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丨[英]彼得·阿克羅伊德
摘編丨安也
《泰晤士：大河大城》，[英]彼得·阿克羅伊德著，任明譯，上海文藝出版社，2020年6月。
從不同角度來看這個世界
泰晤士河長215英裡，可以通航的長度是191英裡，是英格蘭但不是大不列顛王國最長的河——英國境內的塞文河比它大約長5英裡。但它一定是世界上能夠擁有如此顯赫歷史的最短的河流。
它流經英格蘭9個郡的邊界，這再次證明了它既是界限又是防守要塞的地位。它將威爾特郡與格洛斯特郡分開，將格洛斯特郡與伯克郡分開，將牛津郡與白金漢郡分開；並在前行的過程中，將薩裡郡與米德塞克斯郡（或者不那麼優雅地被稱作「大倫敦地區」）、肯特郡與埃塞克斯郡分開。它在遙遠的過去守護了這些曾經屬於部落的土地，也將守護它們到可以想像的未來。
特納的《柳樹》以凱爾姆斯科特（Kelmscott）附近的泰晤士河為背景。
泰晤士河沿岸共有135座橋，特丁頓以上的河段有44道水閘。目前仍有20條左右大的支流流入泰晤士河主幹道，其餘支流如弗利特河等已經消失在地表以下。它的「流域」——從雨水及其他自然力量中獲得水源的區域——佔地約5264平方英裡。它的水源也來自數目眾多的泉水——很多位於森林裡或是靠近泰晤士河的溪流處。有一眼泉水位於牛津郡斯諾頓山脈山腳下的森林裡，人們稱其為永遠新鮮、永遠常新的「永恆之泉」。
河在特丁頓附近的平均流速——選擇這裡是因為這裡是潮汐水流與非潮汐水流交匯的地方——經測算為每天約11.45億加侖（52.05億公升），大約每秒 2000 立方英尺（56.6 立方米）；目前流速在每小時1/2 至 2 英裡之間。河水流動的主要推動力是水文學家稱作「河流谷底線」的地理因素。河並非是以一種筆直、向前的線條流動的，而是混合了內部水流及表面與河底的各種水流，以曲線或螺旋狀向前流動。超過 95% 的泰晤士河水的能量消失在河的湍流及各種摩擦之中。
泰晤士河流淌的方向因此是具有狂想性質的。人們也許會認為它應該往東流，但它拒絕任何簡單的猜想。它在亨利的上方和特丁頓那裡流向東北方，在阿賓登上方流向西面，在庫克姆那裡流向南面，在馬洛和金斯頓上方流向北面。這些都與它變化多端的曲線有關。它並不像幼發拉底河那樣迂迴曲折——據希羅多德（Herodotus）的說法，航行者曾在三天中不斷重返同一個村莊三次——但它是環形的；它的專長是「繞大圈」。這使得沿河岸的旅行者要花上兩至三倍的時間來完成沿公路的同伴所完成的同樣距離。泰晤士河教你慢慢來，從不同角度來看這個世界。
詩歌總是強調泰晤士河與人類社會的目的性與現實性的相似
河流流過語言。我們在各種可以想像得到的情形下，都談到了它的影響。它被用來表達生與死、時間與命運；它被用作持續與消解、親密與短暫、藝術與歷史以及詩歌本身的比喻。在《心理學原理》一書中，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第一次發明了「意識流」一詞，在「意識流」中，「腦海中每一種明確的意象都被浸泡在……圍繞著它自由流淌的水中」；可以說它就像河水那樣在流動。然而河也是潛意識的一個象徵，代表著深度及不可見的生命。
《阿賓頓》，特納（Turner）作於1805年。
在有關運動與變化的無止境的循環中，河也是永恆的象徵。它是為數不多的、很容易就能為人們所理解與欣賞的象徵之一。在持續不斷的思維之流中，人的思想與靈魂可以開始考慮自身所可能擁有的不朽性。
