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淵閣《四庫全書》所收《六臣注文選》底本考辨[1]
劉 鋒
劉鋒，河南南召人，文學博士，河南科技學院文法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文選學」與唐前文學與文獻。
摘要：文淵閣《四庫全書》所收的《六臣注文選》底本並非宋贛州本，《四庫全書考證》所指出的其底本的訛誤基本都同於明翻六臣本，而《洛神賦》曹子建名下的注文也可證《四庫》六臣本與明翻六臣本相同，《四庫全書》與《四庫全書薈要》所收六臣本的密切關係，進一步證明《四庫》六臣本的底本屬於明翻六臣本系統，確切應是明吳勉學本。
關鍵詞：四庫全書；六臣注文選；底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收有《六臣注文選》一部，《四庫提要》稱其底本為明袁褧覆宋廣都裴氏本。但裴氏本與袁本為五臣注在前李善注在後的六家注本，而此本為李善注在前五臣注在後的六臣注本，顯與《提要》不符[2]。大概此本在《文選》諸版本中不甚重要，故學界亦不重視，討論不多。但因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流通甚廣，學者在做相關研究時，常會利用此本作檢索，若不明其版本來源，終究不夠安妥，故有探討之必要。
宋代以來，傳世的《六臣注文選》多屬贛州本系統，而文淵閣《四庫全書》所收《六臣注文選》（下文簡稱「《四庫》六臣本」）基本可確定亦屬贛州本系統。但贛州本系統非常複雜，除其底版歷經修補、至明尚存外，此本又經輾轉翻刻，今所傳有南宋建本（《四部叢刊初編》所收）、元代茶陵本以及明代多種六臣注本。因此，知道《四庫》六臣本屬贛州本系統顯然是不夠的。
國內對《文選》版本研究最為深入的當屬傅剛、範志新兩先生。傅剛先生稱《四庫全書》所收《六臣注文選》的底本為「南宋建州本」[3]，但一筆帶過，並未深入討論。範志新先生在研究贛州本時，則對《四庫》六臣本有所研究和利用。範先生徑稱此本為贛州本，但經比對，發現其與傳世贛州本差異較多，遂認為此本所據是別一種贛州本，進而認為建本即出自「館鈔所據之贛州本」[4]。李佳則通過對《四庫全書》以及《四庫全書薈要》所收《六臣注文選》的研究，認為兩本的底本皆是贛州本，但《薈要》本更能保存底本原貌，而《四庫》六臣本則作了不少校改，這是《四庫》本與傳世贛州本差異的原因[5]。另外，範、李均指出《四庫》本與傳世贛州本的異文多同於建本[6]，範認為這是因為建本出自館臣所據之贛州本，而李則對此感到困惑。
那麼，《四庫》六臣本的底本到底是不是贛州本或建本呢？筆者經過研究認為，其底本不是贛州本或建本，而是明翻六臣本。
一、從《四庫全書考證》探《四庫》六臣本的底本
《四庫全書考證》[7]一百卷，匯集四庫館臣在校寫圖書時所撰的考訂文字，內容以校勘為主。其卷八八錄有針對《六臣注文選》的考證，總計33條，僅是館臣所撰考訂文字的少部分代表，所錄條目雖不多，但可以作為考察《四庫》六臣本底本的線索。
筆者在閱讀《考證》所錄條目時，發現所舉有不少是很簡單的訛誤，與諸宋本特別是贛州本、建本等六臣本比對，各本皆不誤，故懷疑其所據底本質量不高，恐是後來的翻刻本，遂與手頭的明吳勉學本核對，發現《考證》指出的訛誤幾乎全與吳本相符。
這裡先簡單梳理一下歷代六臣注本系統的傳承。今可知最早的《六臣注文選》為宋代的贛州本，其刊刻時間不詳，或認為刻於北宋，或認為刻於南宋初，目前學界傾向於後者[8]。其後有南宋末年的建本，收入《四部叢刊》，學界認為出自贛州本。其後有元大德3年（1297）茶陵本，出自建本。明代翻刻的六臣本有很多，據範志新先生《文選版本論稿》所附《文選版刻年表》，可知嘉靖間有蘇州重刊茶陵本，又有洪楩本、潘惟時潘惟德本、吳勉學本、何孟倫本；隆慶間有萬卷堂本；萬曆間有崔孔昕本、徐成位本等[9]。這些版本皆出自茶陵本，又大致可分兩個系統——一個系統是洪楩本與萬卷堂本，洪本與茶陵本最接近，保留了茶陵本多空格的特徵，萬卷堂本則是翻刻洪本；另一個系統是潘惟時潘惟德本、吳勉學本、崔孔昕本、徐成位本，這幾種可謂遞相翻刻，其面貌與茶陵本相差較大[10]。明代的六臣注翻刻本較之宋元版的六臣注本增加了不少文字訛誤，姑不論時代先後，即以文字論，明翻本質量皆不如宋元本。
