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的《蛙》由企鵝出版集團旗下的哈米什·漢密爾頓出版社(Hamish Hamilton)出版。
自從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對他的評論是此起彼伏。拋開這些紛擾,讀一讀被葛浩文一絲不苟地翻譯成英文的《蛙》吧。如果時而鬆散的文本不會輕易地被塞進二元政治的話題,那麼,讀者就會發現小說的微妙之處了。
和莫言之前的作品一樣,《蛙》的故事被設定在莫言真實的家鄉高密。小說為什麼要叫「蛙「呢?莫言婉轉地將人類精子、早期胚胎、蝌蚪和蛙聯繫在一起,貫穿在這部圍繞愛和生命意義的小說裡。
《蛙》表面的主人公「姑姑」就是莫言以自己親姑姑管貽蘭為原型寫的。小說裡「我」給日本作家杉谷義人寫了四封長信,講述了「姑姑」的一生,並在小說最後附上了自己所承諾的寫一個關於姑姑的劇本。
故事開始的第一封信裡,姑姑已經70歲了。她是一個鄉村名醫的女兒,親歷了日本侵略中國的艱難歲月,見證了共產黨在1949年的勝利以及前30年執政時期的饑荒和暴力政治動亂,最後還看到了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和社會力量的瘋狂發展,一些村民因此致富發達,另一些則窮困潦倒。
在風華正茂且英雄情懷的少女時期,姑姑是一名產科醫生,她一直廣受好評,因為在饑荒和政治動亂的時期她給別人接生。(姑姑把那些孩子稱為「地瓜小孩」,他們的到來象徵著大躍進、大饑荒後的生育復甦。)
可是,姑姑的職業黃金時代因為她的未婚夫而中斷了。這位準姑父是個空軍飛行員,開飛機叛逃到臺灣去了。姑姑險些背上了「同謀」的惡名。之後姑姑就不遺餘力地投入到了國家推廣的計劃生育事業中。充滿愛心的她變成了令人憎惡的墮胎專家,讓不符合要求的孕婦去做人工流產。很多準媽媽和成千上萬的胎兒都慘死了。當中國開始經濟轉型,只有窮人們會因為違反計劃生育政策而被抓,有錢人是「罰錢生」,窮人不得不「偷著生」。小說裡有一個角色解釋說:「政策存在啊,要不以什麼作依據罰款呢?」
小說裡的村民們面對著生活、共產黨和彼此之間帶來的荒謬和殘酷,讓人想起雅洛斯拉夫·哈謝克的《好兵帥克》,大多數人不可避免地要去服從命令,不論他們的反應多麼可笑和殘忍,因為去反抗的結果生動地反映在小說裡,是那麼極端。
莫言運用魔法和寓言的能力,令人想要將他與馬爾克斯做比較。對小說裡的角色而言,村裡的精靈和魔鬼的寓言故事就是日常事務。他筆下的村民幾乎都不受意識形態的影響,儘管有獨生子女政策,他們仍舊相信,孟子說的「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他們是普通人,長期忍受痛苦,總的來說對同胞都很好。他們沒有對幸福抱有宏大的期待,而在這一點上,他們通常是正確的。
知名文學雜誌《格蘭塔》(Granta)曾在自己的網站上選摘了葛浩文翻譯的《蛙》,並配了這張插圖。
在對小說人物的描寫上,莫言充分展現了作為一個長篇小說家的高超技藝。姑姑是一個怪誕卻又有著熱心腸的角色;小說中的敘事人「蝌蚪」對他所見的紛爭不表明自己的立場,這種「疏離」叫人感覺心酸……莫言對小說的框架的謀篇布局——書信和怪異短小的劇本——強化了人們的感知,去體會「蝌蚪」經歷過的恐怖和驚心動魄。
葛浩文的翻譯印證了他成為最負盛名的譯者的實力。靈活處理了莫言小說中那些以人體器官命名的人名,捕捉到了小說許多出色片段所表現的節奏和張力,對「姑姑」遭遇群蛙襲擾這一幕的渲染著實讓人難忘。
《英國獨立報》的撰稿人是一個名叫「Max Liu」的記者,他寫道——莫言小說裡的一些女性角色可謂慘痛,比如一些場面叫人肝腸寸斷,像「蝌蚪」的妻子墮胎而死,還有表現出的僵化的「平庸之惡」,比如擁護獨生子女政策的姑姑堅信「中國為全人類作貢獻」。一個建立在平等基礎上卻執迷於現狀的社會,其中的矛盾是顯而易見的。女人的身體成為了社會的戰場。一旦妻子生下女兒,男人就如受重創,因此他們孤注一擲,藐視法律,迫使妻子要生兒子。
你想感受到一個作家朝著真理奔去,而小說裡意識形態上的固執阻止了莫言這樣做。
《愛爾蘭獨立報》發表了該報記者、作家Darragh McManus撰寫的評論:在一定程度上,《蛙》寫得非常好。它是一部廣闊的、迷人的政治文化史,巧妙地把荒誕的鬧劇和爭議的輿論、中國的國情和深刻的主題聯繫在一起。小說裡存在著有趣的部分,也蘊含著哀傷和感動。讀者會直觀地體會到從毛主席時代到經濟騰飛的當下,高密以及整個中國的變遷。
可是小說最後的部分有點「栽」了,裡面有個叫人難以置信的、粗糙的代孕和偷精子的愚蠢橋段。虛構的編劇寫了一個自我寫照的劇本,象徵著後現代的繁榮,但卻沒有為故事「增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