒，紙板一鋪，一屁股坐上去，就嗖嗖嗖地滑到底。
每年聖誕、元旦等節日，敦煌研究院會把小孩子們全都召集起來，在食堂大廳，李曉洋們一邊吃水果和零食，一邊聽老師講壁畫故事，九色鹿和捨身飼虎是每個「窟二代」的童年符號。
那時候，李曉洋覺得壁畫修復工作很酷，聚精會神地坐在壁畫前，拿著工具，像醫生給患者治病。因為要援助兄弟單位，爺爺和叔叔經常四處出差，指導修復國內其他地區的受損壁畫，在李曉洋眼裡，「那時候最大的夢想就是有一天『出差』這個詞可以安在我身上，覺得特別洋氣。」
不過，十幾年過去了，李曉洋也成了一位修復師，卻發現這份工作並沒有自己想像中的「高大上」。剛剛入行時，他每天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不知道自己做這些有什麼意義。」
讓李曉洋印象最深的是石家莊毗盧寺的壁畫，因為酥鹼病害嚴重，僅僅一塊40釐米高60釐米長的壁畫就花費了他三天的時間，乾燥、脫鹽處理、二次加固……許多道工序。
一位當地的老人經常來看他們修壁畫，有一天終於忍不住開口：「小夥子，我前兩天來你就坐在這兒，怎麼今天還在這兒？」
「每天坐在同一個地方，重複同樣的步驟，有時要幾百上千次，一天下來胳膊都酸了。」李曉洋說，「當時覺得真枯燥。」
類似的感受在年輕人中並不罕見。80後壁畫修復師付磊原本在部隊裡當兵，退伍後來到莫高窟工作。早晨，在部隊時的跑操時間，他要坐在洞窟裡修壁畫；上午，在部隊時的訓練時間，他要坐在洞窟裡修壁畫；下午，在部隊時的體能時間，他還要坐在洞窟裡修壁畫……付磊覺得「鬧心」，起初那段日子，時不時要出去走走。
來自河南的喬兆廣也有類似的經歷，剛入行時，一到正午就早早放下手中的活兒準備吃飯，幾個年輕人在洞窟門口等啊等，也不見師父們出來，又不好意思進去叫，只能在門口瞎溜達，眼看著已經過飯點半小時，實在熬不住了，跑進洞窟裡叫師傅，「還以為他們沒看表，其實根本就把時間給忘了。」
「我師傅是李雲鶴老師的徒弟。」喬兆廣說。如今這些80後成了修復師隊伍的中堅力量，也開始帶徒弟了。很多人會感嘆，連86歲的「祖師爺」李雲鶴都還在一線工作，「我們有啥理由不好好幹呢？」
出差援助其他單位修複壁畫時，住宿條件經常很艱苦，但李雲鶴睡簡陋的招待所可以，睡帳篷可以，睡「一颳風一身土」的洞子裡也不說什麼。
如今在榆林窟工作，四下無人，戈壁灘廣闊無邊，李雲鶴和其他修復師們就住在臨時搭建的簡易房中，「兩片鋁片夾著一片保溫板。上班時間幹工作，下班時間聊天，聊的還是工作那點事。」
李波記得，1994年，他跟隨父親李雲鶴去青海塔爾寺修複壁畫，夜裡住在喇嘛的房間，忙了一天，關燈後他很快睡著了。沒多久突然被父親叫醒，要探討怎麼修復才能讓壁畫狀態最好。「藏傳佛教的壁畫都會在表層刷上防護膜，所以顏料起甲特別難修。」李波說，那是他入行的第四年，父親第一次以同行的口吻和他討論工作問題，「那次之後就成常態了，經常夜裡突然被叫醒，交代一些事情，或者要聽聽我的看法。」
前不久，他在榆林窟和父親一起做塑像修復工作，夜裡三點多了，迷迷糊糊被叫醒，「雕塑嘴型上的高低起伏你考慮到了沒有？」李雲鶴一邊說著還一邊拿起手機，翻出照片，繼續看雕塑嘴角的陰影和線條。
作為李雲鶴帶出的徒弟，李曉洋和叔叔李波都聽過無數次關於「醫生」的比喻。李雲鶴經常說，醫生給病人輸液，扎疼了還會被抱怨，但修復師給壁畫治病，文物不會說話，所以更要有醫德，更要有敬畏心。
在杭州修復鳳凰寺的壁畫時，一個學生不小心把壁畫粘到了手上，「這很正常，掉下來也很正常，但是你得給貼回去，結果這個娃娃隨隨便便把這塊壁畫從手上給彈走了。」李雲鶴回憶，「我把他給攆回去了。」
和風賽跑
2012年的夏天，李曉洋工作的第二年。一個傍晚，他和爺爺結束工作從現場走出來，有親人打來電話問候，李雲鶴拍了拍身上的土，坐到洞窟旁的小石墩上。
