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簡介
徐豔君,旅美哲學倫理學博士,曾發表了《達爾文「道德選擇」思想探析》、《易經中的醫理》、《全球衛生研究以及衛生資源公正分配淺析》等多篇論文。現任北京天泉佳境陵園建築設計有限公司文化創意總監。
編者按:
養老送終,這是孝道的本義,包含了生前養老與身後送終兩部分意義。從孝的寫法來看,一個「土」,一個「子」。「土」指人們賴以生存的土地,是孝產生的物質基礎;「子」指的是子孫後代,是孝的載體與傳承者。這兩部分主要是針對人的「生前之事」——養老。老有所養,老有所依。
孝中還有一個「丿」,形同拐杖。意指人慢慢衰老,乃至死亡,主要是針對人的「身後之事」——送終。善始善終,功德圓滿。
何為善終?如果人去世後,就像對待垃圾一樣,草草地處理掉,這是善終嗎?不管是生前還是身後,人都是有尊嚴,有人格的,做到「逝有所安,故有所尊」,這才是善終。有始有終,善始善終,這才能為人們美好生活畫上一個完美句號。
養老和送終不僅僅是孝道的本義,還是中國殯葬倫理的基本表現形式。那麼,中國殯葬倫理的理論出發點是什麼呢?殯葬倫理是哲學的一部分,找到了中國哲學的理論出發點,也就找到了殯葬倫理的理論出發點。
我的導師唐凱麟教授於不久前發表在《求索》2019年第五期的文章《孝:中國人最初的哲學思考和文明建構》,指出孝文化是中國哲學思考的原點與中國倫理道德的本心,引起了國內哲學界的轟動。
後續我也會以三篇文章,解讀中西文化不同的孝文化對殯葬的影響,孝文化的代際倫理與綠色殯葬以及孝文化的生命力與殯葬倫理的未來觀。通過臨終關懷、身後之事等內容,從倫理學的角度闡述:孝,是殯葬倫理的母胎與遺傳基因,並以此來揭示殯葬倫理的內核,明確為什麼做殯葬,如何做殯葬。同時用精神文化武裝我們的殯葬隊伍,推動殯葬行業可持續與綠色發展,從源頭解決殯葬行業供給側與人們對於美好生活的矛盾問題。
下面則為大家奉上唐凱麟教授的簡介及其文章《孝:中國人最初的哲學思考和文明建構》。
作者簡介
唐凱麟,男,湖南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首席專家、國家基礎教育專家工作委員會委員、全國優秀教師和國家級教學名師。
曾任中國倫理學會副會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哲學學科評議組成員、國家社科基金評委、教育部全國高校哲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和湖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副主席等。
主要從事倫理學原理和中國倫理思想史教學與研究,出版著作40多部,發表論文近300篇。先後獲國家級教學優秀成果獎2項,教育部人文社科優秀著作獎3項,中宣部「五個一工程」優秀論文獎2項,湖南省社科成果優秀成果獎20多項(其中一等獎10項)。
孝:中國人最初的哲學思考和文明建構
摘 要:人類的哲學思考和文明建構,歸根到底,都是在特定的生存境遇中追求「好生活」「好社會」的一種觀念上的頂層設計和價值構想。由於中國初民在走向文明社會時的特殊生存境遇和道路,孝成為了中國人最初的哲學思考和文明建構的價值原點,因而形成了中國傳統社會「以人倫為出發點,以禮儀為中心,天人合一,家國同構」的特殊的文明形態,孕育了中國人獨特的生命意識、歷史意識和道德意識。這些乃是建構中國現代文明不可忽視的文化基因,也是有助於擺脫所謂「現代化困境」的歷史價值力量。
關 鍵 詞:孝;價值原點;文明形態
