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與惡的距離》中，無論是死刑犯、受害者還是病人，真正承受壓力和痛苦的或許未必是他們，而是他們的家屬們。演播室裡，大芝切著哥哥的死亡直播，她偷偷在樓梯間和家人通電話正好被喬安聽見，不知是新聞人的嗅覺本能，還是身為家屬的惡意，她叫人跟蹤偷偷拍下了一家人接遺體的畫面，躲藏了兩年的一家人曝光在陽光和咒罵下，大芝憤怒地質問喬安。
大芝辭職，去了思悅的咖啡店打工，自從知道思聰得了思覺失調，思悅一直在照顧他。但也是因為這個弟弟，她被未婚夫的媽媽輕視，自己的未婚夫也慢慢顯露出自己的本性。她取消了婚約，哪怕知道了死刑犯家屬的身份，思悅依然堅持讓大芝在自己的店裡，店面被人扔雞蛋，而砸他們的卻是死者的家屬們。本應無辜的受害者們，此時卻成了施暴者。
就算李曉明被槍決，但一切都沒有結束，當眾人不再關注這個事件，誰來幫助被害人的家屬，又怎麼防止下一個李曉明的出現。2014年5月21日，21歲的大學生鄭捷在臺北捷運江子翠站隨機砍人，4人死亡，21人受傷，2016年2月28日，4歲女童小燈泡在臺北街頭被一名男子用菜刀砍倒在地。然而當鄭捷判處死刑後，作為受害者的小燈泡媽媽卻表達了不支持死刑的立場：他死掉了，然後呢？
於是編劇呂時媛進行長達一年多的田野調查，共訪問了包括法官、律師、媒體從業人員、社工、精神科醫生等40多位相關人士，以假新聞、死刑犯、更生人、言論自由、強制就醫、合法殺人等問題為核心，寫下了《我們與惡的距離》，自開播以來一直以各種話題在引發網友的觀眾的思考。
從喬安飾演的新聞工作者的角度，他讓我們深思新聞報導的底線，我們的媒體到底是在追求真相，還是在尋求熱度。從思聰的角度，它又讓我們思考精神病人在社會中如何自處，當他們犯罪時又是否應該減刑。罪犯有沒有人權，對待罪犯家屬又是否該共情和體諒。
故事裡，李曉明在戲院朝無辜者開槍，故事外，是無數個暴戾的「李曉明」在無數個宣洩口向無辜者「開槍」（網暴）。故事裡，媒體以求快代替求真，屢次報導假新聞，故事外，是網友和媒體的共謀，眾人在自媒體的黑暗森林中相互畏懼，又相互屠殺，散播者是這個時代最大的瘟疫。故事裡，思覺失調者思聰被恐懼和偏見，不被社會當做正常人，故事外，我們早在心裡把所有人都標好了價。
看這部劇時，我們或許會認真思考我們與惡的距離，可人哪裡只有一面，我們不僅是惡，也是善。人與人的相處或許就是惡意和善意的不斷切換。喬安最終選擇走出被害人的身份，去試著原諒施害者，試著和自己和解，去做回新聞人尋找真相。王赦因為家人放棄了理想，可也是因為家人找回了曾經失去的溫度，實現自己的司法夢想。思聰也開始平靜地與內心的惡作鬥爭，李曉明的父母不再逃避，開始向受害者道歉、贖罪。更多數不清的人在散發愛意，在某個地方幫助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