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和教皇，一個在東，一個在西，一個是清帝國的君主，一個則是基督教的至尊，這兩人按說是風馬牛不相及（畢竟相隔萬裡，也沒什麼政治經濟上的直接來往），但就是這樣兩個毫不相關的人竟然因為中國傳統禮儀問題撕得不可開交，吵得頭破血流，康熙皇帝甚至下令禁止傳教士們來華進行傳教工作並中斷了中國和西方的聯繫，一直到一百年多後西方列強用堅船大炮才轟開滿清的大門。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明清時期傳教士已經進入中國並開始傳教活動）
其實這是個傳教的問題，也是一個要上帝還是要祖宗的問題。
咱們知道基督教作為非本土宗教也有一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過程。明朝末年的西洋傳教士們就充當的是一個布教者的任務，他們不遠千山萬水來到中國，就是為了在中國建立起信教的基礎，把主的光輝散播四方。
（紮根中國，學習中國文化並穿中國服飾的傳教士們）
早期傳教士們為了傳教曾努力學習中國傳統文化並試圖融入中國社會，為了給百姓帶來親切感（畢竟你要扯什麼自己叫羅伯斯、伊莉莎白啥的百姓們也整不明白啊），他們都給自己取了有濃厚儒家氣息的中國名字，就比如說艾儒略、萬濟國、湯若望等，在考慮到百姓的同時他們也竭力向士大夫們靠攏，西洋人還效仿中國文人給自己起「外號」，利瑪竇號「西泰」、石鐸琭號「振鐸」、文都辣（哈哈，這個名字也是要醉）號「道濟」等等。
（利瑪竇和徐光啟，為了爭取讀書人的支持，利瑪竇不惜穿儒服，當儒生）
所謂入鄉隨俗，既然來到了中國連姓都改了，那麼著裝上也要做改變，您就比如說利瑪竇剛入中國時自稱是「西僧」——也就是西洋來的僧人（畢竟在中國人看來你這啥天主教和佛、道也差不多嘛），甚至他還在文人們的建議下穿上了僧服。不過利瑪竇很快就發現在中國當家做主的是士人階級、讀書人，而且僧人和道士們在讀書人們的口中風評並不佳，所以利瑪竇在徵求上級同意後改穿了儒服，然後又給自己改了個稱號「西儒」（您這口風倒改的挺快啊......）
（湯若望和滿清高層建立了親密的關係，這為清朝時的傳教奠定了基礎）
等到江山易主，傳教士們又迅速和清廷建立了親密關係，著名的傳教士湯若望就因為醫術高明成為了孝莊太后的義父，順治皇帝還稱呼他為瑪法（就是滿語爺爺的意思）。與此同時傳教士們為滿清的社會穩定和天文曆法等做出了重要貢獻，傳教士們為清廷觀測天象並演算節氣曆法。您千萬別以為這是小事，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百姓們播種生產都與節氣曆法有關，要是曆法發生錯誤耽誤生產，那是危乎社稷安危的大事！對天象的監測也涉及到朝廷祭天等活動，如果出現日食、月食等異常情況，需要向朝廷報備提前安撫人心，所以天文曆法等在古代非常重要，而傳教士們的到來迅速的填補上了清廷在這方面的短板。
（尼布楚條約，傳教士們功不可沒）
除了在天文上做出貢獻外，以南懷仁為首的傳教士為清廷鑄造火炮，協助滿清鎮壓三藩之亂。在清朝與俄羅斯商定尼布楚條約時，又是精通拉丁文的傳教士們充當翻譯鞍前馬後的與俄羅斯人溝通（因為俄人不會漢文，咱們又不會俄文，所以選取了雙方都能接受的拉丁文作為溝通文字），甚至最後的條約都是以拉丁文籤訂的！