2019年2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春節團拜會上指出:「'夫孝,德之本也'。自古以來,中國人就提倡孝老愛親,倡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讓老年人老有所養、老有所依、老有所樂、老有所安,關係社會和諧穩定。我們要在全社會大力提倡尊敬老人、關愛老人、贍養老人,大力發展老齡事業,讓所有老年人都能有一個幸福美滿的晚年。」 孝文化,作為中國人最初的哲學思考和文明建構的價值原點,孕育了中國人獨特的生命意識、歷史意識和道德意識,是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也是建構中國現代文明不可忽視的文化基因。
一
自人猿揖別以後,經歷了漫長的進化,當人類自我意識形成並能夠意識到人與自然界的矛盾、人與人的差異存在的時候,面對著自己的生存境遇和各種矛盾的糾結,便開始了對「好生活」和「好社會」的不懈思考與追求。
我們說任何一個社會、一種文明類型都有自己的核心價值觀,就其實質而言,都不過是不同族群或社會在特定的生存境遇與歷史條件下,通過不斷地整合而形成的社會主流社會意識的價值引領同社會成員價值認同相互博弈的產物,是一定族群或社會關於「好生活」「好社會」的一種觀念上的頂層設計與價值構想。當然這是一個經歷著孕育、萌芽、產生、發展的漫長的歷史過程,呈現為一種割不斷、理還亂的文化與文明之鏈。
然而這個歷史過程無論怎樣的紛繁複雜、撲朔 迷離,作為人們對「好生活」「好社會」的一種觀 念上的頂層設計與價值構想,它都有一個由以出發的價值原點,這個價值原點不是別的,就是當時作為社會存在物的人的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從這個意義上講,古希臘提出的「認識你自己」的箴言,可以說道出了一切人類文化或文明的秘密,是人類的哲學之思和文化價值之求得以凝聚的源泉。
事實上,無論是人的哲學之思還是文化價值之求,都不止是對人存在的簡單事實認定與判斷,它要探究的是人為什麼活著,怎麼才能活得更好?這就是說,它要回答人之為人的「必然」和「應然」,這就使人進入到了哲學的範疇和文化價值的領域,開始了人的哲學思考和價值訴求的歷程。這一歷程也就是人類超越一般的生物或生命的存在,走向文化和文明之旅。
人總是從「他物」的存在來確證自身的,也總是從自己的生存境遇中吸取關於自身和周圍世界的觀念的。由於人一開始用以確證自身的參照物(他物)和周圍環境的差別,這便產生了不同人類族群的不同觀念,造成了不同的文化或文明的分途。按照梁漱溟先生的說法,西方文化是以「人與自然的關係」為中心展開的。如何解決人與自然的矛盾,實現人對自然界的佔有與駕馭,古希臘人在這種「二元對立」中首先看到的是人的心靈、理性和智慧,是人的生命的激情。於是古希臘的先哲們從這裡出發,訴諸城邦的正義,開始了對「好生活」 「好社會」的最初探尋和建構,這就是孕育了西方文化與文明的理性主義傳統,並最終成為近現代西方社會關於人權、自由、平等、博愛等價值觀的精神母體。西方文化與文明的這種獨特氣質,並不如 有的學者所言,乃是西方人的人性使然,而是如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西方文明初曙所走的是一條「家庭—私有制—國家」的特殊的歷史路徑而決定了的。
在東方,在中國古代則不然,正如馬克思在關於「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論述時所指出的,其文明初曙所走的是一條「家庭—國家—私有制」的特殊歷史路徑。在絕對年代上,它比西方文明早出了很多個世紀,以致被有的學者稱之為「早熟的文明」。當然這也絕不是東方人、中國人一種純主觀的選擇,而是其先民們所由以生存的特殊境遇所決定了的。對於這個複雜問題的成因,不是本文所要討論的。
但需要指出的是,當中國的先賢們有可能開始思考與探尋如何去建構「好生活」「好社會」時,他們所要面對的問題是與西方的先賢們所要面對的問題迥異的。西方的先賢們所要面對的是那種一個個持有私有財產的「個體人」,如何更理性地去創造和佔有更多財富,過上「好生活」,建構「好社會」。這樣,理性、智慧、生命的激情就自然成為他們進行哲學思考和文明建構的價值原點,而所謂「自然法則」「理性精神」,則成為他們進行文化建構的精神支撐。
