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趙老師你知道嗎？我一直有這樣一個想法，我覺得幸運雖然對每個人都是公平，但是它降臨在每個人的人生的不同的階段，產生的效果就是不一樣的，當降臨到六歲的孩子身上，十六歲的孩子身上，和六十歲的人身上，是不一樣的。可是18歲，在您青春正好的時候，幸運就這麼來了。
趙忠祥：我可以跟你講，當時所謂的幸運，對我來講不過是一種選擇。因為那個時候，你們家，我們家，老百姓的家裡都沒有電視，我出現在幾千臺電視上，而這幾千臺電視又不是每天都開，也就是那麼不多的人看到過我，或者有那麼一點印象，其他人不一定會有很深的印象。
主持人：工作的成就也感受不到。
趙忠祥：那個時候電視臺不是很有影響的一個大的文化單位呀，它不是一個強勢媒體呀！今天跟那個時候對應起來，簡直是天上人間那種感覺。
趙忠祥在國慶儀式前的天安門和朋友合影。主持人：其實那個時候，連喜歡，連幸運是什麼都不知道。當時是一種什麼情況呢？比如說找你去做播音員，那是什麼樣的一個招生呢？規模大嗎？
趙忠祥：非常大的規模。
主持人：是在什麼人群中？多大的規模？
趙忠祥：是在北京市當年的應屆高中畢業班的學生當中，用今天的俗話來講，叫海選。在我們學校裡，我們大概在畢業班的高三年級當中，一個班有那麼十幾個，二十幾個，至於怎麼被老師推薦去的，可能有老師的意見，也有來選擇的人看了我們的學生非常簡單的檔案照片以後，然後就指定說，這個要10個人，讓他們去我們那兒。
主持人：幹嘛去？也沒說？
趙忠祥：我們去的時候就說是去參觀，並沒有說他現在要招生啊，我們現在就去應試了，應試完了以後，將來就會怎麼著了，以至於四十幾年以後，會怎麼樣，那個時候沒有。
主持人：去哪裡參觀？
趙忠祥：就是去座落在北京復興門的，現在的廣電總局，就是我們原來的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國際臺，電視臺當時只佔那個大樓一個樓層的半面。
主持人：電視臺那個時候有名字，叫北京電視臺了。
趙忠祥：叫北京電視臺，那個時候我去了以後，我覺得還不錯嘛，然後好像是進入了一個播音間，就有一個話筒，然後隨便說說，就把錄音給錄下來了，完了你就出來，出來以後，有放一段剛才我錄的聲音，我一聽大驚失色，我覺得那個聲音是我嗎？
不像現在，現在孩子可以在卡拉OK可以玩玩家庭卡拉OK，自己有個錄音機，說一說，錄一錄，大家可能對自己的語言比較清楚了，那個時候我只聽過內部的直接聲，沒有聽過錄一下音以後再還原出來的外部的聲音，再一聽，那是我嗎？別人說還不錯。
主持人：有人說不錯？
趙忠祥：有，我的同學說不錯。但是我自己，沒有覺得那很像我，也沒有達到我自己的那種要求達到的那種境界。完了就回去了。回去之後，下一次還叫我來，這一次人數就減少了，然後再來，再來，來了多少次，我已經不記得了，我已經很厭煩了。我覺得幹嘛呀？你又不給我講清楚，我陪著你玩，我沒功夫，那個時候我們要高考了，我要複習功課，你老叫我來，又沒說什麼意思。耽誤我時間。
後來有一次，我就不去了，就在我不去的那一天，我們同學很著急，就在各個地方找我。那是冬天，我有時候冬天會跟同學去滑冰，他們以為我去溜冰了，到冰場廣播喇叭，反正那個時候叫我名字，沒有一個人會抬頭說，看看是誰，沒有。後來我一個同學說，他可能在首都圖書館，我那天正好在圖書館借了幾本書在那裡看，我記得那天靜悄悄的，整個一個大的閱覽室，就我一個人，然後我的一個同學來了，我說你幹嗎呀？他喘著氣，臉上很著急，好像出了什麼事似的，他說你怎麼還在這兒？人家電視臺來人找你了！那我就去吧，人家好像有一個人來接我，我就去了廣播大樓了。
那天去了以後了，就跟平常又不一樣了，還有人給我們化妝，當然沒有換什麼衣服，就穿著學生那套衣服，然後就進入到一個演播室。這個演播室，用今天的話來講，當年中央電視臺演播室，不過如此之大。
主持人：有這麼大？
趙忠祥：對。然後讓我轉過來調過去，在鏡頭前面我又受了一次折騰。其實我那個時候已經知道他們可能要挑播音員，總而言之，你在接近一個事情中心的時候，你是會知道這個事情的真相的。然後，我那時候就產生一個想法，就是說能夠在這裡工作也不錯了。但是進可攻，退可以守，如果不來呢，也可以選擇考大學。
主持人：但是這些都不容你選擇。
趙忠祥：這事我可以選擇。當時電視臺即使要我的話。
主持人：你也可以說不嗎？
