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因轟轟烈烈、兩起兩落、以失敗告終的熙寧變法，讓後人對其褒貶不一，又因其獨立獨行、不拘小節、孤傲固執的個性，給人留下獨特的印象。
宋仁宗賞識王安石的才幹，提拔重用他的同時，卻又對他獨立獨行的個性頗有看法。
一次，仁宗宴請群臣，讓客人們在池塘中自己釣魚為食，每人面前都擺有盛滿魚餌的盤子，王安石竟將盤中的魚餌全部吃完。仁宗目睹此景後，覺得王安石誤食一粒魚餌還在情理之中，吃掉全部魚餌，不得不讓人懷疑他故意標新立異、沽名釣譽。
字如其人，王安石的書法同個性一樣率性自然、不求工巧。
宋朝的大書法家、文學家黃庭堅形容王安石的書法，如同一個穿著破舊衣服的世外高人，在達官貴人的車馬間徒步穿行，但其目光早就遠在華貴的牛車之上了。
有人便給予王安石「世外高人」的美稱，認為他雖然儀表邋遢，行為方式為人所側目，但志向高遠、內心豐富，已經站到了精神的制高點。
如此截然不同的評價，到底哪個更接近真實的王安石？
01、個性與高遠志向相關
王安石的人生追求不是「做官」，是「做事」，而且是做大事。
在他心中，科舉考試只不過是取得出身的一種渠道，能夠釣上一個小小的官職，賺得一份工資養家餬口而已。
他的人生目標是「欲與稷契遐相希」，希望自己能夠成為像上古時代稷、契那樣的千古能臣，與他們交輝與史冊。
所以，在王安石二十一歲中進士到四十六歲拜相的二十五年間，他屢次拒絕朝廷召他入京為官的任命。
有人認為，王安石沽名釣譽，試圖以隱忍來換取將來更大的回報，後來王安石被任命為宰相主持變法改革的事實，好像也印證了這一說法。但是，如果真為了名譽，二十一歲到四十六歲的青春年華，真能賭得起嗎！到朝廷做個京官，早不就可以名利雙收了嗎？
其實，王安石一直在韜光養晦，等待幹大事的時機。
嘉祐五年，朝廷任命他為三司度支判官，他便欣然上任，因為這個掌管全國財賦統計和支調官職，是他感興趣的事，是他認為能做事的官。
任職期間，他上萬言書，提出國家財政方面的改革設想，卻不被仁宗重視，後又被改任他認為的「閒差」。抱負難以實現時，王安石又選擇了隱退地方。
當一個人心中有遠大抱負時，除了「一心為大事謀」外，其他的衣食、儀表、人際關係、名譽、地位等等都不算什麼。
所以，吃什麼、住什麼、穿什麼、用什麼，王安石從不在意，他經常衣裳骯髒、鬚髮紛亂便上了朝。別的官員八抬大轎、前呼後擁，他卻兩個僕人、一頂小轎就夠了。
這種獨立獨行的個性，養成了他以自我為中心的習慣，不會與他人相處，也難以聽進別人的意見。
在地方任太守時，他是「小池塘中的大青蛙」，自己說了算，建堤築堰，改革學校，創農民貸款法……政績斐然，深得百姓愛戴。
在京城任職時，他想變動成規，照自己的想法辦事，動不動就和同僚爭吵不休，遇事難以與人合作。
02、個性又直接影響了抱負的實現
王安石變法最終失敗，雖然根本原因是封建制度本身，但與王安石獨立獨行的個性也有著密切的關係。
王安石一心想通過變法來施展抱負，一旦走上相位，手握大權主持變法，無論從態度上，還是手段上都十分強硬。
他把對變法有意見的人統統列為反對派，稱為「舊黨」，一律貶職外放。這裡面有司馬光、韓琦、曾公亮、歐陽修、範仲淹、蘇東坡、蘇子由等等，一大批的元老重臣、幹練有才之士遭到打擊。
他任用的新人不看品行道德如何，只要支持變法，通通委以重任。這裡面有一批默默無聞的小人，野心大，精力足，陰險而詭詐，不但陷害忠良，最後還反出過頭來出賣王安石。
新黨也好，舊黨也罷，都想改變國家積貧積弱的現狀。王安石眼裡看不到別人的憂國憂民，「一根筋」只認自己的理，聽不得他人的意見，導致變法過於激進，過於急功近利，基礎不牢，必須轟然倒塌。
王安石晚年曾自我反省，如果當年能夠任用一大批忠臣良吏，認真傾聽採納各方面的意見，因地制宜、循序漸進地進行變法，不僅不會失敗，還會取得較好效果。
還是林語堂先生評王安石那句比較中肯，「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無圓通機智處人治事之術」。
王安石的悲劇，在於他永遠困於自己的雄心壯志而不能自拔，成為自己夢想的犧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