而中國的先賢們則不然,他們所要面對的是由原始社會遺存下來的還來不及分化的部落、氏族、家庭,是周而復始的滔天的洪水和各種自然災害。原始的生產工具(如石器和銅器)、自然的強大壓力(如治水、抗災),使中國的先民們無法掙脫原始群體的血緣紐帶,相反,家族、家庭的和諧有序就成為了他們得以生存與發展的第一個前提。這就是說,當中國的先賢們最初開始思考與探尋如何去建構「好生活」和「好社會」時,「人與人的關係」這一重大問題,具體說是家庭、家族的有序 性,血親群體的和諧性,就成為他們必須要聚焦的關係存亡接續的重大問題,這就決定了中華文明的人文主義或人本主義的傳統。而其最初反映在觀念上就是「孝」。因為在中國古代的先賢們看來,只有孝才能釐清血緣宗法群體的「人倫之序」,確定長幼之間的權利與義務差序關係,維護家族、家庭的穩定和諧。這就無怪乎梁漱溟先生肯定:「說中國文化是'孝'的文化,自是沒錯」。楊國樞先生也說:「傳統中國不僅是以農立國,而且是以孝立國」,「孝是中國文化最突出的特色。」
二
「孝」作為一個調節和規範人的血親人倫關係的觀念,起源於何時?這是學界一個尚有爭議的問題。有起源於「父系氏族公社時代」說,有起源於「殷代」說,也有起源於「西周」 說。這三種觀點各有所據,見仁見智。但本文所要關注的是「孝」作為傳統中國先賢們進行哲學思考和文明建構的一個肇始點,必然有一個孕育、萌芽和形成的漫長歷史過程。因為無論是哲學的思考還是文明的建構,都如黑格爾所說的「密涅瓦的貓頭鷹」,只有黃昏到來時它才能展翅飛翔。這就是說,哲學的思考不是無源之水,自覺的文明建構也不是無本之木,它們都是對已有的存在的一種反思、抽象和理論化的產物。黃昏到來前要經歷漫長的白晝。
如果說,孝的觀念正式形成於周代,那麼孝行和「孝道」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和社會秩序的表徵,在這以前必然早已是在遠古初民們的實際生活中普遍存在著的事實。後世儒家倡導「以仁義治天 下」。為此,儒家的創始人孔子提出了一整套關於「仁」的學說,其根本則是所謂「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這個被視為根本的「孝」其源頭似乎可以追溯到以「至孝」名天下、被儒家稱頌為古代聖王的虞舜。孔子說:「舜其大乎!舜好問以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中庸》)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更是明確地指出,「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這就清楚地告訴我們,孝行和孝道在成為一個見諸文字並成為哲學思考的對象和文明建構的價值原點之前,早已淵遠流長,至少可以追溯到傳說中的堯舜的時代。同時,孝觀念的提出,最初並不只是一個單純的倫理規範,不是單指父子之間的「事親」「尊親」的意思,而是作為「德」的總稱而被思考的,也是作為中國古代文明的整體建構而被重視的。
關於「孝」的含義、起源和演變問題,肖群忠 教授在其《孝與中國文化》一書中做了較詳細的探討與分析。他認為孝的含義在被定義為「善事父母」之前,最初還包含著尊祖敬宗、報本返初和生兒育女、延續生命兩層重要的含義,並指出孝是傳統中國家庭社會的精神基礎。筆者對此是深以為然的。但筆者認為需要進一步思考的是,既然孝是中國傳統家庭社會的精神基礎,那麼它是怎樣在中國傳統文化和中華傳統文明的形成和發展中發揮其精神基礎的作用,以致成為中華傳統文化和中華傳統文明形成與發展的初始的文化基因,決定著中國傳統文化與中華傳統文明有別於世界上其他文化和文明類型的不同的獨特氣質的呢?
