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氏一家人/圖源：劉永好:「赤腳首富」的苦樂人生，《青島畫報》2011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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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陪都重慶，一對年輕人相愛了。
男的叫劉大墉（亦作「劉大鏞」，本文採用劉永好官方傳記的用法），四川巴縣人，是一位中共地下黨員。女的叫鄭康致，四川新津人，黃埔軍校戰地救護班學生。
劉大墉出生於1914年，祖上曾經闊過，不過在祖父這輩敗落。小時候，他在親戚資助下，到璧山縣讀書，本來只是給親戚的孩子做個「伴讀書童」，沒想到學業特別優異，畢業時考了全縣第一名，進入了璧山公立中學讀書。
進入中學，劉大墉就沒了資助，差點輟學。好在校長惜才，提供了勤工儉學的機會，讓他用打掃衛生、幫廚、上下課敲鐘等方式來抵學費。
初中畢業，劉大墉再次奪魁，被重慶最好的高中錄取，但由於家中實在無力供養，被迫退學，重新考入一家免費的工業學校，學習測繪。
在這所學校，劉大墉迸發出高漲的革命熱情，積極參加各種抗日救亡運動，被發展為中共黨員。
正是在運動中，他認識了來自新津縣大戶人家的鄭康致，並很快相戀，結婚。
彼時的重慶，政治動蕩，諜影重重。劉大墉不幸暴露，面臨追捕危險。在組織安排下，他轉移到成都，考入四川省地震測繪大隊，成為國民政府的公職人員。其黨內工作完全轉入地下，由時任中共四川省工委書記鄒風平單向聯繫。鄭康致也追隨到成都，當了小學教師。
不久，因鄒風平出事，劉大墉與黨組織聯繫中斷。幾年後，他加入了當時親近共產黨的民主黨派——民盟。
新中國成立後，劉大墉以民盟幹部身份，成為新設立的新津縣人民法院第一任院長，後又成為新津縣第一任農業局長；鄭康致在城郊的平崗小學當老師。
到1951年，這對革命夫婦，已經生育了四個孩子，分別命名為劉永言、劉永行、劉永美、劉永好，合起來是「言行美好」四個字。
幾個孩子的出生年份相隔很近，最大的才6歲。而建國初期百廢待興，他們實在沒有時間管孩子。加上作為「在國家機關中留用的舊政府職員」，劉大墉的待遇是「供給制」，每月領到的糧食有限，無法養活全家。夫妻倆只好商量，把其中一個孩子送給他人撫養。
3歲的老二劉永行，成為這個不幸的孩子。他被過繼給一個賣布的商人。可是沒半年，劉永行從梯子上掉下，把腿摔斷了。布販子怕治不好，便把劉永行退回了劉家。可憐的劉永行，從此成為半個「瘸子」。
劉大墉夫婦本來就已經忙得不可開交，這下又要照顧摔傷的劉永行，完全一籌莫展。好在城郊古家村一位姓陳的農會主席，願意抱養2歲的老三劉永美。於是劉永美被過繼到陳家，從此改名陳育新。
直到1955年供給制全面轉為工資制，劉家的生活才好起來。作為縣團級幹部，劉大墉的月工資是76元，在新津縣已經屬於最頂級的少數家庭。
由於夫妻倆都是知識分子出身，家裡從來不缺各種書籍和報紙。例如縣團級領導才可以訂閱的《參考消息》，孩子們愛看的《青少年報》、《十萬個為什麼》等。劉大墉情願把飯錢省下來，也要給孩子們買書，所以幾個孩子從小養成了熱愛閱讀、熱愛科學的好習慣。
不過，這樣的好日子沒過幾年，「三年自然災害」來了。
對於四川人來說，這三年是不可觸碰的悲慘記憶。當時，四川是全國外調糧食最多的省份，為了保住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四川人民付出了極其沉痛的代價。
劉家也未能逃過此劫。他們家除了三個男孩以外，又增加了一個小妹妹，糧食根本不夠吃。劉永好餓得嘴裡直冒酸水，而進入了青春期、正需要大量營養的劉永言，更是餓到渾身水腫，奄奄一息。後來不知道鄭康致從哪裡弄來了一點米糠，才把孩子們的命給吊回來。
