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隨著中俄關於東段邊界補充協議的籤署,中國長達21000公裡的陸地邊界,已有近20000公裡得到確定。目前,中國與越南、俄羅斯、中亞國家的勘界工作正在進行之中,剛剛達成的中俄東段邊界補充協議也即將開始實施。從1954年中緬邊界談判算起,在歷時半個世紀之後,中國的輪廓終於漸漸清晰起來。
「別說是砂子,就是金子也讓挖!」
1949年,中國新生政權在環顧周邊時,突然發現這個古老國家的邊界,居然包括了三種相互交織的「邊界線」:既有不平等條約規定的邊界,也有多年形成的傳統習慣線,還有當時中國的實際控制線。可以這樣說,基本上沒有任何一段邊界是已經確定的。
同歷朝歷代不同,這個新生政權並沒有「布國威於四海」,而是把建立與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係放在了第一位,儘管當時許多國家對它半信半疑,甚至懷有敵意。
於是,對於最容易引發爭議的邊界問題,周恩來總理表示:「如果因為邊界問題使我們同鄰國的關係緊張起來,還不如不提出、不解決為好,以等待時機的成熟。」
在向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的外交戰略之下,在「團結一切亞非拉民族獨立國家」的口號聲中,邊界問題被擱置下來。
即使是中國在韓戰中應用「現實主義」的邏輯成為「大國」後,周恩來還是對金日成說:「我們的國界很難劃分,我們對你們實行門戶開放。」當一些朝鮮人在鴨綠江中拉砂子時,周總理也只是表示:「別說是砂子,就是金子也得讓拉。」
然而,1950年代發生的一些事情讓中國領導人覺得無法迴避邊界問題了。如1954年,印度公開以中國歷屆政府都未承認的「麥克馬洪線」劃為中印邊界。當然,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此時中國被西方歪曲的形象因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而獲得了極大改善。
邊界問題從此進入外交日程。1960年的《中緬邊界條約》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鄰國締結的第一份邊界條約。中國在邊界劃分問題上並沒有錙銖必較,以此換來了中緬邊境良好的戰略環境以及其他國家對中國這個「大朋友」的疑慮的初步消解。
1960年代,以中緬邊界協議為範本,中尼(泊爾)、中巴(基斯坦)、中蒙、中阿(富汗)等邊界協議也相繼順利籤訂,92公裡的中阿邊界談判過程甚至不到10個小時。中朝邊界也在這一時期劃定。
這一輪劃界高潮之後,就只剩中蘇、中印、中不(丹)和中越邊界留待劃定了。然而,這一留就是40年。
邊界衝突30年
1960年以前,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和亞非拉團結的共同願望相當程度上保證了邊境的穩定,而此後意識形態的分歧以及迅速上升的國家利益,讓邊界局勢緊張了起來。
從1959年8月中印邊境「朗久事件」到1989年中越「赤瓜礁」衝突,中國與印度、蘇聯、越南之間,軍事衝突穿插著邊界談判,在打打談談中持續了30年。
中印邊界1700公裡,核心問題就是「麥克馬洪線」。事實上,這條線在建國之初並沒有阻礙中印兩國發展友好關係,中印兩國甚至還聯手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印邊界的緊張局勢源於印度1950年趁韓戰之機軍事佔領了「麥克馬洪線」以南地區,單方面改變邊界現狀。此後,印度的「前進政策」引發了「朗久」和「空喀山」等一系列邊境事件,戰爭也終於未能倖免。硝煙散盡,在中國撤軍多年之後,隨著印度軍隊的重新進駐,中印邊界就此維持下來。
中印關係的惡化在中國邊界問題上至少牽連出了另外兩個後果,一是中巴(基斯坦)邊界問題順利解決,二是中不(丹)邊界劃定無限期拖延。
在中蘇關係的蜜月期,「同志加兄弟」的友誼使邊界問題顯得微不足道。然而,當原則性的紛爭蔓延到國家關係層面時,邊界首當其衝為表達不滿提供了新的渠道。1960年夏中蘇之間發生了第一次邊境事件,在新疆境內的「博孜艾格爾山口」,蘇聯邊防軍以越界放牧為由襲擊了中國牧民。僅1960年當年,類似事件就發生了上千起。
當年,中國外交部成立了「中蘇邊界問題辦公室」,著手準備與蘇聯的邊界談判。周恩來為中方確定的談判口徑是:不承認一切不平等條約,但「為照顧現實情況,同意以條約為基礎談判解決邊界問題」。然而,1964年啟動的第一輪邊界談判,6個月的成果只是在專家層面上雙方承認邊界存在「爭議地區」。這點微薄成果沒能促進緩和,最終導致了1969年兩個核大國在珍寶島兵戎相向。
珍寶島事件6個月之後,周恩來總理與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在北京舉行了著名的「機場會見」,才使兩個核大國之間幾乎「一觸即發」的氣氛緩和了下來,中蘇邊界談判也因此得以重開。不過此後的九年談判,僅僅是提供了一個溝通的渠道,邊界對峙卻日趨嚴峻。
越南與中國的邊界衝突,從1979年到1988年持續了9年多。然而,這條邊界也濃縮了中國人十分複雜的感情,從同仇敵愾「援越抗美」到被迫「自衛反擊」,歷史也同中國開了一個莫大的玩笑。
「我們總要友好的,不能老這麼吵下去嘛!」
邊界問題並非只是簡單的領土得失,往往要結合宏觀的國家間關係的背景下才能真正看清楚。從這個意義上講,邊界問題的產生固然有其歷史原因,但它最終表現為一個政治問題。邊界問題的激化往往能凸現國家關係的惡化;相應地,其解決不但要依靠國家關係的改善,更需要各方的妥協。