世界上不同類型的文化和文明是千姿百態、豐富多彩的,就是同一類型的文化和文明內部也是多元的。但是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和文明的類型,不論是如何的多樣或多元,深層地看,總是有其相同或相似的問題意識,致思路徑、解題方式、思維模式和價值目標,否則它就不能把自己和其他文化或文明區別開來,真正成為一種獨特的文明類型。
而這些又往往是由這種文化或文明的主體!在其走向文化和文明之初所面臨的特殊的生存境遇、所走的特殊歷史道路而被決定了的。關於這一點本文前面已有概述,這裡就不贅言。正是根據這種理解,筆者曾經把中國傳統文化和傳統中華文明概括為一種以「人倫為出發點,以禮義為中心,天人合 一,家國同構」的獨特的文化和文明類型。這恐怕也是學界都認同的中國傳統文化和中華傳統文明乃是一種倫理型的文化和文明的緣由。
「孝」本身就是一個關於人倫關係的概念,這是無須贅言的。《孝經·開宗明義》說:「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這裡講的「本」, 既有根本的意思,又有本源的意思。「德」,最初乃是對一切倫理道德、意識形態的總稱。而「教」是指教化,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稱之為「禮教」或「德教」。「重教化」是中國傳統社會一大特色,用現代的觀點來詮釋,「教化」不過是文明或文化傳遞接續的一種方式和途徑。這就說明《孝經》的這一論斷,固然是在講孝的重要性,但它同時透露了一個不能忽視的歷史信息,即「孝」是中國傳統文化和傳統中華文明的母胎。一切可以稱之為「德」的思想觀念、典章制度、行為活動都是以孝為本源。而人們必須通過「教化」來接續傳承的使命也都是由孝而生。所以在中國傳統社會裡,孝被定位為「百善之先」、諸德之本。
孝觀念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中國史前自然神崇拜的時代,而其形成則大致是在自然神崇拜同祖宗神崇拜相分離的時代,這已是西周初年。史稱商人「尊神」「尚鬼」,其「上帝」的觀念還是處於自然神崇拜與祖宗神尚未分離的狀態。《禮記·表記》 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所謂「尊而不親」說明孝作為「尊親」的倫理觀念,尚未從商人的主體意識中分離出來。只是到了周初,由於自然神崇拜同祖宗神崇拜相分離,周人才開始把眼光從天上(自然神)轉到人間,從神界轉向人界,這時尊祖祭宗之孝才開始獲得了人文精神的意義。
在金文中,「孝」同「享」是聯繫在一起的, 即所謂「享者」「用享用孝」。這裡講的「享」,是一種祭祀的儀式,《釋文》引《馬注》云:「享,祭也。」《禮記·祭統》也云:「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在周人那裡,孝的觀念是以禘祖的宗教祭祀形成而存在的。《魯語上》云:「 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於皇祖!昭孝之至也」。周人祭祀祖宗一般都是在宗廟中進行的!其「宗子」和「介子」或「支子」、「大宗」 和「小宗」不僅各有 一套複雜的儀式,而且有各種具體明確的規定。於是,這些祭祀祖宗的祭器便逐漸蛻變成為治人的禮器。這就是說,周人賦予了氏族社會祖先崇拜的宗廟之祭一種新的人文內涵,把祭祀祖宗、克盡孝道看作是加強宗法血緣制度,使繼統不致於紊亂的制度,也即「禮治」。所以《禮記·祭統》說:「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這就道破了中國傳統文化和傳統中華文明「以禮義」(「義者,宜也」,即按禮的制度規定辦事)為中心最初乃是源於孝的觀念的秘密。當然這裡經歷了一個由神(祖宗神)到人,由宗教到人文,由儀式到制度、由制度到觀念的複雜的歷史演變過程。而周初的周公「制禮作樂」可視為這一歷史過程的關鍵步驟。往後,「禮」被儒家奉為組織社會的理想方式和原則,因而貫穿於中國傳統社會始終。禮既是一種宗法政治制度,即「禮制」,也是對意識形態的總稱,即「禮義」。因而「禮義」成為了中國傳統文化和中華傳統文明得以展開的中心。
「享孝」作為自然神崇拜和祖宗神崇拜相分離的產物,並不意味著自然神從此就被排擠出去,而是在重視祖宗神的前提下,被貫注了人文精神,擺脫了純粹原始宗教的形態,實現了自然神和祖宗神兩者合二為一。這就形成了中國傳統文化和中華傳統文明「天人合一」的基本思維模式的最初形態。所以在西周仍然存在德孝並稱的情況。在周人看來,崇敬天(帝),唯天命是從謂之「德」,而敬祖祭宗便是「孝」,但「德」的實質則是對天(帝)盡孝道。周人視天(帝)為至上的主宰神,視后稷和文王為祖宗神,認為祖宗神常在天(帝)左右,監視下方,是溝通天和人的神使。