除了在外交、軍事上發揮作用外，傳教士們還與康熙皇帝關係密切，他們中絕大多數人都當過康熙的宮廷教師，為皇帝傳授西洋科學，並給清廷帶來西洋藝術，這一切賣力表現都使康熙對傳教士們的表現極為滿意。為了表彰天主教所做出的貢獻，康熙三十一年，皇帝頒布了著名的容教令：「查得西洋人，仰慕聖化，由萬裡航海而來。現今治理曆法，用兵之際，力造軍器、火炮，差往俄羅斯，誠心效力，克成其事，勞績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並無為惡亂行之處，又並非左道惑眾，異端生事。喇嘛、僧等寺廟，尚容人燒香行走。西洋人並無違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屬不宜。相應將各處天主堂俱照舊存留，凡進香供奉之人，仍許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隸各省可也。」
（從明朝開始，數代傳教士的努力終於在康熙朝有了結果）
可以說從利瑪竇開始，傳教士們將近百年心血終於在這一年開花結果，相信利瑪竇、湯若望等人泉下有知，也一定會感到欣慰。
可是就當天主教在中國順利發展，中西文化交流即將進入新階段時，一場禮儀之爭卻讓康熙皇帝和羅馬教皇激烈對立，導致了天主教好不容易在中國建立的根基毀於一旦，這是怎麼回事呢？
（利瑪竇為後輩們奠定了傳教的基礎和方法）
其實這就涉及到了天主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衝突。早在利瑪竇來中土傳教時，如何處理中國人的祖先信仰和祭祀文化就成了首要解決的問題。為了爭取中國信徒，利瑪竇決定：在進行先祖的祭祀過程中，如果內心認為這只是尊敬祖先的世俗儀式，不摻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質上是不違反天主教教義的。而利瑪竇這種試圖貼近中國習慣的傳教方式也為後世耶穌會的傳教士們所奉行，這被稱之為「利瑪竇規矩」。
（多明我會是這次禮儀爭辯的直接責任人，也是罪魁禍首）
不過好景不長，正當耶穌會鞏固中國信徒，在民眾和士大夫之間享有崇高聲望時，有人眼紅開始搞事了，隨著1631年多明我會（也就是另一個傳教教會）的介入，中西方禮儀之爭開始迅速成為天主教討論的重點。
在多明我會的人看來你們耶穌會竟然還會寬容中國的教徒祭祖、尊孔！簡直不可理喻，只要加入了天主教就沒有別的神，怎麼還能搞祭祖這些迷信呢！於是多明我會在指責耶穌會立場不堅定、對中國信眾放縱的同時，還向羅馬教廷告了一狀。
（羅馬教皇）
早期的這種禮儀之爭只是天主教內部的學術問題，頂多就是在爭論在中國傳教的模式和方法，但隨著各個教會在中國的競爭加劇（畢竟中國人口多，能發展的信徒多啊），雙方各自向背後的大佬們求助，這件事就由小變大，從一個單純的學術問題變成了政治問題。
（祭祀孔子是整個文人集團的根基，是他們的心靈支柱）
您就比如說多明我會返回羅馬後向主教控訴耶穌會的幾大罪狀，包括：中國信徒能否參加政府組織的祭祀典禮？中國信徒能否參加祭孔典禮及喪葬祭拜之儀？中國信徒是否可以參加祭拜祖先牌位之典禮及舉行其它祀祖儀式？中國信徒因尊敬孔子，可否用「聖」字？中國信徒在其會堂中所懸匾額，對於皇帝應否用「萬歲」字樣？
好傢夥！你們這些西洋人這是要把咱們傳統文化連根拔起啊！按照多明我會人的意思，只要你信仰了天主教，那麼在你的心中除了主是你的聖人外，其他都不管，什麼孔子啦祖先啦都不能再祭祀。這些西洋人甚至還喪心病狂的要求信徒們不用「萬歲」來稱呼皇帝......