下面列出幾條《四庫全書考證》的校語，並與明翻六臣本核對，以證《四庫》六臣本與明翻六臣本的關係[11]。
1. 卷三《東京賦》「奉烝嘗與禴祠」，善注「夏曰禴秋曰嘗」，刊本脫「禴秋曰」三字，據《公羊傳》增。筆者按：此處諸宋本及洪本皆不脫，潘本、吳本脫，崔本、徐本不脫，當是校添。
2. 卷八《上林賦》「汩乎混流，順阿而下」，善注「蘇林曰揚雄《方言》曰」，刊本「林」訛「材」，又脫「言」字，據毛本改增。筆者按：此處諸宋本皆不誤，而潘本、吳本誤與此同。洪本無「蘇林曰」三字，但有空格，而「言」字不脫，是沿襲茶陵本。崔本、徐本則「林」字不誤，當為校改，而亦脫「言」字。
3. 卷二十《上責躬應詔詩表》「伏惟陛下」，善注「陛升堂之階」，刊本「堂」訛「當」，「階」訛「陛」。筆者按：奎章閣本、建本等「階」亦作「陛」，不能說明問題。而「堂」字諸宋本及洪本皆不誤，潘本、吳本正誤作「當」，崔本、徐本不誤，當為校改。
4. 卷二十二《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作》「虞風載帝狩」，刊本「狩」訛「符」。筆者按：宋刻諸本以及洪本皆不誤，潘本、吳本正誤作「符」，崔本、徐本不誤，當為校改。
5. 卷二十三《詠懷詩》其十三「願睹卒歡好」，刊本「卒」訛「則」。筆者按：宋刻諸本皆不誤，潘本、吳本、崔本、徐本皆誤作「則」。洪本「卒」不訛，但「睹」訛作「度」。
與此類似的例證還有一些。但某些校語指出的訛誤在宋本中也可見，則不能說明問題。吳本唯一與《考證》所舉不相符的是這樣一條：「卷三十三《招魂》『纂組綺縞，結琦璜些』，刊本『琦璜』訛『綺橫』。」吳本作「璜」，不誤。但筆者核對潘本、崔本、徐本，皆作「璜」，無訛作「橫」者，茲存疑。總體上，這些例證均可證《四庫》六臣本的底本與明翻六臣本特別是潘本、吳本的密切關係。
二、《洛神賦》「曹子建」下的作者注
更明顯的一條例證是，《四庫》六臣本卷十九《洛神賦》作者「曹子建」名下，有這樣一段注文：
善曰：《記》曰：植初求甄逸女，不遂，後太祖回與五官中郎將。植殊不平，晝思夜想，廢寢與食。黃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鏤金帶枕。植見之，不覺泣下。時已為郭后讒死。帝意尋悟，因留宴飲，仍以枕賚植。植還度轘轅，將息洛水上，因思甄后，忽若有見，遂述其事，作《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為《洛神賦》。
這條注文非常特殊，在今存宋代諸《文選》版本中，此注僅存於尤刻本中。胡克家《文選考異》認為此注是尤袤所加；劉躍進先生認為此注應非尤袤所加，尤刻本當別有所據[12]；傅剛先生認為此注應非李善注，亦非尤袤所加，當為後人闌入的注文[13]；俞紹初先生則推測此注應有來歷，或為北宋國子監第一次刊刻的《文選》所存[14]。
茲不辨以上諸說之是非，總之，這條注文在後世尤刻本的翻刻本中，都是如此，而在宋元版的五臣注本、六臣注本、六家注本中，都沒有這條注文，故此注是尤刻本系統版本的一個重要特徵。但這條注文也出現在《四庫》六臣本中，最早發現這一問題的應是範志新先生。他並以此條注文為證據，證明《四庫》六臣本出自與傳世贛州本不同的早期贛州本[15]。是否如此呢？
實際上，筆者核對吳本發現其與《四庫》六臣本相同，也有這條注文。而且更重要的是，這條注文在尤刻本中有207字，在與尤刻本同系統的後世版本如張伯顏本、汪諒本、唐藩本等版本中，基本與尤刻本相同。但其在吳本與《四庫》六臣本中都只有110字，較尤刻本省略了近一半文字。復與潘本、崔本、徐本相較，皆有與此相同的注文。這就說明，此條注文恐是明翻六臣本採入的。至於這條注文是何時進入六臣注本的呢？就筆者所見到的明翻本，當屬潘本為最早。而與茶陵本最接近的洪楩本，則沒有這條注文。值得一提的是，這條注文還存於張鳳翼《文選纂注》、王象乾《文選刪注》等非六臣注的《文選》改編本中。