但可想而知，作為母親，把捨不得吃的都給了孩子後，自己卻依然要忍飢挨餓，日夜操勞。鄭康致的身體從此垮下來，最後病得無法工作，只能退職回家。
當災難終於過去，一家人剛喘了口氣時，沒多久，「十年浩劫」又來了。
運動初期，動亂的破壞力尚未顯現時，老四劉永好還興高採烈地參加大串聯，跑到北京去見毛主席。
那是劉永好早年生命中最闊綽的一次：哥哥把一件名貴大衣傳給了他——這件大衣還是劉大墉十多年前土改時，從地主家抄出來的，從他傳給老大，老大又傳老二，老二傳老三，到劉永好手裡時，大衣已經年高德劭，縮水得不成樣子。
為了去北京，鄭康致特地擠出貳角伍分錢，從舊貨攤上給兒子買了一雙破舊的解放鞋——這是劉永好人生中第一雙正式的鞋子，以前絕大部分時候，他都是打赤腳，偶爾能穿上鞋，也是破爛的草鞋。
不幸的是，劉永好在北京練習接受毛主席檢閱的隊列時，被後面的同學踩到了腳後跟，隨著「刺啦」一聲，剛捂熱沒多久的解放鞋，光榮犧牲。
不管怎樣，北京之行，是劉永好、也是劉家在那個年代最後的高光記憶。
1966年，15歲的劉永好在清華留影/圖源：劉永好:「赤腳首富」的苦樂人生，《青島畫報》2011年 第6期
隨著運動的深入，劉大墉不久就被打倒，戴上了「叛徒、特務、走資派」的紙帽子，關進了牛棚，工資先是扣掉一半，後來乾脆停發。
又不久，鄭康致也由於地主家庭出身被揪了出來，背上「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牌子，進了牛棚。
一家人的生活徹底陷入了困頓。除了老大劉永言在文革前就招工進了工廠以外，其他幾個孩子由於家庭出身拖累，失去了參軍、升學、招工、招乾等一切機會。
老二劉永行拖著殘腿，在街上擺攤修收音機；老三陳育新在村裡種地；老四劉永好作為知青，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那段時間，一個「苦」字，是全家人最深刻的記憶。
2
從1971年起，劉家的命運，開始走上坡路。
先是劉大墉被平反。壓在全家人身上沉重的政治包袱，終於被放下。更令人欣喜的是，劉大墉幾年來停發的工資，一次性補發下來，多達幾千塊，一家人一下子進入幸福的富裕時光。
家裡不僅買了自行車、縫紉機，甚至還有餘錢買了蘇聯進口的卓爾基照相機！
圖源：《藏鋒：劉永好傳》，周樺著，北京大學出版社
接著，劉永言和劉永好兩兄弟，都參加了1973年臨時舉辦的那次高考。劉永言考了新津縣第一名，被成都電訊工程學院（現電子科技大學）計算機系錄取。
劉永好考得也不錯，但不知為何，他報的第一志願卻因「政審不通過」被刷下。好在二哥劉永行的女朋友鄭燕初在教育局工作，聽到消息後，趕緊通風報信。劉大墉找了統戰部門幫忙做工作，雖然沒能錄取劉永好心儀的學校，但是補錄了第二志願。於是，劉永好進入四川省德陽機器製造學校（現四川工程職業技術學院），就讀機器製造專業。
到1977年正式恢復高考時，剩下的兩個兄弟，也都非常爭氣。
常年務農的陳育新，在農活一點沒少幹、一個工分也沒有拉下的情況下，以晚上熬夜看書、第二天一邊挑糞一邊在腦子裡複習的方式，用8個月時間，考上了四川農學院（現四川農業大學）。
在街道小廠做維修工作的劉永行，更是考出了新津縣理科第一名的好成績。他信心滿滿地報考了清華大學，但可惜，由於父親的歷史遺留問題，他被刷了下來。
後來，劉永行等到的通知書，是來自四川彭縣的成都師範專科學校（現西華大學），他本來心灰意冷，不想去上，但是在家人的勸導下，最終還是去了。
於是，到1978年，劉家四兄弟，三個上了大學，一個上了中專，在新津縣，幾乎成為家喻戶曉的傳奇。
這一年底，當中國開啟了改革開放步伐，劉氏兄弟即將開始人生新徵途的時候，他們的父親劉大墉，卻被診斷出了肺癌。