（祭祀祖先同樣是咱們老百姓的心靈支柱）
說句實話這些要求在現代都顯得有些強人所難，更何況是古代視祖先和孔子比生命更重要的士大夫和老百姓。更何況這些要求同樣犯了皇帝的大忌，連萬歲都不喊，你們這些人想要造反麼！像這樣不考慮中國國情，對天主教義生搬硬套，使得中國根本沒有多少人會去信仰洋人們所謂的「主」，連祖宗和孔子都丟了那不是得被親人和鄰居們噴死啊！你看看當年人家利瑪竇為了傳教做出了多大的犧牲？多明我會的這些人不多像前輩們學學，反而淨出餿主意。
但教廷竟然還採納了這個餿主意......教皇發布通諭禁止天主教徒參加祭祖祀孔，這在中國教眾中引起了軒然大波，為了不讓多年的心血毀於一旦，耶穌會的教士們向教皇申訴，考慮到中國的信徒廣大教皇推翻了前面的命令。關於中國信徒的信仰問題，隨著教皇的不斷更替也在不斷的改變，這一任教皇規定中國人可以參加祭孔祭祖等活動，下一任就表示這樣做是違背教義的！
（禮儀問題引起了康熙的高度重視和警覺）
終於到了康熙三十二年，巴黎外方傳教會的閻當主教打破各方妥協，他在其負責的福建地區發布了禁止教徒行中國禮儀的禁令。於是乎禮儀之爭開始迅速演化成了政治事件，康熙皇帝對此表示十分重視，皇帝敏銳的感覺到天主教與中國傳統宗教不同的地方，佛教和道教只要求教徒保持戒律，如不食五葷三厭等，但對於祖宗、君主等原則問題佛道均無條件支持，而天主教膽敢要求信眾背棄祖先和孔子，那下一步豈不就要背棄我這個皇帝了？
任何皇帝對於試圖控制信眾思維的宗教都會保持高度警惕，更何況是政治水平極為高超的康熙。於是康熙皇帝斷然採取措施，一方面將教皇派來宣布禁令的使節多羅驅逐，一方面頒布上諭規定只有保證在中國定居永不回國，並遵循利瑪竇等定下的原則，保證中國教徒有祭祖、祭孔、祭天的自由，並經內務府發給執照的外國傳教士，方可在中國傳教。
（多羅，成功惹怒康熙的作死小能手，最後死在了澳門）
按說康熙皇帝對天主教已經足夠容忍了吧？多羅老哥開始作死，這貨從北京被驅逐後來到了南京，他還在南京宣布了教皇的禁令，譴責中國教徒們使用「上帝」和「天」等稱呼來表示魂靈（不過咱們漢朝時期就開始用上帝了，這個詞都用了幾千年了，你也不能不講道理吧！）果不其然這個作死小能手成功的激怒了康熙，於是乾脆把多羅趕到澳門去了。
（康熙表示讓你們瞎BB，乾脆就禁掉，誰也別說了！）
吃了這麼個硬釘子，羅馬教廷絲毫沒有意識到自己的錯誤，也沒有停止自己作死的腳步。在十三年後，也就是1720年（也就是康熙六十年）教皇再一次派遣特使前來中國，老皇帝看到了1715年教皇頒布的禁令，在這禁令裡教皇重申了天主教徒必須遵守1704年的禁令，否則將會被逐出天主教，而且要求所有天主教徒宣誓服從。
康熙表示：？？？給你幾分面子你還甩起來了，不是老子大發慈悲你們這些西洋人能到中華傳教？而且教廷生硬的忽視中國傳統禮儀和風俗文化，一昧的將天主教的習慣和教規強加給教徒，這也就註定了在中國失敗的命運。
憤怒之下的康熙直接規定「覽此條約，只可說得西洋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國之大理。況西洋等人無一通漢書者，說言議論，令人可笑者多。今見來臣條約，竟與和尚道士異端小教相同。彼此亂言者，莫過如此。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欽此。」
得，你不牛逼轟轟的麼？那就別傳教了，反正咱們中國人信仰佛、道已經夠了，也不差個天主。