然而周人畢竟經歷了周初以來的艱苦創業過程,深感到天命之無常,故強調報答天恩而敬天行孝,力盡人事而禘祖行孝。這種思想意識在周公提出的「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觀念中得到了最初的理論表達,其實質是「天人合德」。後來經過儒家孔孟的發揮,漢儒董仲舒的論證,到宋儒全面哲學化的提升,「天人合一」以其特有的豐富內涵和各家各派的不同詮釋,成為貫穿於中國傳統文化和中華傳統文明始終的思維框架和價值目標。司馬遷所概括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可謂道出中國傳統文化和傳統中華文明的精髓。在這裡,天人與古今是緊密相聯的,古今的關係只有在天人的關係中才能被理解和得到解釋,也才能獲得其合 理性和權威性。所以漢初董仲舒為漢武帝出謀劃策所寫的策論也被稱之為「天人三策」。
正是以「孝」為哲學思考和價值訴求為原點,伴隨著中國傳統社會的發生、發展和演變, 形成了中國傳統文化和傳統中華文明以人倫為出發點,以禮義為中心,天人合一,家國同構的獨特的文明類型,造就了傳統中國人的那種人倫關係的差序意識,整體主義的價值取向,天人合一的生命體驗,反求諸己的道德自律,重義輕利的精神追求,仁愛民本的施政理念與協和萬邦的大同理想的精神氣質和民族性格。
三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 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牢固的核心價值觀,都有其固有的根本。」了解孝文化對中華文明建構的始基意義,分清其精華與糟粕,繼承和弘揚其精華,無疑對於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具有固本培根的重要意義。
毫無疑問,「孝」作為中國傳統文化和中華傳統文明的始基,在其漫長的發展和演變中,始終受到了各個歷史時期社會經濟、政治的制約,是一種歷時性的存在。如果說,在春秋戰國時代,孝經歷了由原來的尊祖敬宗、慎終追遠和生兒育女、傳宗接代的雙層內涵的初義向善事父母的家庭倫理的轉化,因而成為儒家倡導的以「親親」「尊尊」為原則的仁德之本,那麼到了漢秦之際的《孝經》的產生,孝就被全面的政治化了,出現了所謂「移孝作忠」 「忠臣出於孝門」的社會意識。漢代統治者更是「以孝治天下」相標榜,從實踐上強化了孝的政治化,使其成為封建家長制專制統治的思想基礎。從魏晉到隋唐時期,由於儒、道、佛三家對立與交融,孝的政治教化功能曾一度受到衝擊,孝道的自然親情再度被凸顯,形成了對孝文化崇尚和變異的雙重取向,但到了宋元明清時期,孝道則演變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除元朝不甚重視孝道外,宋、明、清封建統治者都特別重視孝道,孝道出現了理 論論證上哲學化、教化上通俗化、義務規範上極端化,而在實現上則體現為愚昧化。這就不難看出,中國進入封建社會後,孝道從總體上說,已是「以農耕為務」「以家庭為本位」的小農宗法經濟和以中央集權封建專制政治體制在意識形態上的反映。作為一種封建的意識形態,其等級壓迫性和愚昧性在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確實成了扼殺人的自由與尊嚴、束縛人的發展與主體性發揮的淵藪。這是不容忽視的。所以到了近代,一些進步思想家起而抨擊封建孝道,形成了懷疑批判和弘揚重建的兩種對立思想的衝突,這是有其邏輯的必然性和歷史的合理性的。
然而,孝作為中傳統文化和中華傳統文明的始基,已經成為中華民族揮之不去的傳統。傳統不僅是「百世可知」的文化或文明鏈條,是社會生活秩序的保證,而且也是人們不得不被裹覆其中的精神力量。愛德華·希爾斯在其《論傳統》一書中指出,即使是現代激烈的反傳統主義者,也不能不生活在「過去的掌心」 和「死人的支配權」之中。雖然希爾斯這裡對傳統所作出的積極的理解,不無文化保守主義的傾向,但他畢竟道出了文化或文明發展的某種基本事實和發展規律。事實上,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積澱了這個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鐫刻 著一個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在一定的意義上,文化傳統乃是人們浸潤其中而不自覺的第二天性,它是蘊涵著人們的行為方式、思維方式、價值選擇的深層的文化密碼。因此,自覺地尊重傳統,理性地堅守傳統,乃是一個民族文化自尊和文化自信的重要體現和必要條件。尤其是在中西文化相互激蕩、激烈碰撞的今天,只有自覺地尊重傳統,理性地堅守傳統,一個民族的文化或文明才會找到舊邦新命、斯文在茲的文化自尊和文化自信,才會在全球化日益推進的今天,找到自己立足於世界文化之林的精神支撐。