在詩人約翰·德納姆（John Denham）的作品《庫珀的小山》（Cooper’s Hill，1642）中，泰晤士河是人類生活的隱喻——剛開始時是那麼微小，接下來的旅程又是那麼自信，最終被納入海洋的命運又是那麼不可避免：
急著去向大海致敬，
就像有限的生命去會見永恆。
有關泰晤士河的詩歌總是強調它與人類社會的目的性與現實性的相似。河的個性從開始時的純潔，到後來在與商業世界的廣泛接觸中發生了變化。河在幼年時是純潔、無辜、清澈的，等它被城市緊緊囚禁起來時，它變得陰暗而汙穢，被貪婪與投機所汙染。河的這種退步也代表了人類生活與歷史的某種範式。然而河相對於它所隱喻的對象，有一個巨大的優勢：河總是重返源頭；河的腐敗是可以被改寫的。這就是為什麼宗教洗禮儀式被直覺性地與河流聯繫在一起。泰晤士河在人們心中已經成為救贖與更新以及從時間本身「逃離」這一希望的象徵。
羅塞特（Rossetti）的《水柳》。每一代藝術家都被泰晤士河所吸引。它是世界上被人畫得最多的河流。
當華茲華斯（Wordsworth）在低潮時觀察泰晤士河，他看到倫敦「偉大的心臟」「靜靜地躺在那裡」；在這裡他所使用的是一種與人體循環相關的想像。在這裡，河就像是人體中的血液，充盈著周圍地區的靜脈與動脈，沒有它，倫敦的生命就會終止。
沃爾特·雷利爵士（Walter Raleigh）在他位於倫敦塔的牢房附近散步時，對著泰晤士河沉思，感嘆「通過血管與動脈在人體分流的血液，也許可以被比作這些通過地球上的小溪與河流所負載的水」。他在牢房裡寫下了《世界史》（History of the World，1614）一書，受泰晤士河水流的深切影響，將其作為人類命運的範本。
泰晤士河被用作萬事萬物在時間的長河中相繼展開的一個象徵，在它身上攜帶著過去所發生的各種事件的重負。對雷利來說，時間的貨輪離開源頭以後，變得越來越複雜而令人疲倦，人類生活也變得越來越黑暗與深不可測，越來越不純潔，越來越容易受到接連不斷的事件的影響。在其所撰寫的歷史中，雷利注意到人與河流有一點有所不同，他聲稱：「對人類生活的潮汐來說，一旦開始轉變與衰退，就是永遠的衰落與退潮，永遠不能重新奔流。」
被視為道德鏡子的泰晤士河
泰晤士河也被看作是一面道德的鏡子。隨風搖擺的燈芯草和柔軟的柳樹為「何為謙卑與自製」做出了形象的說明；河兩岸卑微的野草也因其低調與從不賣弄而獲得了讚美。有哪位曾在河邊探險的人沒有更懂耐心、忍耐與警覺的價值？約翰·德納姆在一種更深遠的層面上將泰晤士河作為本土討論的對象：
哦，我能像你一樣流動嗎？
將你的水流作為我尊貴的榜樣，因為它就是我模仿的對象；
雖然深，但是清澈；
雖然溫柔，但並不沉悶；
強壯而不易怒；
圓滿，而不溢流。
這裡暗示著泰晤士河代表了一種值得追尋與追求的英格蘭的尺度、一種美學的和諧，同時德納姆似乎也在談論「英國性」本身的一些特點。泰晤士河是它所流過的這個國家的隱喻。它謙虛而溫和、平靜而豐富，有力量而不暴烈；它不是炫耀式地令人印象深刻；它廣大而不無邊；它避免極端；它蜿蜒尋找自己的路而不需要強硬的改道與幹預；它在很多方面都具有價值；它是一條講求實際的河流。
萊德考特橋（Radcot Bridge）是泰晤士河上最古老的橋——公元958年有一份撒克遜人的文書提到了它的存在。今天它被歸屬為泰晤士河的一條側流。
當澳大利亞前總理羅伯特·孟席斯（Robert Menzies）前去蘭尼米德參觀時，他深受感動，給這條「不慌不忙的英格蘭個性」的「秘密之泉」以極高的評價。這種將土地與人、將地球及水的特點與居民的個性互相認同的做法，至今仍是切中要害的。在泰晤士河與其周邊的居民之間，有一種內在而親密的聯繫，即使這種聯繫並不是很容易就能被看出來。