（禁教之後羅馬教廷當即傻眼，但已成定局，再難改變康熙心意了）
這下耶穌教的會士們傻了眼，好不容易爭取的傳教機會就這麼給自己人作死了，這可咋整？
沒辦法，只能自己妥協唄！
於是在向康熙宣布教皇諭旨時還加了幾條變通的辦法：
（1）準許教友家中供奉祖宗牌位；牌位上只許寫先考、先妣姓名，兩旁加注天主教孝敬父母的道理。
（2）準許中國對於亡人的禮節；但是這些禮節應屬非宗教性質的社會禮節。也就是說中國人想搞亡人禮節（如下跪啦等等）可以，但必須不涉及其他宗教，也就是說你只能信基督！
（3）準許非宗教性質的敬孔典禮。孔子牌位若不書寫"靈位"等字，也可供奉，且準上香致敬。
（4）準許在改正的牌位前或亡人棺材前叩頭。（不改牌位不能叩頭！）
（5）準許在喪禮中焚香點燭，但應當聲明不從流俗迷信。（仍然強調不能迷信，像什麼祖先們在地下安息這種話不能說！）
（6）準許在改正的牌位前或亡人棺材前供陳果蔬，但應當聲明只行社會禮節，不從流俗迷信。（啥都是不迷信，我給祖宗上貢品就迷信怎麼的,你們沒祖宗麼?）
（7）準許新年和其它節日在改正的牌位前叩頭。（改了才能叩，而且時間規定只能在新年和節日，其他時間不允許。）
（8）準許在改正的牌位前焚香點燭，在墓前供陳果蔬。
您看看這一口一個準許，又是非宗教又是準叩頭，咱給自家長輩磕頭還得要他們準許？什麼毛病！這所謂的變通還是透露著西方慣有的優越，還是「我不要你覺得，我要我覺得」的嘴臉，就我一個普通人看著氣都不打一處來，您說說康熙是個啥感受！
康熙也沒和洋人們廢話，只是一句「中國道理無窮，文義深奧，非爾等西洋人所可妄論。」還是不能傳教，拜拜了您內！
當然了，康熙雖然和羅馬教廷決裂頒布了禁教令，不過並沒有馬上驅所有傳教士，清廷驅逐的只是未領票的傳教士（也就是沒有綠卡），要是你有一技之長（比如說會鑽研火器啦、算學啦，科學啦等等西洋科技）並按朝廷手續向政府申請，還是可以繼續留在中國，說明康熙皇帝沒有改變洋夷為我所用的方針政策。
（與父親相比，雍正對西洋技術並不熱衷，他的一生都在改革）
不過最可笑的是後來的教皇連這八條都給禁止了（理由是與教義不合），這時候的皇帝可不是還講道理的康熙，而是鐵血改革派雍正，老四脾氣多剛烈，直接諭旨說： 「中國有中國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彼西洋之教，不必行於中國，亦如中國之教，豈能行於西洋？！」也就是說你們西洋教就在西洋傳吧，我們中國不需要，愛去哪就去哪。
於是教皇再一次因為自己的傲慢付出了代價，這下傳教是徹底被禁止了，後世的乾隆、嘉慶等也忠實遵循老祖宗規定，儘管乾隆皇帝也很喜歡西洋的技術和工藝品，傳教士們在宮廷也受到較高禮遇，不過只要涉及到傳教，嘿嘿，不好意思，免談！
所以傳教士們只能講講藝術，彈彈鋼琴，搞搞科研，至於本職工作傳教則被絕對禁止，為什麼？還不是你們自己作的！
傳教是一種文化傳播，只有尊重了解中國本土文化，找到天主教和中國本土教之間的平衡點，才能保證傳教順利，哪有二話不說就對中國幾千年的傳統禮儀全部否定排斥，強制教徒們信仰天主教的？更何況那些所謂的西洋教皇和傳教士們也沒有任何想要了解中國的欲望，他們高高在上，視中國本土教為迷信異端，可惜半桶水瞎晃蕩落得個禁教的結果。我們只能說：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