1979年，65歲的劉大墉，懷著些許欣慰，又懷著些許不甘，離開了人世。彌留之際，他對四兄弟說：「我一生想為國家多做點事，卻沒能如願，但你們大有希望。」
此時的他和四個兒子都不會想到，「希望」二字，日後會相伴他們一生。
3
總體上來講，此時的劉氏兄弟，雖然在政治上、學業上、工作上都得到天翻地覆的改變，但是與當時的全國人民一樣，在經濟上，他們依然是窮困的。
父親去世後的那個春節，劉永行的家裡遇到了一點小小的麻煩。
當時，他年過而立，還在成都師專念書，完全沒有收入來源。妻子鄭燕初當年和他戀愛時，為四弟上學的事情，走漏了教育局的消息，被穿了小鞋，從局機關下調到幼兒園當老師，收入也緊巴巴。
快過年了，4歲的兒子劉相宇提出一個合情合理的要求：爸爸媽媽，我想吃肉。
劉永行和鄭燕初面面相覷，他們手裡只剩下兩塊錢，全家的生活、劉永行上大學的生活費、劉相宇上幼兒園的學費，都等著從這裡面出。
但看著兒子可憐巴巴的眼神，劉永行還是心軟了。他跑到市場上，用一塊多錢買了一隻鵝抱回家。
由於天色還早，見兒子對鵝愛不釋手，劉永行便把鵝綁好，繩子交給兒子，讓他牽著玩。等劉永行再出來看時，鵝已經不見蹤影。夫妻倆找遍整個縣城，都沒能找到。
垂頭喪氣地回到家，看著兒子滿臉的淚水，劉永行滿心酸楚，他恨自己一個三十多歲的大男人，連孩子想吃塊肉的心願，都滿足不了。
當晚，隔壁鄰居過來串門，見到劉永行的沮喪，就說，「劉二哥，你修無線電這麼厲害，幹嘛不擺個攤，幫人修無線電呢？」
劉永行聽了眼前一亮：修無線電是他的老本行，現在重拾本業有何不可？雖然說作為大學生去擺攤，面子上有點抹不開，但話說回來，身為一個男子漢，連孩子都養不好，還奢談什麼面子呢？
當晚，他就找來大白紙，寫了廣告：修理無線電——又快又好。第二天就在幼兒園門口擺起了攤。
由於正值臘月，家家戶戶都希望把家裡的電器修好，過個好年，而原來修理電器的攤點，卻都回家過年了，劉永行的攤子一擺出來，生意就非常火爆。7天下來，他竟然掙了三百多塊錢，等於妻子大半年的工資。
這三百多塊錢，讓劉永行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種可能。過年全家團聚時，他迫不及待地和幾兄弟講了這件事。大哥劉永言提出，現在改革開放，國家已經提倡發家致富了，我們幹嘛不一起創業做點事呢？
幾兄弟說幹就幹，開始商量起要做什麼。最後決定發揮所長，成立一個電子廠。
四兄弟的父親本身就是工業學校出身，對他們的教育，也很注重培養科學意識和動手能力，所以他們從小就會拆裝家裡的各種電器。長大後，大哥是成都電機廠工人和電訊工程學院大學生，二哥曾經以修半導體為業，四弟是機器製造專家。組裝機器，對他們來說，是小菜一碟。
於是，他們自己找材料、畫設計圖，組裝出一臺音響。那是新津縣歷史上第一臺自製音響，幾兄弟把它拉到縣城的百貨商場，接上音樂，很快就引起了眾人圍觀和詢價。
簡單的驗證表明，他們辦電子廠，技術和市場都沒有問題，缺的只是資本和廠房。
由於陳育新一直住在鄉下，和大隊書記關係非常熟，他去找了書記，說想和集體合辦一個電子廠，隊裡出錢、出場地，他們兄弟負責技術、管理、生產、銷售，利潤由生產隊佔大頭，劉氏兄弟佔小頭。
書記很開明，也很有眼光，看了他們做出來的音響後，馬上表示：全力支持。
劉氏四兄弟喜出望外，他們開始憧憬未來。當時世界上最成功的電子企業是GE（美國通用），四兄弟下定決心：我們要成為中國的GE！於是就把計劃中的廠子，起名為「新異」。
四兄弟興衝衝地抬著音響，跟著大隊書記去公社，請示公社書記的意見。
話剛出口，公社書記一拍桌子：你們反了？這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絕對不允許！
四兄弟的第一次創業，就這麼胎死腹中。
4
時間匆匆過了兩年。
