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陳平原:「文學史」永遠都在重寫(圖)

北京大學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教授陳平原。

 

　　編者按：

　　錢穆1955年在新亞書院講授《中國文學史》，其講授內容一直未編輯出版。最近，錢穆弟子葉龍將當年聽課筆記整理成書，獨家授權本報連載，引起多方關注。

　　錢穆授課之始開宗明義說：「直至今日，我國還未有一冊理想的《中國文學史》出現，一切尚待吾人之尋求與創造。」這句半個世紀前說的話，竟引得今日學者們「吐槽」：不要說60年前，即使到今天，這一問題仍未解決。而且，不止中國古代文學史，中國現當代文學史都尚待「尋求與創造」。這同時讓人想起，1988年陳思和、王曉明、錢理群、陳平原等學者，也曾提出「重寫文學史」的口號。

　　從錢穆講文學史算起，60年了；從1988年學界呼喚「重寫文學史」算起，也26年了。這些年來，關於中國文學史的書寫究竟怎樣呢？本編輯部借連載錢穆《中國文學史》引起關注之機，順水推舟，發起「再提『重寫文學史』」討論。

　　從本期始，《文化廣場》推出《再提「重寫文學史」》專欄，將陸續採訪一批文學史專家學者，以訪談形式再續「重寫文學史」之理想。歡迎廣大讀者批評和熱情參與！

　　作為中國文學史研究領域的權威學者，陳平原多年以前就關注到錢穆在新亞書院講述中國文學史的歷史事實，並曾在其專著中加以論述。

　　錢穆以《先秦諸子系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和《國史大綱》等一系列史學著作名揚於世，論述文學史只是其宏大的史學架構中的一個分支。錢穆曾任北京大學教授，1950年在香港創立新亞書院，是為現今香港中文大學前身之一。陳平原是北京大學教授、曾任中文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教授，錢穆《中國文學史》講稿在本報獨家連載，陳平原教授接受本報記者專訪，坦率地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1955年，錢穆斷言「我國還未有一冊理想的中國文學史」。1985年，尚為北京大學博士研究生的陳平原即與黃子平、錢理群展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對話，拉開了重寫文學史的序幕。今天再提重寫文學史，陳平原感慨系之，他對記者表示，更珍惜當年那些論述背後的情懷。他認為，「文學史」永遠都在重寫，錢穆先生所言「一切尚待吾人之尋求與創造」，正是學問「生生不息」的原動力。他還認為，「文學史」應該是個性化的，每個從事文學研究的好的學者，都「應該在心中或口頭有一部自己的文學史」。

　　何為理想的《中國文學史》

　　《文化廣場》：錢穆先生1955年在香港新亞書院講授《中國文學史》，最近由其弟子葉龍將筆記整理成書，獨家授權本報連載並準備出版。新亞書院是中文大學的前身之一，作為中文大學的客座教授，您怎麼看這一事件？

　　陳平原：3年前，我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刊行《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其中第四章第七節「史家之『詩心』」，專門討論錢穆在新亞書院講述中國文學史課程。「錢穆作出這一選擇，或許有師資力量或學生趣味的考慮，但起碼是對自家的文學修養很有把握。1963年香港的人生出版社刊行薄薄一冊《中國文學講演集》，收文十六篇；後增加十四篇，擴充為《中國文學論叢》，由臺北的東大圖書公司刊行（1983）。錢穆的這兩冊『文學論』，大部分是演講稿，照作者說的，『沒有一貫的計劃和結構』，且因『聽眾對象不同，記錄人亦不同，因此所講所記，精粗詳略各不同』。但觀察『自序』中的表白，作者對自家講授文學課程以及撰寫相關論文，相當自信……實際上，若將《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卷一的《讀〈詩經〉》、《〈西周書〉文體辨》，卷二的《中國古代散文——從西周至戰國》，卷三的《讀〈文選〉》、卷四的《雜論唐代古文運動》、《讀〈柳宗元集〉》、《讀姚鉉〈唐文粹〉》等考慮進來，錢穆關於『中國文章』，確有不少獨到的體會。」但有一點必須提醒，著述與講稿體例不同，論述策略不一樣，經本人修訂的記錄稿與未經本人審定的聽課筆記，更是有很大的差異。