於是在某種意義上，泰晤士河成了國家與民族的象徵，將土地與河流溫柔地擁抱在一起，為那些彼此迥異的地區提供著凝聚力與團結。它為一種共同文化的成長與擴散提供了可能。它在顯著的差異中創造了和諧。僅就這一項能力而言，在「英國性」的打造中，它就比其他民族「特色」做出了更多貢獻。
理想的英格蘭生活——茅草覆蓋的小屋、鄉村的綠野、鴨塘、籬笆攔起的田園等，都來自泰晤士河沿岸風光。泰晤士河是這些與「英國性」相關的「白日夢」的源泉。旅行者只需去過庫克姆、潘博恩（Pangbourne）、斯特雷特利（Streatley），或是泰晤士河沿岸上百個鄉村或小鎮中的任何一個，就能意識到泰晤士河在打造英國民族生活特點上所具有的長久重要性。
《鐵路、蒸汽與速度》，顯示了特納對位於美登米德的大西部鐵路橋的鮮明印象。特納生在河邊，也死在河邊，他一生描繪了泰晤士河的各個方面。泰晤士河是特納發揮想像力的一個工具，也是他靈感的源泉。
羅馬人所稱的「公共的」河流
泰晤士河一直是通衢，是前哨，也是攻擊的路線；是遊樂場，也是下水道；是水源，也是權力的來源。它是一條羅馬人所稱的「公共的」河流，但它也是個體可以獲得深沉滿足的所在。它擁有一種個體的影響力，也擁有一種歷史的影響力。約翰·凱爾（John Keilla）在《對反思地球理論的檢驗》（A Examination of the Reflections on the Theory of the Earth, 1699)中，談到河流時說：「沒有它們就不可能有偉大的城鎮，也不可能有與遙遠的內陸國家的交往，因為沒有它們就幾乎沒有可能為大量人口提供生活必需品。」泰晤士河在當地創造了文明。它塑造了倫敦。
這是為什麼它被稱作是一座體現「英國性」的博物館。它涵蓋了英格蘭民族的歷史，從格林尼治到溫莎城堡，從伊頓公學到牛津大學，從倫敦塔到威斯敏斯特教堂，從倫敦金融城到法院，從倫敦港到蘭尼米德；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它是一個偉大的聯合者。它代表著居住在河邊的、一直在努力奮鬥著的人類群體。它也代表著英國那種理想化的、和諧的田園風光，尤其是在泰晤士河上遊的那些地區。它激發了有關英格蘭的詩歌。它一路走來的豐富多彩與變化多端，完美地滿足了英國人的口味：
各種變化豐富的土壤，帶來無盡樂趣
（這裡既不太冷，也不太熱……
夏天不太短，冬天不太長）。
麥可·德雷頓（Michael Drayton）在《多福之國》(Polyolbion，1612)中，以省略號取代了泰晤士河。然而這條河仍相對來說保持著未被「寵壞」的狀態。在人類過去的 2000 年中，它並未發生巨大改變。
交易淹死者的屍體：「女孩划船，她毫不費力地劃著一對短槳；男子保持著老鷹般的警戒眼神。他的手裡沒有網、鉤或是線；他不可能是一位漁夫。」《我們共同的朋友》
在它一路行來的大部分河段，泰晤士河都保持著一種隱蔽與隔絕。沿著河邊小路行走，仍有可能走上數英裡也看不到一個人；靠近源頭的上遊和靠近入海口的河口區，是同樣的人跡罕至。它代表著一種從世界的逃離——「在靜靜的河邊，垂柳掩映」；這是為什麼它享有平靜溫和、遠離騷亂的名聲。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曾在斯泰恩斯那裡，讚美泰晤士河有一種「從其完全的孤獨中所產生的巨大魅力」。位於泰晤士河入海口的坎維島，曾被認為是「倫敦周圍最孤獨的地方」。
本文經出版方授權節選自《泰晤士：大河大城》。摘編有刪節修改，標題為編者所加。
作者丨[英]彼得·阿克羅伊德
摘編丨安也
編輯丨羅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