1970年代末,中國國內建設翻開了新的一頁,中國外交也同時面臨新的契機。鄧小平1982年會見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時提到周邊安全對中國整個改革進程的重要性,他說:「一打仗,(改革開放)這個計劃就要吹了。」儘快解決邊界問題成為中國發展一個客觀的需要。
1981年12月,中印兩國重新恢復邊界談判。不過,中印邊界問題真正出現曙光還是在2003年印度總理瓦傑帕伊訪華之後。正是在這次訪問中,中印雙方領導人決定「從兩國關係大局的政治角度出發」,最終解決邊界爭端。兩國隨即任命「特別代表」,從2003年10月到2004年11月的一年中,連續舉行了四輪會晤。單從會晤的密集程度上,我們就不難理解印度外交秘書西巴爾話中的意味:「(中印兩國)正著眼於從長遠角度和戰略高度解決邊界問題。」
瓦傑帕伊1979年以外長身份訪華時就曾提議任命「特別代表」解決邊界問題。他這一提議在24年之後終於成為了現實。更為巧合的是,印度第一位邊界問題特別代表米什拉在中印關係最冰冷的1970年恰恰是駐華臨時代辦。那一年,毛澤東主席對他說:「我們總要友好的,不能老這樣吵下去嘛。」
如今的中印邊界仍然在談判之中。不過,去年8月15日印度國慶和10月1日中國國慶,遠在青藏高原雪線上的中印邊防哨所互訪,互祝國慶快樂。從槍來炮往到緊張對峙再到友好互訪,堅冰顯然正在消融。
中蘇邊界問題的解凍始於稍後的1986年。早已拋棄意識形態成見的兩國本著「結束過去,開闢未來」的理性態度將中蘇重新拉回到談判桌前。鄧小平重申了周恩來總理20年前確定的談判方針:「考慮到歷史和現實的情況,我們仍然願意以現有條約為基礎,合理解決邊界問題。」中蘇邊界談判,在中斷10年之後於1987年再次恢復。僅僅兩年半時間,中蘇就達成東段邊界走向的協議。相比從前,這個速度可謂驚人。
蘇聯最終沒能同中國就西段邊界達成最後協議。不過,在蘇聯解體後,繼承前蘇聯西北邊界遺產的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四國依然延續了同中國友好協商的勢頭。在中國與這四國軍事互信機制蔚然成型,經貿合作不斷增強的情形下,邊界協議也水到渠成。到1999年8月,除中塔兩國在帕米爾地區尚有小部分存在爭議外,中國西北邊界也全部劃定。
去年10月14日,中俄雙方籤署的《中俄國界東段的補充協定》解決了中俄邊界上最後的懸疑——黑瞎子島和阿巴該圖洲渚。自此,中俄邊界全部劃定。
相比較而言,中越邊界談判直到1993年8月才得以重開。在人類進入千禧年的倒數第二天,中越雙方完成了16輪談判,最終籤訂了《中越陸地邊界條約》。在所有雙方有爭議的227平方公裡土地中,113平方公裡劃歸越南,114平方公裡劃歸中國。2001年12月27日,中越陸地邊界的第一塊界碑在越南芒街立下。總共1533對界碑目前已經樹立了一半以上。
曾有人把中越1350公裡陸地邊界比作是一條「巨大的等待縫合的傷口」。其實中印、中蘇(俄)邊界又何嘗不是呢?如今,這幾道巨大的傷口終於快被縫合了。
陸地邊界「收官」,海洋邊界「序盤」
截至目前,中國的陸地邊界除了中印、中不、中塔邊界各存一段爭議區,中朝之間尚存幾個小島的爭議之外,陸地邊界已大體確定。
與此同時,海洋邊界問題也被納入中國視野。中國海洋邊界同1949年時陸地邊界的情況類似,隔海相望的8個國家幾乎都與中國在海界上存在或多或少的矛盾。越南、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汶萊等國在南海一些島嶼及專屬經濟區上向中國提出主權要求;而中日關於釣魚島歸屬、中日朝韓關於專屬經濟區的劃分也存在爭議。在中國自己測定的300多萬平方公裡的海洋國土中,與鄰國存在爭議的面積大約有150萬平方公裡。
更重要的是,與絕大部分的陸地邊界問題都是雙邊問題不同,中國面臨的海洋邊界問題增加了一層多邊外交的背景,這無疑大大增加了解決的複雜性。
2000年12月25日,中越兩國代表在北京正式籤署了《中越北部灣領海、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劃界協定》,歷史上第一次明確了中越兩國在北部灣海域的專屬經濟區的分界線,。這條「S」形分界線成為中國第一條海上邊界,從而拉開了中國與鄰國海上邊界談判的序幕。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這份協定只對海域加以劃分,並沒有涉及相關島嶼的主權歸屬。傳統上,在中國與鄰國的海洋邊界紛爭中,島嶼的主權歸屬往往和專屬經濟區的劃分糾結在一起,使海洋劃界問題更加複雜。而這份協議將島嶼置於海界劃分的「零效力」地位。
雖然南海爭端一時半會還難以解決,但至少中國與東協在2002年達成了《南海各方行動宣言》,初步確立了「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原則,營造了相對緩和的氣氛。相比於南海,中日關於東海專屬經濟區劃界的談判則異常艱難。在當前情勢下,惟一可以確定的是,要達成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協議,尤其是要達成一個雙方民眾都能接受的協議,雙方政府都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50年來,中國經歷了兩次陸地邊界的劃界高潮,也經受了整整30年的邊界軍事衝突的洗鍊。事實證明,靈活務實的、互諒互讓的和平談判才真正能夠解決邊界的紛爭,基於現實的、雙贏的邊界協定才能最大程度上維護國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