　　《文化廣場》：錢穆講《中國文學史》時開宗明義：「直至今日，我國還未有一冊理想的《中國文學史》出現，一切尚待吾人之尋求與創造。」有學者指出，時過60年，情況還是如此。您如何理解「理想的《中國文學史》」？

　　陳平原：就看你怎麼定義「理想的」。若追求「定論」，確實沒有出現；若只講「很可看」，則「江山代有才人出」——我這裡借用的是魯迅的思路。在回答什麼是好的文學史的提問時，魯迅推薦丹麥文學史家勃蘭兌斯的著作：「文學史我說不出什麼來，其實是G Brandes（勃蘭兌斯）的《十九世紀文學的主要潮流》雖是人道主義的立場，卻還很可看的。」（《致徐懋庸》，《魯迅全集》第十二卷303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至於涉及中國文學史，魯迅有時極力褒揚劉師培的著作，有時則斷言「中國文學史沒有好的」。前賢雖有過很好的著述，但「理想的《中國文學史》」卻有待我輩努力——所謂「一切尚待吾人之尋求與創造」，並非目空一切，也不保證後來者一定比前人更高明，但這是學問「生生不息」的原動力。錢穆這麼看，今人又何嘗不是如此？

　　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史

　　《文化廣場》：1985年，您和黃子平、錢理群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1988年，王曉明與陳思和在上海提出「重寫文學史」，京滬學界前呼後應，幾乎形成一場文學或文化革命。這場革命的結果與您的預期和想像是否存在差異？

　　陳平原：「文學史」永遠都在重寫，只是變化的尺度有大小，且被接受的程度不同而已。我在北大講過多輪「中國文學研究百年」選修課，深知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 ，一時代有一時代之知識生產，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史書寫，因此，對我們30年前的學術主張不會有太高的期待。「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個概念本身，目前既被廣泛接受，也受到了很多深刻的質疑。面對這些褒貶，我都沒有回應，因那只是一個歷史足跡，我更珍惜的是那些論述背後的情懷。

　　《文化廣場》：當年北大一批學人倡議寫《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但只有您寫出第一卷，此書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後改名《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清末民初小說研究》再版。請您談談寫作此書的背景，其後續情況如何？

　　陳平原：《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1989年出版，第二卷到現在還沒影子。北大出版社原本對這套書寄予很大希望，因為，第一卷陳平原，第二卷嚴家炎，第三卷吳福輝，第四卷錢理群，第五卷洪子誠，第六卷黃子平，除了我剛出道，應該說都是一時之選。可最後出版社頂不住了，2005年，將已刊行16年的《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改題《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清末民初小說研究》，單獨重印。不過說好，什麼時候第二三四五六卷出版，這書馬上歸隊。為什麼會這樣拖沓？主要是主編嚴家炎先生特別嚴謹的學術態度決定的。當初雖多次討論，但第一卷是由著我的性子寫，出版後嚴先生才發現，若按他自己的趣味及寫作計劃，這第二卷跟第一卷的風格差別很大了。改變自己的風格，不可能；不改，不合適；放棄，不願意。只好這麼拖著，說是想想辦法；可這一想，就是20多年了。本來很簡單的，各寫各的，每卷作者自己負責，合起來，不就行了嗎？可嚴先生說，不，作為一套書，要有「整體感」。這可就慘了，這6個人恰好都是很有學術個性的，怎麼可能捏在一起？於是，嚴先生不催，我們就各幹各的活去了（參見《為何「嚴」上還要加「嚴」》，收入《花開葉落中文系》，北京：三聯書店，2013年）。這也提醒我們，主持重大科研項目時，如何兼及整套書的主體風格與每位學者的獨立性，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對於成熟的學者來說，合作編書可以，合作撰史很難——除非寫成連續性著作。

　　《文化廣場》：中國文學史作為一門學科，產生於上世紀初。從技術層面上說，這門學科現在是否已經成熟？比如古代文學與現當代文學的貫通問題，比如晚清文學與新文學的對接問題，諸如此類。

