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傅雷夫婦逝世50周年。1966年9月3日凌晨，傅雷夫婦從一塊浦東土布做的被單上撕下兩長條，打結，懸在鐵窗橫框上。他們還在地上鋪了棉胎，以免把方凳踢倒時發出聲響。就這樣，傅雷夫婦雙雙離開人世。這一幕，在上海作家葉永烈的報告文學《傅雷之死》中第一次得以還原。
2016年澎湃新聞記者曾走進葉永烈家中，他為澎湃新聞記者打開了專門存放傅雷親友採訪資料的藍色箱子，裡面還有幾個不同版本的《傅雷家書》，都是傅雷兒子傅敏所贈。在那個下午，他翻著這些檔案資料，再一次講述傅雷夫婦最後的故事。
葉永烈家頂樓的遊泳池被改造成有五萬冊藏書的書房，還存放著多個鐵皮檔案箱。
自殺前，傅雷夫人讓保姆「明天小菜少買一點」1985年7月，葉永烈在上海公安部門的幫助下找到了傅雷夫婦的死亡檔案。
這份死亡檔案上清楚地寫著傅雷夫婦屬「上吊自殺」，死者傅雷「頸部有馬蹄狀索溝」。而死者身份那欄，赫然寫著兩個字——「右派」。
其實，在看到死亡檔案之前，葉永烈都以為傅雷夫婦是喝敵敵畏自殺的。因為傅雷夫婦自殺時唯一和他們住在一起的保姆周菊娣是這麼說的。「連傅聰和傅敏都這麼以為，就是聽了保姆（周菊娣）的話。」「後來我才知道她（周菊娣）為什麼說他們是服毒自殺。」
到了9月3日早上9點，主臥裡依然沒有傳來任何動靜。按傅雷家的規矩，保姆不好隨便進主人家的臥室。但主人那麼晚還沒起來，周菊娣有點懷疑——會不會出了什麼事情？她還想起前一天晚上，傅雷夫人朱梅馥說過一句怪怪的話「明天小菜少買一點」。
周菊娣去敲門，發現主臥門沒有反鎖。「她一看有人死在那裡，沒有太看清楚就梆梆梆地跑去居委會那裡，居委會再去派出所報告。」葉永烈說，當時派出所的戶籍警叫左安民，是第一個進入傅雷夫婦自殺臥室的人。左安民跑得很急，門用力一開，傅雷就落下來了。
左安民把傅雷扶好，放在躺椅上，再把傅雷夫人放下來。周菊娣這時候還是心驚膽戰，後來好不容易進臥室了，看到傅雷身上有好多紫色屍斑，以為這是服毒自殺形成的。又因為傅雷夫婦養花，花有蟲，買了敵敵畏，周菊娣便以為兩人是喝了敵敵畏。「她對傅敏、傅聰這麼說，所以傅敏、傅聰也這麼說，就有很多人傳開傅雷夫婦是服毒自殺的。」
「我起初也是按服毒自殺來寫報告文學《傅雷之死》的，就要發表時有人告訴我，『文化大革命』在那個年月雖然很亂，但傅雷是名人，按照上海當時的情況傅雷死了一定有死亡檔案。」於是就有了葉永烈到上海公安部門的查檔，「一看這麼厚，非常詳細地記錄了他的死……我還找到了為傅雷夫婦做屍檢的法醫，法醫告訴我他們當時沒有查出什麼毒液，就是自縊身亡。」
「所以現在關於傅雷之死的描寫，有的說是傅雷夫人先上吊，然後傅雷再上吊。有的說他們上吊之前還說過什麼話。這些純粹屬於胡編，因為檔案裡沒有。」葉永烈如是說。
上海市人民檢察院法醫檢驗所有關傅雷的屍體檢驗證明書複印件。
「傅雷要特務回來，那傅雷也是特務」死亡檔案中的《周菊娣陳述筆錄》記著周菊娣這樣的回憶：「在八月三十日下午，有區房管局來搜，到七點半左右離開……在當晚十一點多，由上海音樂學院『紅衛兵』來搜，一直搜到九月二日中午一點不到才離開，他們夫婦倆這幾天均沒有睡過」。
葉永烈感到奇怪，傅家本與上海音樂學院毫無關係，傅雷未在上海音樂學院工作過一天，傅聰也未曾在那裡念過一天書，上海音樂學院的「紅衛兵」為何找到了傅雷？
後來，葉永烈在採訪上海音樂學院時發現了一個線索，那便是同樣在「文革」中自殺身亡的上海音樂學院鋼琴系系主任李翠貞。李翠貞的丈夫在香港，要李翠貞同去。但在香港住了一段時間的李翠貞還是很希望能回上海音樂學院教書。李翠貞寫了信給關係要好的傅雷，詢問是回來還是留港。傅雷說還是回來好。
「李翠貞從香港回來。按當時『紅衛兵』的邏輯，她肯定是特務。」葉永烈說，1966年8月30日，上海音樂學院派人在她家中抄找到幾封傅雷寫給她的信件，於是這群人認定「傅雷要特務回來，那傅雷也是特務」。
「抄家三天三夜，他們（傅雷夫婦）連續折騰已經夠累了。其中導致他們自殺的一個直接原因，就是『紅衛兵』在他們住的那幢樓的閣樓抄到了一個箱子，是傅雷的姑母寄存在他們家的。『紅衛兵』在箱子裡找到了一個小圓鏡，解放前生產的，背面有個蔣介石相片。」
「這在當年，是不得了的事情。」葉永烈告訴澎湃新聞記者，當時「紅衛兵」一本正經地把這面鏡子當成傅雷反革命的罪證「鬥」他，「現在想想，是非常可笑的事情。」
傅雷遺書開篇也寫道：「儘管所謂反黨罪證（一面小鏡子和一張褪色的舊畫報）是在我們家裡搜出的，百口莫辯，可是我們至死也不承認是我們自己的東西（實系寄存箱內理出之物）。我們縱有千萬罪行，卻從來不曾有過變天思想。我們也知道搜出的罪證雖然有口難辯，在英明的共產黨領導和偉大的毛主席領導之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決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刑是含冤不白，無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還要難過……」
