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六年（1728）年，呂留良被扣以「夷夏之防」的反清言行，被雍正開棺戮屍，他的兒子和一批學生被梟首示眾，他的孫子被發配到新疆為奴；
只因《虯蜂集》中的「翹首待重明」的詩句，被誣陷為企圖光復明朝，構成叛逆之罪，《虯蜂集》的作者李驎的九族被誅，他的小兒子李應曾，當時正在吉林，聞訊後，匆匆化妝逃亡安南，才倖免被害；
通過以上兩個例子，就可以看出當時清初的文字獄是相當嚴酷的。
今天我要講的歷史事件就是編撰《四庫全書》的插曲！
乾隆為了崇儒興學，體現出出本朝的文治之功，他決定要編撰一部史無前例的巨著，將五千年中國文明史囊括在這部《四庫全書》的大書之內。
於是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二月下旨，廣招天下名士、學者四五千人，搜集歷代稀見的真本和常見的慣用的案頭讀物萬餘種書籍，按照經、史、子、集分類為四部分。
編撰這本《四庫全書》歷時十年，它被譽為當代的思想文化的總匯，其中包括歷代書籍3503中，79333卷，46304冊，它的卷數為《永樂大典》的三倍半。
看見上面的數據是很喜人，也不由得為乾隆鼓掌點讚。是他為後人做了一件不世之功。
其實編撰《四庫全書》，乾隆是有用意的。
當《四庫全書》初步編成之後，乾隆從子集中隨手抽出宋代孫光憲的《北夢瑣言》，發現很多的錯漏之處，並且也發現了很多已經命令禁毀的書也抄錄在內的，他勃然大怒。
總撰官紀曉嵐和陸錫熊聞訊後，大驚失色，伏地請罪，並詔令罰俸一年，並且命他二人戴罪立功。
結果查出應銷毀違礙書132部。
從乾隆的這些行為，就可以看出乾隆編撰《四庫全書》，是別有用意的。
其實，乾隆親政以後，為了加強滿洲貴族的專制統治，於是就打著文治的幌子，去幹一些滅絕文化的壞事，雖然這麼所，有些嚴重，但用意就是如此的。
乾隆的這樣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激起了一部分知識分子的強烈不滿。為了實行抗議，他們進行了不同的行動。
就在乾隆廣招天下名士的時候，這些知識分子通過各種的辦法，混進了纂修《四庫全書》的班子。
其中告破壞最嚴重的就是上面提及的呂留良的曾孫呂仁發、呂任跡的呂家兄弟，從邊疆逃回，因寫得一首好字，改名換姓，被召入書館。
再就是李驎的兒子李應曾，懷著極大的仇恨，也設法混入書館，其實目的也是圖謀報復。
總之，因為有了這些人的加入，將本來幾十部被乾隆圈定銷毀的圖書，也設法選進了《四庫全書》。
讓我們能夠更加真實的看到歷史的真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