到1982年，劉永行和陳育新都已經大學畢業，一個進了縣教育局，一個進了縣農業局，都成了國家幹部。加上在成都電機廠當技術員的劉永言，畢業後留校任教的劉永好，劉氏四兄弟都擁有了令人羨慕的鐵飯碗。
但創業的念頭，在四兄弟的腦海裡，依然揮之不去。
這年8月，他們聚在陳育新家裡開會，商量未來之路。
此時，中華大地早已從沉睡中醒來，處處展現出勃勃生機，做生意已成為正當的路子，萬元戶是人人羨慕的對象。
幾兄弟還是謹小慎微地探討哪個能做，哪個不能做。他們心想，在城市裡做不了，幹工廠幹不了，那我們在農村辦一個農場總可以吧？
於是商定，利用陳育新在古家村的老屋和土地，辦一個「育新良種場」。
辦良種場需要錢，但是當時大家都沒什麼錢。去信用社貸款，信用社根本就不理他們。最後只好各自變賣家產湊錢。
大哥劉永言賣掉自己的手錶，二哥劉永行賣掉了自行車（他的腿腳不好，此前一直用自行車代步），四弟劉永好沒有手錶，但妻子有一塊，也賣掉了，大家一起湊了一千元錢。
10月1日，育新良種場正式開張，先是種蔬菜，後來見蔬菜佔地太大，又改為養雞。
養雞的主要模式，是購買種蛋，孵化成小雞再賣掉，賺取其中的差價。由於幾兄弟都有技術、有動手能力，很快就自己研發了孵化機，建造了孵化房，成為當地技術最先進、設施最完善的養雞場。
主要難題出在收種蛋和賣小雞兩個環節。
由於當時沒有專業的種蛋市場，他們都得到農戶家挨家挨戶去買。所以幾兄弟一有空就往農村跑，聽說哪裡有種蛋就跑過去收。
有一回，劉永好跑得太遠，直到晚上10點多才往回走。天又黑又冷，但他心裡非常高興，因為這一天收到了200多個種蛋。但正當他快活地沿著田埂路往家騎的時候，突然竄出來一條黑狗，咬了他一口，自行車摔在泥裡，一筐種蛋全灑了。
劉永好顧不得自己一身水一身泥，趕緊查看雞蛋的情況，發現大半都已經摔爛，完好的沒剩幾個。他氣得追著黑狗就打，追出了幾百米，等黑狗跑沒了身影，他無助地站在田裡，哭了起來。
男兒有淚不輕彈。這是劉永好人生記憶中，印象最深刻的落淚場景之一。
比收蛋更難的是賣小雞。那時候不像現在信息這麼發達，對農戶來說，去哪裡買小雞，都是口耳相傳。而對劉家兄弟來說，小雞孵出來，就得趕緊賣出去，不然光養著都是巨大的負擔。
劉永好的營銷才能開始發揮出來，他想出了兩個絕好的辦法：
一是利用自己當老師的便利，油印了一堆門神紙，上面寫著育新良種場的廣告，每次下鄉收雞蛋時，挨家挨戶送。農民對免費的門神非常歡迎，根本不在乎上面有沒有廣告。
二是到農民家裡幫他們刷牆，在牆上寫上育新良種場的標語。由於那時鄉下的房子大部分都是泥房和土房，農民們對牆上刷塗料這種方式非常歡迎，爭著請他們去家裡刷，甚至還給刷牆的師傅管飯。日後遍布全國的農村牆體廣告，就是從劉永好開始。
就這樣，育新良種場的廣告，不久遍布周圍所有的鄉村，生意很快就紅火起來。
1983年，陳育新給單位打了停薪留職的報告，開始全職投入良種場的工作。在那個年代放棄公職做農民，是極其罕見的事情，這引起了全城轟動。陳育新是整個新津第一個辦理停薪留職的公職人員。
1984年春，育新良種場迎來了一個超級大單：鄰村一個農民一次性預定了兩萬隻小雞，並預付了一千元的信用社信匯單。
四兄弟高興地接下了這個大單子，讓對方先拿走了現有的兩千隻小雞，然後到處借錢收種蛋，準備把剩餘的18000隻小雞趕緊孵出來。
沒想到，當他們到信用社取那一千塊錢時，發現信匯單是假的，而跑到鄰村去找人時，發現買主根本就不是他們以為的養殖大戶，而只是想通過做中間商倒賣賺一筆。
本來倒賣也沒什麼，問題是這人沒有任何經驗，兩千隻小雞在路上就悶死了一半，到家後，發生火災又燒死了另一半，整個家已經一貧如洗。別說剩下的一萬八千隻小雞他根本就無力收購，就連已經給他的兩千隻小雞，錢都要不回來了。
四兄弟發現，他們已經陷入了有生以來最大的險境之中。
他們欠了農民們大筆錢，換來了孵化棚中的18000隻小雞。按照正常的銷售速度，這些小雞無論如何都賣不掉，更何況當時已經進入農忙季，農民沒日沒夜泡在田裡，根本就沒有人來買雞。