當然，理論上也有一種可能，即這些明翻六臣本確實是依據一種存有此條注文的早期六臣注本，如範志新先生推測的別種贛州本，但這種可能性非常微小，恐也找不到版本依據。根據現存各種《文選》版本，並考慮明代中後期刻書多擅自改動的特點，這條注文很可能是明人翻刻六臣注本時，取尤刻本系統的注文改編、添加於此的，而為《四庫》六臣本所沿襲。這也可證《四庫》六臣本的底本為明翻六臣本。
三、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與文淵閣《四庫全書》所收《六臣注文選》的關係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也收有一部《六臣注文選》，李佳比較兩本認為它們雖有一些差異，但所用當為同一底本，而其底本是贛州本。但實際上，兩本出自同一底本可能屬實，但並非贛州本。何以見得呢？按《四庫全書薈要總目》著錄《六臣注文選》云：「今依內府所藏明吳勉學刊本繕錄，據明槧本袁褧本恭校。」[16]可知《薈要》本底本為吳勉學本，並非贛州本。
同一種書，其所用底本在《四庫全書》與《四庫薈要》中有同有異，兩者的提要也是如此[17]。就兩叢書所收《六臣注文選》看，應屬於相同或相近。兩本的抄寫款式基本相同，每行、每頁所抄文字起訖也幾乎相同。而前面提到的《四庫》六臣本《洛神賦》「曹子建」名下的110字注文，在《四庫薈要》本中也完全相同。另外，兩書的《提要》也基本相同，《四庫提要》較《薈要提要》僅多出部分交代版本的文字。《四庫》六臣本的提要前標「內府藏本」，也與《薈要》本稱「內府所藏」相同。綜合這些因素，可以認定《四庫》六臣本與《薈要》本底本相同，皆為吳勉學本。
至於《薈要》本與《四庫》本的差異，很可能是館臣校改的原因。李佳在論文中已舉有例證，可參看。《薈要》本每卷首題「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四庫》本每卷首則題「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彥博、助教臣常循覆勘」，說明兩本的校勘人員不同。就上文所舉《四庫全書考證》的五條校語，與《薈要》本相較，發現除第1例《薈要》本也脫「禴秋曰」三字外，其他4例皆不誤，可證《薈要》本雖本吳勉學本，但對吳本的一些訛誤已經作了校改。據此也可以推測，《四庫》六臣本很可能是在《薈要》本的基礎上再加校改而成的。
《薈要》本與《四庫》本的一個明顯差異是，《薈要》本卷首依次為蕭統《文選序》、呂延祚上表、李善上表，後有目錄，這也與吳勉學本完全相同。而《四庫》本卷首則依次為蕭統《文選序》、李善上表、呂延祚上表，後無目錄。傳世的《六家本文選》，因是將李善注附在五臣注後，故多將李善上表附在呂延祚上表之後，這在時間先後上是有矛盾的。而六臣本李善注在前，五臣注在後，故六臣本多將李善上表置於五臣上表之前，則符合時間先後次序。據筆者所見，贛州本、茶陵本、洪楩本等皆是如此[18]。而潘本、吳本、崔本、徐本則將五臣上表置於李善上表之前，不知何故。《四庫》本或是不滿其次序而加以校改。
四、潘本、吳本等明翻六臣本的來歷
綜上所述，文淵閣《四庫全書》所收的《六臣注文選》，其底本並非宋贛州本或建本，而是明翻六臣本，更確切地說應該是吳勉學本。而吳勉學本則出自潘惟時潘惟德本[19]。潘本無明確的刊刻年份信息，範志新謂在嘉靖間，吳松松等撰文稱其刻於嘉靖十二年，但未明所據[20]。此書並無序跋交代底本所從出，範志新認為其出自茶陵本。斯波六郎則推測潘本出自崔本，故其主要研究了崔本，對潘本討論不多。實際上，崔本出自吳本，更在潘本後，但因三本基本相同，故其對崔本的研究也大致可以應用到潘本上。斯波氏亦認為崔本屬茶陵本系統，但與茶陵本差異也較多。筆者將潘本與諸本相較，發現潘本具有多種版本的特徵，似乎是相當雜糅的一個本子。