盛夏的西北，六點鐘的陽光依然刺眼，光線漫在李雲鶴臉上，閃著密密麻麻的白色胡茬。在李曉洋印象中，爺爺身體一直非常好，從沒老過。他有點出神：「雖然他嘴上不說對我的期望，但是能感覺到他把這個東西看得比他生命還重要，他希望我能繼續做。忽然覺得到我選擇自己人生方向的時候了。」
讓李曉洋最終留在這個行業中的「決定性瞬間」發生在2014年。那一年，他和同事在莫高窟第360窟開展修復工作。
平日裡，壁畫被腳手架隔成小塊，修復師坐在壁畫前十幾釐米的位置，看到的是顏料、晶體、牆壁和泥土，加上壁畫起甲嚴重，光線照過來，影子亂糟糟，根本看不清原壁畫的模樣。
項目完工的那天，所有腳手架被拆走，李曉洋站在自己修復好的壁畫面前，突然被感動了：360窟北壁，藥師經變圖，不到一米高的文殊菩薩像在自己修復後重新顯現出來，巴掌大小的臉上，「眉眼、鼻翼、嘴角，太細緻了，線條特別好。」李曉洋回憶，「當時就覺得，如果不是我們修復，好多人再也看不到這些東西了。從那一刻開始找到了成就感。」
平日裡，李雲鶴經常囑咐年輕修復師們：「從事修復行業，不要做了幾年，就覺得自己翅膀硬了、夠吃老本了，必須不斷總結日常的經驗，不斷學習新的技術。」
李波說，從八十年代開始，莫高窟的文物保護進入科學保護時期，壁畫修復前要進行地質調查、環境監測，用新技術、新材料保護洞窟。
李雲鶴在莫高窟工作了60餘年，李波的修復刀也捏了將近30年。老一輩的修復師們見證了許多歷史節點。1997年起，敦煌研究院參與「中國文物古蹟保護準則」的制定工作，那是第一個指導中國文物古蹟保護行業的規則和標準。
接力棒傳到年輕人手中，如今是李曉洋從事壁畫修復的第九年。他所經歷的，是莫高窟「預防性保護時期」，保護者們「通過對文物保存環境、條件的合理科學的幹預調節，來達到文物少害病、延年益壽的作用。」
李曉洋漸漸發現，這是個沒有盡頭的行業。「唐朝的壁畫和五代的壁畫有區別，山西的和河北的也不一樣，像這一次在成都，和在敦煌就有明顯的不同，成都的溼度特別大，自然環境特別不利於泥質文物的保存。」沒有什麼秘訣，只能不停地思考對策，解決問題。
正在莫高窟465窟工作的叔叔李波也遇到新的問題。古代工匠把礦物原料磨成粉，摻入膠結材料，然後繪製到牆壁上。李波發現，和莫高窟的其他洞窟相比，465窟壁畫上的膠含量明顯偏高，這導致顏料層的起甲病害特別嚴重，並且起甲部分硬度、脆度很高。
李波和同事們在無數次實驗後，最終決定增加膠結材料的溫度，「使原有材料在新材料溫度的影響下，達到一定的滲透和軟化，這個時候回貼失真最小。」
許多新的技術開始應用在壁畫修復上。例如在修復中膠結材料的濃度，過去，修復師憑藉經驗和感覺來決定，如今則通過研究設備對壁畫成分、病害類型和程度、產生機理等進行分析，然後給出精準的數據，從而決定膠結材料的濃度和比例。
「壁畫保護是一門學不完的學問。」直到現在，八十多歲的李雲鶴都還在學習新的高分子修復材料的使用。
如今，開設壁畫修復相關專業的院校越來越多，每到節假日，也有很多年輕人來到莫高窟研學或是從事志願者工作，不過，修復師們說，或許因為工作環境偏遠、乾燥，或許因為工作性質辛苦、枯燥，他們中留下來修壁畫的鳳毛麟角。
「莫高窟的最終結局是不斷損毀，懷抱琵琶的飛天和斑斕的佛國世界遲早會消失，我們這些人用畢生的生命所做的一件事就是與毀滅抗爭，讓莫高窟保存得長久一些再長久一些。」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不止一次說起類似的話。
時間是莫高窟最大的敵人，「與毀滅抗爭」的緊迫感，漸漸傳遞給莫高窟的保護者們。
去年，有媒體想要拍「守護者」的故事，找到了李氏祖孫。短片中，李曉洋扶著爺爺爬上長長的石階，站在洞窟門口。
鏡頭搖過沙漠、戈壁，以及攀滿斷崖的蜂巢般的洞窟，李曉洋說：「爺爺一輩子都在和風賽跑，他說，這是一場註定會失敗的比賽，但我們偏偏要逆天而為。哪怕和風耗盡一輩子，也要為後人留下不能複製的文明。」
採寫/新京報記者 王雙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