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邊界全長4300多公裡，分為東，西兩段，東段4280多公裡，西段54公裡。由於歷史的原因，雙方對一些地段的邊界走向理解不同，形成了大大小小的許多爭議地區。經過中俄雙方長期不懈的努力，中國外長李肇星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於今年6月分別代表中俄兩國政府共同籤署了「互換《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中俄國界東段的補充協定》批准書的證書」，標誌著中俄長達4300多公裡的邊界線走向以法律形式全部確定下來。
作為中俄聯合勘界委員會中方副首席代表，本文作者回顧了中俄邊界談判前前後後，並批露了作者所參與的幾次談判過程中一些鮮為人知的細節。
首次談判未取得最終成果
中蘇雙方於1964年舉行了歷時6個月的第一次邊界談判。雙方主要討論了中俄界約的性質，談判的基礎和任務以及東段邊界線走向問題。我方從政治上指出了中俄界約的不平等性質，但在對待具體談判上，我們堅持根據國際法一般原則(一個國家改變國體和成立新政府後，對於舊政府同外國籤訂的劃界條約須予以繼承)和實事求是的慎重態度，主張以中俄條約為基礎，全面解決中蘇邊界問題並籤訂新約。蘇方則否認中俄界約的不平等性質，否認中蘇之間存在邊界問題，稱談判的任務是核定個別地方的邊界線走向。經過談判，除黑瞎子島地區外，蘇方同意邊界東段的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按公認的國際法準則以主航道中心線劃界。雙方對邊界東段陸界(約545公裡)的絕大部分地區的邊界線走向達成一致。但這些協議未形成法律文件，第一次邊界談判未取得最終成果。
1969年，中蘇關係全面惡化，中蘇邊境地區局勢空前緊張，邊境的東西兩段上均發生了嚴重的武裝衝突事件。為了緩和邊境地區的局勢，1969年9月11日周恩來總理在北京機場會見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主要討論了邊界問題，也談了兩國關係中的其它一些問題。兩國領導人一致同意，中蘇之間的原則爭論不應該妨礙兩國國家關係的正常化；中蘇兩國不應該為邊界問題而打仗；中蘇邊界談判應該在不受任何威脅的情況下舉行；雙方為此應該首先籤訂一個關於維持邊界現狀、防止武裝衝突、雙方武裝力量在邊界爭議地區脫離接觸的臨時措施的協議，並進而談判解決邊界問題。兩國領導人還就臨時措施的基本內容進行了討論，並達成了協議。當年10月20日中蘇雙方又一次開始舉行邊界談判。這次談判從1969年談到1978年。因蘇軍入侵阿富汗，談判遂擱置。
重開談判討論東段邊界
1986年7月戈巴契夫在海參崴發表公開講話，表示蘇聯同意在東段按主航道劃界解決中蘇邊界問題。1987年2月中蘇雙方在莫斯科重開副外長級的邊界談判。中國政府代表團首任團長為副外長錢其琛，蘇聯政府代表團團長為副外長羅高壽。談判一開始，雙方一致同意先從東段討論中蘇邊界全線走向。雙方商定：1964年中蘇邊界談判中雙方就東段邊界走向談妥的問題，應當繼續有效，並可留待今後工作小組進一步核定。1987年8月，雙方舉行第二輪政府代表團談判。
雙方確定了中蘇邊界東段的劃界原則：以有關目前的中蘇邊界條約為基礎，根據公認的國際法準則，本著平等協商、互諒互讓的精神，公正合理地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中蘇邊界問題。雙方同意，按照通航河流以主航道中心線、非通航河流以河流中心線劃界的原則，合理解決東段邊界問題。
對於東段邊界爭議最大的黑瞎子島問題，我方明確闡述了按界約規定屬於我國的立場。蘇方則根據界約附圖和蘇方居民已開發為由，不同意將該島劃歸中國，但同意與我繼續談判解決這一地區的邊界線走向問題。
經過三輪政府代表團之間的談判和兩輪專家組談判，1988年10月雙方已基本對中蘇邊界東段的走向問題取得共識。雙方達成一致的邊界線長度為4154公裡，佔東段總長度的98％。並同意我方各類船隻包括軍用船隻，可從烏蘇里江經哈巴羅夫斯克城下至黑龍江無阻礙航行及確認中方船隻可在圖們江通海往返航行。只剩下黑瞎子島和阿巴該圖洲渚問題未解決。
我大使宴請開了「小灶」
為鞏固已取得的成果，雙方於1990年10月成立法律工作小組，我任組長，負責起草中蘇國界東段協定。從1990年年底開始，我們和蘇方的工作小組一共進行了3次法律工作小組會談。莫斯科的冬天十分寒冷，我們關於邊界協定的談判也十分艱難。在第三次法律小組全體會議按照預定計劃進行完畢之後，談判雙方還沒有就協定的有關措辭達成一致。蘇方的法律工作小組組長為蘇聯外交部條法局副局長斯維裡多夫，在當天的會議結束後，斯邀請我們到克裡姆林宮看馬戲。離馬戲正式開始前15分鐘，我在劇院門口對斯維裡多夫曉以利害，並希望他能夠及時向有關方面積極周旋，使談判雙方能夠達成共識。在看馬戲的時候，我和斯維裡多夫坐在一起，我心裡一直在考慮協定的措辭問題，我注意到他也好像沒有心情看馬戲。因為是在劇院，所以，我們沒法交流意見。