先看潘本與茶陵本的關係。茶陵本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對其底本建本的注文有很多的刪減，如「《尚書》雲」刪去「雲」字，「《漢書》曰」刪去「曰」字，「翰同善注」徑刪為「翰同」，還有一些句尾虛字如「也」字也被刪去，如此之類，不一而足，可知是一通例，其刪減似乎是為了在不失原意的前提下，節省一點刻工，或是使注文更加清省。因其每頁文字起訖仍襲建本，故刪減處多有空格，還算是留下了刪減之跡。這種特點在明翻茶陵本以及洪楩本中都被保留。而潘本也有這種特徵，但又並不全同。如卷一《兩都賦序》「班孟堅」下，茶陵本[21]作「善曰《後漢書》班固字孟堅」，建本則作「善曰範曄《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茶陵本刪去了「範曄」與「曰」三字，而在「範曄」處留有空格。潘本亦無此三字，但沒有空格。又如在「賦者古詩之流也」下，茶陵本作「善曰《毛詩序》詩有六義」，而建本作「善曰《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茶陵本較建本刪去「曰」「焉」二字，潘本則有「曰」字，無「焉」字。這似乎證明潘本確實出自茶陵本，但在一些茶陵本刪減的地方又據別本作了校補。但這種刪減在不同卷中程度又有不同，非常複雜。
再看潘本與贛州本的關係。斯波六郎指出崔本中自述注例的文字往往刻以陰文，與茶陵本不同。斯波氏指出五處，分別為卷二七《樂府四首·古辭》題註：「善曰：言古詩，不知作者姓名。他皆類此。」《短歌行》題註：「濟曰：凡樂府詩，古皆有詞，此則擬而作之。已下盡類此。」卷二八《猛虎行》題註：「銑曰：《古猛虎行》云：飢不從猛虎食。但取發首為名，不必以篇中意義。他皆類此。」卷四七《漢高祖功臣頌》「文成作師，通幽洞冥」下：「向曰：凡不言姓名，皆所封邑名及號諡也。餘皆類此。」又「烈烈黥布，眈眈其眄」下：「向曰：凡有姓名，則注不重言也。或唯言其名，則注重說。餘類此。」實際上，自述注例處刻以陰文是贛州本的特徵[22]，這種特徵也為建本所沿襲，但建本不用陰文，而改為在注例文字右施加直線。將此五例與贛州本[23]相較，可知贛州本也作陰文。這似乎說明潘本與贛州本也有關係。但潘本的這個特徵與贛州本也並不完全相符，如第一卷李善注自明注例的文字有7條之多，除第一條外，其他6條贛州本皆作陰文[24]，而潘本皆無陰文。
另外，潘本無茶陵本前所附的《諸儒議論》，題款為「六臣注文選」，與建本相同，而贛州本僅題「文選」，茶陵本則題「增補六臣注文選」。又如前所述，潘本還有尤刻本系統《洛神賦》所獨具的一條注文。總之，潘本看起來是一個相當雜糅的版本，在沒有太多版本線索的情況下，我們姑且可以認為其是以茶陵本為基礎，又據其他版本作了較多校改而成的。
總之，《四庫》六臣本可以認定出自明翻六臣本的潘本系統，其具體底本當為潘本系統的吳勉學本，但潘本的出處則不夠清晰。至於這一版本系統的質量，則不甚佳，尤其潘本、吳本訛誤較多。針對這些訛誤，四庫館臣作了不少校改，其中《四庫薈要》本稱據袁本校，而從《四庫全書考證》看，《四庫》本的校勘參考了汲古閣毛本，更多則是據各種文獻的他校法。但《考證》所錄條目太少，不足以顯示其校改的全部工作。而學者在利用《四庫》六臣本的時候，應考慮其底本來源及其校勘的相關因素。
[1]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文選》李善注留存舊注研究」（16YJC751016）。
[2]《四庫》所收書與《提要》所稱版本不相符的情況並非孤例，這大概因為《四庫》編纂涉及文獻浩繁，書成眾手，程序繁多，難免差錯。
[3]傅剛《文選版本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188。
[4]範志新《文選版本論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19-32。
[5]李佳《<四庫全書>和<四庫全書薈要>所收六臣注〈文選〉版本考》，《中國典籍與文化》2009年第1期，頁75-79。
[6]這也可能是傅剛先生認為四庫本的底本是建本的原因。