從上述立場來看待我們民族傳統的孝文化,剝去其無法避免的歷史局限性的堅殼,洗刷掉其曾被長期汙染過的家長制宗法關係的歷史塵垢,返回其原初的文化本意和一以貫之的精神內核,我們就會看到,孝文化確實積澱了我們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和智慧,它又有其共時性存在的因素,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的精神源泉。
首先,孝道蘊涵著中國人獨特的生命意識,孕育著中華民族影響深遠的民本思想。所謂「追孝之思」深層地體現著中國人對生命之源的探尋,標誌著中華民族對生命的文化覺醒。正如一個孩子無法確認自己的生辰父母就會無法擺脫孤獨感和飄零感,因而缺乏天然的安全感和自信心一樣,尊祖敬宗、慎終追遠的追孝之思,則使人體驗到人之為人的尊嚴與高貴,形成「惟人萬物之靈」(《尚書.泰誓》)的認知。正是這種認知隨著社會變遷和歷史發展才一方面喚起人們生生不已、自強不息的意識,另一方面也才催生出「天心」即「人心」,「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尚書·泰誓》)等觀念,經過周初周公「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思想建構,到了先秦儒家那裡,便發展為完整的民本思想。儒家強調「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孟子更是提出了「民貴君輕」的觀點。儒家認為一個王朝的興衰決定於民心的向背,要治理好天下關鍵就在於「得民心」,而要「得民心」則必須因民眾「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孟子·離婁》)做到「為國家者以富民為本」(《 潛夫論·務本》)。儒家由此引申出「仁民愛物」「民胞物 與」的「重民」「惠民」的觀念,主張治國者必須 以民為本、施行仁政、順應民心、輕徭薄賦、節儉 慎行、勤政恤民。儘管這種民本思想在中國傳統社會,統治者未必能夠真正做到,但民本思想所蘊涵的重民意識、責任意識和憂患意識,已凝結成許許多多至今仍充滿現實價值的處世格言,諸如」以天下為己任「」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等等,也塑造出許許多多至今仍受到民眾尊敬傳頌的志士仁人。魯迅先生就曾經把這些敢於為民請命,捨身求法的志士仁人,讚頌為中華民族的脊梁。
其次,孝道蘊涵著中國人深厚的歷史意識,孕育出中華民族堅不可摧的家國情懷。在中國傳統社會,孝道從未被局囿於家庭的狹隘範圍之內,而是通過「追孝於前文人」(《尚書·文候 之命》),「繼先祖之志」(《偽孔傳》),鑄就了中國人所特有的歷史意識,寄託了中國人對家庭、 對民族、對國家負責,為子孫後代造福的精神追求。所以在中國傳統社會,「家庭觀」「國家觀」 和「天下觀」是如此難分難解,以至儒家提出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成了中國傳統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綱領。雖然到 了明清之際的思想家顧炎武對此有所反省,闡發了「保國者」和「保天下」的不同,但並未因此而消弱中國人家國情懷的精神寄託。這就使得中國人的心靈深處始終懷抱著一種樸素的信念,即一個人的生命之所以有價值,就在於把自己有限的生命融入歷史的長河之中,成為歷代祖先文化理想的實踐者,做一個無愧民族國家的炎黃子孫,以至於做人做事要「對得起祖宗」,幾乎成了中國人口口相傳、立身處世的箴言。這就造就了世所罕見的中華民族那種堅不可摧的凝聚力和自力更生的創造力,以致歐洲中心主義的鼓吹者、德國古典哲學家黑格爾對此也驚嘆不已!曾經不斷有人詬病中國人缺乏宗教的虔誠和對「永恆不朽」的追求。事實上這是對中國人精神生活的一種誤讀。中國人確實不像西方文化那樣宣揚人們到超驗的上帝那裡去求得永恆與不朽,但是,正是中國人所特有的這種家國情懷,使得中國人寧願在充滿人情、使命和理想的世俗生活中求得永恆與不朽。中國先賢們所倡導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就是有力的證明。