看完馬戲之後，晚上，中國駐蘇使館宴請負責起草中蘇國界東段協定的雙方工作小組。在宴請之時，我向大使說還有事情要和斯維裡多夫先生談，使館便安排我和斯維裡多夫以及雙方翻譯單獨一桌，邊吃邊談。在這種友好的氛圍中，我們將措辭最終談妥了。宴請結束之後，我興奮地跟我駐蘇聯大使說：談成了！
1991年5月16日兩國外長錢其琛和別斯梅爾特內赫分別代表兩國籤署了《中蘇國界東段協定》及其附圖。1991年12月25日戈巴契夫發表電視講話，正式宣布辭職，蘇聯解體，此時該協定尚未經兩國議會批准。這就產生俄羅斯議會是否有權批准前蘇聯籤訂的國際條約問題。由於該協定所規定的地段就是現在俄羅斯的邊界。雙方國際法學家認為俄有權繼承，也有義務繼承。只是在批准書的證書中應寫明：中國政府和俄羅斯政府確認，該協定批准後，俄羅斯聯邦即作為協定的一方，完全承擔協定所規定的權利和義務。雙方於1992年批准該協定。1994年雙方又籤署了《中俄國界西段協定》及其附圖。邊界線長度為54公裡，全線以阿爾泰山分水嶺為界。在勘界中雙方還清除了所有的壓、越界設施。
在三國交界點樹界樁
隨著199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關於中蘇國界東段》的協定的籤署、生效，解決中俄蒙三國交界點問題的條件已成熟。中國與蒙古的邊界早在1962年就已解決，蘇聯與蒙古的劃界在1976年也已完成。90年代正是我與俄羅斯勘定中俄東段國界的過程之中，雙方都有現成的工作班子，只要三國政府分別授權本國代表團解決三國交界點問題即可，這是再方便不過的事了。
我們抓住了這個時機，首先向俄方建議，解決中俄蒙三國交界點問題。經協商，中俄雙方均認為有必要就確定中俄蒙三國交界點問題舉行中俄蒙三國談判。經三方協商，第一輪會談於1992年10月中旬在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盟的盟所在地海拉爾市舉行。我為中方代表團團長，俄羅斯亞洲社會主義國家局局長吉列耶夫為俄方代表團團長，蒙古國外交部司長魯伊德爾為蒙方代表團團長。
1993年初，蒙方約請我去烏蘭巴託舉行團長會晤。我很快就啟程去烏蘭巴託，第二天一進會談室才知道，參加會談的並非團長，俄方來了7個人，蒙方6人參加，而我方只有我及中國駐蒙大使館的一名翻譯。這次會談，三方就中俄蒙三國交界點的位置取得了共識，大家同意該點位於塔爾巴幹達呼敖包的中心，645.0米高地上。敖包，又稱為「鄂博」，蒙古語，「堆子」的意思。但敖包上的石塊是活動的，而界樁不能樹立在不牢固的敖包石塊上。因此，有人提議，能否將敖包的石塊暫時移開，在敖包的中心埋好界樁的基座後再將移開的石塊移回，這樣既保留了塔爾巴幹達呼敖包，又保證了界樁的牢固。俄方團長吉列耶夫提出這種辦法不妥。因為，按這種辦法所形成的敖包是個新的敖包，雖然在原來的位置上，但不是原來的敖包。他建議：採用金屬支架的辦法解決這個問題。經多次協商，三方同意，在中俄蒙三國國界東端交界點處塔爾巴幹達呼敖包中心上方設立塔爾巴幹達呼「0」號界標。該界標由三面體花崗巖樁身、金屬支架和鋼筋混凝土基座組成。支架和基座由俄蒙方負責製造和維護，樁身由中方負責製造和維護。
三國政府代表於1994年1月27日在烏蘭巴託籤署了中俄蒙三國交界點協定，1996年6月完成了實地樹樁和起草議定書及繪製比例尺為1：10000的《中俄蒙國界東端交界點地圖》。至此，確定中俄蒙三國東端交界點的工作宣告結束。
在黑瞎子島勘定邊界
2001年7月江澤民訪俄，兩國元首在莫斯科會晤時達成共識，責成兩國外交部長在一年內解決剩餘邊界問題。同時，在雙方籤署的《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中明確規定：雙方要繼續就解決中俄尚未協商一致地段的邊界線走向問題進行談判。同年9月，在朱鎔基總理訪俄時，兩國外長就解決剩餘邊界問題的原則達成一致，即「平等協商，互諒互讓，互相妥協」。並以書面形式加以確認。
兩國外交部不久即成立了專家組商談黑瞎子島及阿巴該圖洲渚地區的界線走向問題，我被任命為中方工作小組的組長。今年6月，在俄羅斯官員的陪同下，我首次登上了黑瞎子島進行實地勘測。經多輪磋商，雙方於2004年7月，最終達成了協議。雙方法律工作組起草了《中俄國界東段補充協定》，繪製了補充協定附圖。普京總統來華訪問時，兩國外長於10月14日在補充協定及附圖上簽了字。至此，中俄邊界問題已全部解決。
中俄邊界無論是地理情況還是歷史情況都很複雜，上個世紀60年代以來，兩國一直在尋求解決邊界問題。這次得以徹底解決，確實來之不易。中俄之間此次解決邊界問題，既不是兵臨城下，一方不得不接受城下之盟的苦果；也不是乘人之危，攫取另一方領土不良居心的體現。這次解決中俄邊界的全過程，確實體現了兩個主權國家，平等協商，互諒互讓，公平合理地解決歷史遺留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