[7]《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500冊《四庫全書考證·集部》，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關於《四庫全書考證》的基本情況可參考張升《〈四庫全書考證〉的成書及主要內容》（《史學史研究》2011年第1期）、琚小飛《〈四庫全書考證〉的編纂、抄寫及刊印》（《中國典籍與文化》2018年第1期）、琚小飛《〈四庫全書考證〉與四庫所據底本考索》（《歷史文獻研究》2017年第2期）等。
[8]贛州本的名稱來自書中每卷後所附的贛州州學校勘人員銜名。筆者發現一條線索，或可佐證贛州本的刻時。據《宋史》卷三一載紹興二十三年二月辛未，改虔州為贛州，則贛州稱名始於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1153），則贛州本當刊刻在1153年之後。
[9]關於明翻六臣本可參考斯波六郎與範志新先生的相關研究。
[10]主要參考斯波六郎、範志新兩家，二人結論有所不同，以範氏為近。
[11]吳勉學本據「古籍館」網站（www.gujiguan.com）所收掃描圖像；洪本據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網站特藏善本書「中國古籍庫」掃描圖像；潘本、崔本、徐本據中國國家數字圖書館網站「中華古籍資源庫」所收掃描圖像。
[12]（劉）躍進《從〈洛神賦〉李善注看尤刻〈文選〉的版本系統》，《文學遺產》1994年第3期，頁90-97。
[13]傅剛《曹植與甄妃的學術公案——〈文選·洛神賦〉李善注辨析》，《中國典籍與文化》2010年第1期，頁18-20。
[14]俞紹初、劉群棟、王翠紅《新校訂六家注文選》，鄭州大學出版社，2013年，《前言》頁5。
[15]範志新《文選版本論稿》，頁19-32。
[16]《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第一冊《四庫全書薈要總目》，臺灣世界書局，1985年，頁204。
[17]江慶柏《四庫全書薈要總目提要·概述》，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頁35-38。
[18]《四部叢刊》所收建本六臣注未見李善上表，或是在書首脫去。
[19]範志新《〈六臣注文選〉吳勉學本出潘本》，《文學遺產》2000年第4期，頁23。
[20]吳松松、陳虹羽、張守衛《明清時期歙縣本地私家刻書考》，《內蒙古科技與經濟》2015年第18期，頁148-150。
[21]元刊茶陵本似無完帙存世，國圖藏有殘卷。此據中國國家數字圖書館網站「中華古籍資源庫」所收明翻茶陵本掃描圖像。
[22]據筆者管見，最早指出這一特徵的當屬楊守敬，其在《日本訪書志》卷一二著錄有藏於日本楓山官庫的贛州本，即稱此本「其中凡善注之發凡起例者，皆作陰文白字，如《兩都賦序》『福應尤盛』下，善注『然文雖出彼』以下十九字作陰文，又『以備制度』下，善注『諸釋義』至『類此』二十字亦作陰文，此當有所承」。《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光緒鄰蘇園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930冊頁677。
[23]據中國國家數字圖書館網站「中華古籍資源庫」所收掃描圖像，為宋元明遞修本。
[24]第一條之所以無陰文，或是後來補板未刻陰文。
註：本文發表於《中國典籍與文化》2021年第1期，此據作者word版，引用請以該刊為準。感謝劉鋒老師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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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鋒：清代《文選》校勘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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