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看官爺你們好！資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時期的大小事件我們耳熟能詳，其中之一是文化滲透式侵略。
19世紀，披著宗教外衣、在傳教的名義下，一部分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比如1823年德國基督教傳教士郭士立受英國東印度公司派遣，以傳教為掩護，在中國沿海進行過長達幾個月的間諜偵探活動，刺探搜索大量軍事情報，並竭力鼓吹對中國發動武裝侵略。
鴉片戰爭期間，他不僅擔任英軍陸軍總司令的翻譯，在英軍佔領浙江定海縣時擔任「民政官」，還參與了中英《南京條約》的起草和談判。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在北京的俄國東正教傳教士向俄國公使和英法聯軍提供了有關清軍在大沽口的設防情況和詳細的北京地圖。
在1860年法國強迫清政府訂立中法《北京條約》時，擔任翻譯和文件起草的法國傳教士孟振生在條約的中文文本中，私自添上法文原本上所沒有的「並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土地，建造自便」的字句。外國傳教士由此獲得了在中國各地城鄉租買土地和蓋房的特權，為外國教會在中國內地霸佔地產、遍設教堂提供了根據。
19世紀60年代後，外國傳教士大批來到中國，並進入內地、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他們中的一些人，欺騙訛詐、強迫捐款、壓價購買、霸佔土地、建造教堂，剝削佃戶，出租房產。有的還包攬詞訟，包庇教徒中的不法分子，或者強迫中國教民拋棄中國傳統禮俗，甚至公開幹涉中國內政，其行為罄竹難書。
各地群眾反對外國教會侵略的鬥爭此起彼伏、連綿不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