幾兄弟愁眉苦臉地湊在一起商量該怎麼辦。由於大家都不抽菸，也不喝酒，只會一杯一杯地把水往肚子裡灌。水灌了一肚子，辦法卻想不出一個來。
也不知道是哪一個兄弟悲涼地嘆息一聲，說：實在不行，大家一起跳岷江算了。又說，要不然就帶著老母親跑路逃到新疆，隱姓埋名過一輩子。
當然說歸說，他們誰也不會真的想走這一步，最後還是劉永言下了決心，說：出事了躲也沒用，只能面對；欠農民的錢，一定要還；我們自己到城裡去走家串戶賣小雞吧。
於是，四兄弟連夜砍毛竹、編竹框。第二天，各挑一擔小雞，就到成都去了。有的跑到農貿市場去搶攤位，有的走街串戶，沿街叫賣。
雖然四兄弟都是知識分子、大學生、國家幹部，但是到了此刻，誰也顧不上面子。他們甩開了嗓子，大聲叫賣，厚著臉皮討價還價。
這可能是幾兄弟生命中最艱難的時光。每天早上四點多鐘裝上小雞，騎40公裡的土路往成都趕，賣完小雞騎回農場，時間已是半夜。稍微眯一會兒，又是一天的重複。
最慘的是劉永行，他還拖著一條跛腿。一個多月的折磨，讓他舊傷復發，而且再度加劇，留下了永久的損傷。
地獄般的一個半月過去後，小雞終於都賣完了。他們把欠的錢還上，一盤帳，還剩下了720塊，四兄弟一人分了180。
這180塊錢對他們來說，真的是用命換來的。
養雞的噩夢經歷讓他們心有餘悸，休整一段時間之後，他們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養鵪鶉上面。
當時人們認為鵪鶉蛋的營養價值比雞蛋更高，所以一個鵪鶉蛋的售價是雞蛋的兩三倍。劉永言在北京出差時聽說了鵪鶉這回事，回來就張羅著去買了50隻鵪鶉和200個種蛋，最後孵化下來，總共存活了80多隻，四兄弟各分了一些，在家裡分頭飼養。
分頭養的主要目的是做實驗，看什麼樣的飼養條件和飼料，會讓鵪鶉活下來、長得快、產蛋量高。
四兄弟的知識和技能在這裡派上了用場，他們很快研究出非常好的鵪鶉飼養技術和飼料，尤其是大哥劉永言，用單位的計算機來測算各種不同飼料組合的實驗數據，大大節省了人力物力和時間。
技術問題解決後，他們馬上開始了大規模的養殖。
劉永好則發揮他擅長和人打交道、擅長推銷的特長，到各農貿市場、國營商場、飯店酒樓等地方去開拓市場，很快就打開了銷路。後來甚至把重慶市場也拿了下來。
不到一年時間，育新良種場孵化的鵪鶉，超過了百萬隻，成為全國的鵪鶉大王。這些小鳥給四兄弟帶來了巨量的財富，已經遠超了「萬元戶」能涵蓋的範圍。
隨著四兄弟的錢包迅速鼓起，周圍的鄰居也都紛紛效仿，養起了鵪鶉。四兄弟沒有任何藏私，把他們所掌握的技術傾囊相授。到後來，整個新津縣幾乎到了家家戶戶養鵪鶉的地步，成為了全世界的鵪鶉之都。
育新良種場僅靠賣鵪鶉飼料，就賺個盆滿缽滿。
1986年，育新良種場年產值已經高達40多萬元。四兄弟蓋起了漂亮的小洋樓，院子裡有小橋流水，還有遊泳池、網球場、羽毛球場，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都堪稱奢華。
他們也引起了各級媒體和政府的高度關注。新華社把他們作為致富的典型，寫成內參報送給中央；縣長、市長、省長們紛紛前來考察。
1986年11月，國務委員、國家科委主任宋健，專程來到育新良種場參觀，並留下題詞：
「中國的經濟振興寄希望於社會主義企業家」。
由於這句題詞，後來，四兄弟新成立了一家公司，名字就叫做：希望。
---未完待續---
主要參考資料：
【1】藏鋒：劉永好傳，周樺，北京大學出版社
【2】捨得智慧講堂——劉永好，主持人胡玲、曹景行，鳳凰網視頻
【3】大道自然，改變世界第二季——劉永行，主持人秦朔，第一財經視頻
【4】我與劉永行的婚姻之路，燕子，中國企業家雜誌
【5】李巍：走出劉永好的影子，李嶸，新西部
文章來源 何加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