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世菩提」特展
四川在線記者 薛維睿
8月16日，橫跨冬春夏的「映世菩提」特展落下帷幕。這次展覽以12家文博單位的102件/套展品，從全新角度及視野重新審視成都南朝造像，解讀其在中國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自今年1月在成都博物館開放，雖然受到疫情影響，展覽觀眾仍達到30萬人次，受到專家和學者廣泛好評，登上中國博物館熱搜榜。
在展覽落幕之際，成都博物館舉行了「映世菩提」特展配套的學術研討會，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崇峰針對成都出土阿育王像做了討論。阿育王像是本次「映世菩提」特展的明星展品，也是成都所藏的重點展品之一。成都出土阿育王像的淵源和傳播路線一直是學界討論的焦點，李崇峰結合相關歷史文獻，論證了阿育王像的粉本或模型，應從天竺中轉建康後傳入益州的觀點。
「映世菩提」特展
阿育王供奉在成都流行
阿育王像並非是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本人的肖像，而是阿育王所造的釋迦牟尼佛像的簡稱。作為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阿育王是印度孔雀王朝的皇帝。公元前303年至前232年，阿育王被許多人視為印度最偉大的皇帝。在結束統一戰爭後，阿育王開始專注於佛教，他廣修寺廟，召集僧人編撰整理佛經，使佛教成為國教，他在位期間是印度佛教的黃金時期。
公元六世紀初，中國佛教發展迎來高峰時期。南朝梁武帝效仿阿育王，他積極推行與佛教有關的政策，親身弘揚佛法，主持筆譯《阿育王經》。同時，梁武帝十分重視對益州（今成都）的管理。當時，益州刺史多為皇室貴族，且都信仰佛教，他們帶僧人隨行入蜀，支持弘揚佛法，使得益州佛教非常興盛。
我國現存的石刻阿育王像的考古資料主要集中在成都，從萬佛寺、西安路、下同仁路等遺址的出土的造像中，可見當時阿育王供奉的流行。成都地區目前出土的阿育王像，與後來逐漸漢化的釋迦牟尼像風格不同，保留了較多西域特色。這些佛像通肩袈裟，袈裟衣紋呈U字形，碩大的束髮狀肉髻，明顯的八字形的鬍鬚，杏仁狀睜開的雙眼。通過造像斷痕，可以推斷左手握袈裟一角，右手施無畏印。
阿育王像 成都博物館藏
唯一的南朝阿育王全身像
「映世菩提」展覽展出了5件出土於成都的阿育王像，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南梁太清五年（551）的柱僧逸造阿育王像，這是目前全國發現的唯一一尊南朝阿育王全身像。
1995年，這尊佛像在成都市西安路一處窖藏坑出土。同樣區別於其他佛像的特徵，這尊阿育王像頭部有高肉髻，面部有突出的顴骨和粗壯的八字鬍；佛衣上有帶折角的「海軍領」，從左臂下方至兩腿中間有一組平行的裝飾紋樣，袈裟長度只到小腿處。佛像雙腳背後的長方形石板上刻有發願文，製作年代、文物名稱等信息一目了然。
與其他地區的佛像如此不同，這種有濃厚印度風格的佛像到底從哪裡來？對於阿育王像的淵源和傳播過程，許多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學者認為這些印度式樣從西域出發，經過土谷渾和成都；也有學者認為這些樣式是從都城建康（今南京）傳入成都。
由梁武帝愛子帶到益州
李崇峰認為，佛教繪畫和雕塑都講究粉本，古印度文獻《往世書》記載，繪畫原則適用於金銀銅及其他的雕刻。「可以看出，早期佛教造像都是模仿西方。」
從文獻記載看，唐初仍有阿育王像的雕刻，這些像普遍通肩袈裟，或手執袈裟一角，或手斂於胸前。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中記載的阿育王像也是形制古樸，皆作螺發；《南海寄歸內法傳》也提到阿育王像，「以角搭肩，衣便繞頸，雙手下出，一角向前，阿育王像，正當其式。」這些特徵都與成都出土的阿育王非常接近。
通過圖像學比較，有學者認為，這種特徵可以追溯到犍陀羅地區創始期的佛像。這些佛像經過中亞、西域，傳入中原地區，後來傳至江東，並沿長江水路傳入成都。李崇峰認為，益州和建康關係密切，很可能是從建康中轉傳入益州。
太清五年，益州刺史蕭紀是武帝最寵愛的第八子，他對四川的發展做了很大貢獻，在他任期內益州地區的發展達到空前的高度。成都地區出土的阿育王像，也被認為與武陵王蕭紀來川作都督益州刺史有關。
當時武帝重視建康長幹寺阿育王塔像，使得阿育王像的信仰在南朝逐步擴大。蕭紀很有可能攜帶長幹寺像的摹本來到成都，也將「阿育王崇拜」帶到益州，並由官方普及到民間。而且，印度及西域地區以及當時的北朝並不存在阿育王像的信仰，因而成都的阿育王像並不來自這些地方，應是來源於南朝內地阿育王像信仰盛行的建康。
這也說明，益州南朝造像包含了國家政權和宗教信仰的結合，也影響著普通人的精神生活和信仰追求。在統一王朝成立後不久，阿育王像信仰逐漸喪失了政治意義，因此在七世紀晚期開始逐漸衰退。
【來源：四川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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