再次,孝道蘊涵著中國人強烈的道德意識,孕育著中華民族重德踐行的人生態度。中國古代的先賢之所以反覆強調孝乃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是因為其中就包含著對父母長輩的愛敬之心,認為這是出自人的天性。荀子說:「請問為人子?敬愛而致恭。」(《荀子·君道》)。《孝經·聖治》則說,「父子之道,天性也」。在儒家看來,愛心敬意是孝道的本質,正是這種道德情感成為推動著人們行孝修德的內在心理動因。如果說教化的目的是「成人成己」,那麼最重要的是啟發人們個體德行修養的自律精神,而孝道所內含的感恩報恩的「知反哺之義」,就正為人們提供了一個由外在的教化轉化為內在自我德行修養的具體切實的通道。正是從這種思考出發,儒家提出了忠恕之道,即孔子講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衛靈公》)。也即孟子講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推己及 人」「將心比心」。因此在儒家看來,一切德行都以孝道為起點,為本源,為根據的。
儒家把中國傳統社會的一切倫理道德規範都歸結為源之於孝行,發之於人性,所以儒家強調「仁者,人也」(《中庸·第十二章》)。「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禮記·問喪》)。而一切德行的修養與習得,也必須以孝道為中心展開。首先是「立身」「守身」孟子說:「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親者,吾聞之矣。」 (《孟子·離婁上》)這裡講的「守身」就是堅守做人的原則,愛護身體,珍惜生命,不做為非作歹的事,以玷辱父母,陷父母於不義,枉父母養育之恩。
其次,處世。踐行孝道,還要以孝的基本精神為基礎,做到尊長睦鄰。「所謂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所謂敬長,為其近於兄也」(《呂世春秋·孝行》)。睦鄰也是如此。「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禮記·坊記》)這裡講的「黨」即「鄉黨」,也即鄰裡街坊。不僅如此,在儒家看來,諸如仁義、守禮、正義、信實、自強都是本於孝的。所以曾子說:「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禮記·祭義》)。
第三,事君。在中國傳統社會,君主是國家的人格化的代表,「事君」也就事國。《孝經·廣揚名》說:「君子之事親者,故忠可移於君。」 《孝經·事君》還說:「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總之,經過中國傳統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儒家思想的闡發與宣傳,孝成了德行之原,百善之先。一切倫理道德規範皆以孝為根本,一切德行修養皆要以孝為基礎與途徑。
很顯然,儒家的上述思想在理論上是不科學的,就其社會本質而言,說到底,不過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秩序,論證其政權的合理性而已。但歷史地看,它又畢竟道出了中國傳統社會人們的一種普遍心理事實,反映了家庭作為社會的構成細胞,作為人類社會生活中最原初、最基本、最普遍的人際關係,確實對人的一生、人的道德觀念和道德品質的形成與發展發揮著重大作用這一基本的社會事實。不僅如此,它還揭示了道德作為一種實踐理性、作為人類把握客觀世界的一種特殊方式,其不同於其他社會意識形態的特點是,它必須把「事實」和「應當」統一起來,既要「合理」又要「合情」,是一種「合理合情」 「情理交融」的理性形式。中國傳統文化中,可以說一個「孝」字囊括了中國傳統社會的「三綱六紀」,也給「天地君親師」作出了精神上的安頓,確實體現中國傳統文化蘊涵的深刻道德智慧,也反映了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雖然其思想高度與思想難度瑕瑜互見,但它的精神內核,只要我們做出創造性的轉化,創新性的發展,無疑對於當代由於西方啟蒙理性所招致的人文精神的失落和狹隘功利主義盛行所造成的所謂「現代性問題」,具有補偏救弊之效,也是我們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