更讓葉永烈非常震撼的是，傅雷這篇長達三頁的遺書「沒有一個字是改過的」。「在那樣一種時刻，他寫他的遺書是那麼鎮定，連火葬費、給保姆的工資都吩咐得清清楚楚。他們是非常鎮定地離開這個世界的。」
傅雷遺書複印件
傅雷政治上被逼到牆角，經濟上也被逼上絕路傅雷親筆填寫的《閒散勞動人員登記表》上寫著：「1952年起任上海作家協會理事。1955-1957年：曾任市政協委員。1957年：曾任上海作協書記處書記。1958年4月，上海作協整風，結論為『右派』分子。」
「他是一個自由撰稿人，沒有單位。那個年代沒有單位的人，其實是很痛苦的。」葉永烈說，雖然傅雷是上海作家協會書記處的書記，但也是掛名虛職。「他生活靠什麼？就是靠翻譯稿費。人民文學出版社支付給他的稿費是他唯一的經濟來源。」
但按當時的規定，「右派」分子是不可以出書的。「他的情況又不大一樣。他翻譯的巴爾扎克又不是『右派』。」長期擔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兼副總編，也是傅雷的好友樓適夷曾告訴葉永烈，出版社那時勸傅雷換個筆名，這樣譯稿就可以出版了。
「可傅雷這個人脾氣非常倔。他說——我過去也用過筆名。但是，因為我是『右派分子』而要我改名，我不幹。他那時政治上被逼到牆角了，經濟上也被逼上絕路。」
上海江蘇路傅雷故居 葉永烈 攝
傅聰不願「兒子揭發老子，老子揭發兒子」其實，最初引起葉永烈注意的並不是傅雷，而是傅聰。
傅雷的長子、著名鋼琴家傅聰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被貼上了「叛國分子」的標籤。1958年12月，傅聰離開波蘭，移居英國，這在當時引起了軒然大波：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兒子，竟私自投奔到資本主義世界了！在傅聰出走之際，傅雷已經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1979年，傅聰回到上海，出席了上海文聯、上海作家協會為傅雷夫婦舉行的追悼會。那是傅聰出走後第一次回來。葉永烈看到《中國青年報》內參上刊載了當時傅聰說的一些話，非常感動。
看了報導後，葉永烈就想去找傅聰。「可是不行。」葉永烈只能寫了篇題為《愛國的「叛國者」》的小說，小說主角是個小提琴家，正是以傅聰的經歷來寫的。
「在國外那麼多年，傅聰沒有說過一句不利於祖國的話，一直謹言慎行。」後來，葉永烈有機會採訪傅聰，才知道傅聰的出走充滿委屈：那時傅聰已經得知父親被打成「右派」，他不願意陷入「兒子揭發老子，老子揭發兒子」的局面。
傅聰在波蘭的好友史大正還告訴葉永烈傅聰出走的經過，那時傅聰到了波蘭的機場，飛機即將起飛，英國倫敦機場恰巧出現大霧，導致飛機不能起飛。而此時，中國駐波蘭大使館得知了傅聰出走的消息正趕往波蘭機場。緊要關頭，倫敦機場霧散，飛機起飛了。如果再晚一會兒，傅聰也就走不成了。
「後來我開始從傅聰注意到傅雷，大概從1982年開始採訪傅雷和傅聰的親友。1983年，1984年，我幸虧開始做得早。」葉永烈向澎湃新聞記者感慨，彼時傅雷重要的親友都還健在，還能一個個接受他的採訪：除了傅聰、傅敏兄弟，還有為《傅雷家書》作序的樓適夷，在傅雷夫婦追悼會上念悼詞的柯靈，傅雷摯友周煦良、雷垣、林俊卿，傅雷妻兄朱人秀，傅雷家保姆周菊娣及她之前的老保姆梅荷娣，冒充「乾女兒」而保留下傅雷夫婦骨灰的江小燕……「前前後後共採訪了二十幾位，當時能找到的都採訪了。」
「到今天，走過了半個世紀。我作為最早採訪傅家的作家掌握了當時一手材料。」葉永烈說，這些東西已經不可複製，那麼多傅雷的親友也都過世了。「我把這些採訪錄音、資料都捐給上海圖書館，上海圖書館會進行數碼化，以後供後人去聽。」
2020年5月15日，葉永烈先生去世。幸運的是這些資料都已經得以妥善保存。「葉先生交給上圖的採訪錄音，我們都已經完成了數碼化。前年他本人還來看過我們的轉錄現場，對我們的轉錄設備、管理流程都很滿意。」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主任黃顯功告訴澎湃新聞記者，得知消息後他覺得很突然，「今年一月我們還去醫院看過葉先生，當時他夫人還有家裡保姆還說等好轉了，我們再把最新的捐贈證書給他。我們一直等著他身體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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