趙忠祥：不，我們學校，我的幾個老師，我現在回憶起來，他們確實像父輩一樣地關懷我。他們不相信電視臺來幹什麼，他們比我還不相信，他們就認為，你看你這上學上得好好的，他們就上這些挑人，就讓你走了，你要慎重考慮。
主持人：那個時候不覺得電視臺是一個多麼好的地方是嗎？
趙忠祥：我不知道。反正給我的現在的一個感覺就是，你可別上當！甚至有點不是很以為然的一種感覺。比如說，你還是應該考慮上大學，你要放棄今後去接受高等教育的這條路，你應該慎重地考慮，這是第一個。
我的一個教導主任是個女的，李主任，我現在記得很清楚，我不認為當時我在學校的時候，她對我有多麼關懷，我覺得她很很冷漠，平常我也很難接近她，但是就在這個時候，她就跟我很語重心長地講，她說雖然說北京電視臺挑選了你，他們也認為，好像你應該去，他們也很需要你。但是我，很坦誠地跟你說一句，你可以選擇不去。
主持人：但是你呢？
趙忠祥：我鬼使神差。我在這種過程當中，畢竟是在100多所中學生當中，經過三五個月的挑選，我學習還可以，但也不過是一般的可以，要說在我的學校當中，甚至於我的班上，我都不是出類拔萃的。可是在這一點的選擇上，那，我就是出類拔萃的。
主持人：最後就定了你一個人？
趙忠祥：是的。於是我就下決心就去了，就是這麼回事。
關於《動物世界》主持人：你在配音的時候，看到那些畫面的時候，是不是感覺很好？
趙忠祥：那不是一般的好！你知道什麼叫物我兩忘嗎？天人合一嗎？我覺得，在這樣一個瞬間，你完全投入到這樣一個天籟之中，一個大自然當中，一個活靈活現的這種生靈的這樣一種，繁衍、發展，為了它們自己的生存在去拼搏，再去追捕，再去反追捕，再去用他們的聰明才智，再去用他們的合作，再去用他們的能力去生存，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是達爾文講的。
然後它的解說，寫得很樸實，質樸無華，很有哲理。它甚至就是說，比如野生動物的節日，它就說，如果我們不善待它們，有一天，如果我們的地球上沒有了它們，我們會想一想我們人類的生活會是什麼樣的。
主持人：你就會特別地動情？
趙忠祥：我想，我是一個比較易感的人。我覺得作為一個文化人來講，如果你真的，你心裡很冷漠，你就像一個木頭一樣，你冷冰冰，對一切事物你都不感興趣，也沒有你的情感的這樣一種激情的湧現，我覺得那白做了。
主持人：你剛開始播的時候，就是現在我們聽到的這個樣子嗎？
趙忠祥：不完全，但是也有一個過程。因為我在最早的時候，播新聞的時候，又比較年輕，我的聲音是比較高亢的，我追求比較高的聲音。
主持人：那時候都要寬音大嗓。
趙忠祥：對。後來我在70年代的時候，就有一些引進的片子我們作為參考，不播放。那個時候已經有國外的片子了，我當時是播過類似《羅浮宮》這種片子，我對它的解說的風格，和它的片子的這種背景，以及它的節奏，我就感覺到，不應該用那樣一種高調的聲音來處理這種片子，我就很大膽地進行了一種播音風格的變革。
那個時候，做得也還可以，後來等《動物世界》出來以後，我大體上介於新聞和外國藝術片的配音之間的那種格調，我覺得你不能大喊大叫，像新聞一樣不行的。
主持人：把動物都嚇著了。
趙忠祥：然後逐漸逐漸的，我就覺得創造出一種，或者摸索出一種，人家說帶有一種氣音似的，亂斷句式的解說方式。但是他們應該知道，這種用氣來託著那種聲音出來，並不是說整個肌肉都跨掉了，它其實還是需要一種力度，一種張力，只不過這種聲音出來，讓它更柔一點。
主持人：那你調出來這個聲音之後，我不知道還有這樣的一種配音方法之後，是大家都全部認可，還是大家會置疑？
趙忠祥：應該說，任何一種變革的開始，都不會為大家所認可的，不管在任何地方，當時乃至現在，都會有部分人覺得就是有一點離經叛道的。你要斷句不是斷句，邏輯重音不是邏輯重音，重音亂放，感覺反正有一點塌跨，反正這種聲音都有。但是我覺得一個藝術道路，你自己把它堅持下來，是很難的。
主持人：這種聲音強大嗎？
趙忠祥：這種聲音不強大，但我能聽到，有這樣一種議論。但是我的領導並沒有給我下令說，你不許這麼播。我的領導能夠認可，那我就繼續播下去，逐漸逐漸，大概幾年之後，乃至到現在，我就聽到同意我這樣播，或者覺得我這樣播得不錯的聲音，就更多地進入我的耳朵裡面。
大家都說你的《動物世界》播得不錯，對我應該說是一種肯定，我感到很感動，一個就是人家聽了，人家看了；第二個就是我自己摸索出的這樣一種解說風格，能夠得到別人的一種認可，那我還是高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