　　陳平原：作為課程設置的「文學史」，與作為著述體例的「文學史」，以及作為知識體系的「文學史」、作為意識形態的「文學史」，四者之間互相糾葛，牽一髮而動全身。我在《作為學科的文學史》中，談論作為知識生產的「文學史」，體會其中體制與權力的合謀，意識形態與技術能力的縫隙，還有個體學者與時代氛圍的關係；眾多努力中，尤其注重從「教育」角度切入。像你所說的，古代文學與現代文學的貫通，諸如此類的困難，與其說限於學者的個人才華，不如說是學術體制決定的。我曾撰寫《中國散文小說史》（199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初版時名為《散文小說志》，2004年起改現名），出版了，評價也不錯，可無法推廣。因為論述對象跨時代（古代、現代），且跨文類（散文、小說），大學裡沒有這樣的必修課。一句話，你若想寫成通用教材，就只能遵循教育部的學科設置；若不考慮課題或評獎，則可以海闊天空。

　　文學史應該是個性化的

　　《文化廣場》：100多年來，文學史的命運也隨著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及文學發展而波動起伏，這期間，你曾總結有四代學者，可能很快有第五代出現了。對他們的總體成就您如何評價？

　　陳平原：你引的是我的《四代學者的文學史圖像》（初刊《北京大學學報》1997年4期，收入《假如沒有文學史……》，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此文寫於18年前，其中假定學者的「臨界年齡」是50歲：「這並非認定年過半百的學者便不再有創造性的研究成果，而是說，當上一代學者的主力超過50歲時，新一代學者才有可能得到充分的發揮，也才得到社會的普遍關注。」成長並主要活躍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第四代學者，現在都早已過了50歲。在這個意義上，第五代學者已經成型，且有很好的發揮。問題在於，「學術史上的『代』的更迭，並不僅僅是換了一批新面孔，而很可能是意味著學術思路及研究模式的轉移。」這方面，第五代學者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總的判斷是：因外在環境的變化，第五代學者的學術熱情及精神氛圍不及第四代，但學術訓練更好，表演的舞臺也更大。

　　《文化廣場》：您說過，文學史只是一根拐杖，是登入文學殿堂的輔助之物。這是否意味著文學史就應該是個性化的，每一個講授文學史的教師，都應該有一部自己的文學史，即使不撰述出版，也應該在心中或口頭有一部自己的文學史？

　　陳平原：我並不完全否定「文學史」的存在價值，我質疑的是世人對於「文學史」的迷信，另外就是追問現代中國的文學教育，是否一定要以「文學史」課程為中心。 因為，一旦引入學校、課程及課堂，所謂「文學史」，很容易就變成了長時段、系統性、四平八穩的教科書。傳統中國的文學教育以文本閱讀為中心，現代則轉為頂禮膜拜教科書。對比傳統中國文人，現代讀書人的視野更為廣闊，但大都是虛假的博學，知道很多，但體會很淺。就像朱熹嘲笑時人讀書不細，讀了好像沒讀，沒讀又好像讀過。

　　進入網際網路時代，這個問題更嚴重。因檢索極為方便，記憶不太重要；所謂文學教育，當以閱讀、品鑑、分析、闡發為關鍵。12年前，我撰寫短文《「文學」如何「教育」》（初刊《文匯報》2002年2月23日，收入《假如沒有文學史……》），稱：「文學教育的重心，由技能訓練的『詞章之學』，轉為知識積累的『文學史』，並不取決於個別文人學者的審美趣味，而是整個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有機組成部分。『文學史』作為一種知識體系，在表達民族意識、凝聚民族精神，以及吸取異文化、融入『世界文學』進程方面，曾發揮巨大作用。至於本國文學精華的表彰以及文學技法的承傳，反而不是其最重要的功能。」這個狀態目前看來不太理想，必須加以調整。我之所以出版《作為學科的文學史》，目的是反省當今中國以「積累知識」為主軸的文學教育，呼喚那些壓在重床疊屋的「學問」底下的「溫情」、「詩意」與「想像力」——這既是歷史研究，也是現實訴求。具體到文學史的講授及著述，我不欣賞思想上大一統或追求發行量的通用教材，而更喜歡錢穆這樣的「自作主張」。在我看來，每個從事文學研究的好的學者，都「應該在心中或口頭有一部自己的文學史」。（記者 夏和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