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文化，雖有著儒、道兩大傳統，但卻控攝於同一體驗世界所顯現的基本原生象之下，表現為大一統形態。這個基本象，是用陰陽五行表達的。這個一統的宇宙——人生象，既不是機械的、也不是活力的；因此，當有人試圖用近代西方的觀念與之進行比較時，便發現其中既有點「機械」，也有點「活力」；於是往往按照西方模式，人為地將一統的宇宙——人生之象，一分為二。
然而，正像無法將近代西方的兩個體驗世界強行捏合為一一樣，現代人也不可能按自己的想法，將古代人生活其中的統一的體驗世界，分裂為二。
西方思想傳入中國，譯著不斷，可這些思想除了停留在高級知識人的頭腦中，它們始終未能在普通中國人的思維深處真正紮根。為什麼？
《中國思維的根系》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思想史論著，而是從整體的認知論域出發探尋中國思維的基本特徵和呈現形態的研究筆記，在與西方漢學的對話中，在新的視角下重新透視先人們的歷史境況和思想邏輯，以此喚醒、重現中國思維的「語法」。作者認為，作為維繫中國數千年悠久傳統的內生文化要素，中國思維是形塑中國精神特質的重要歷史能量，而中國思維的「第二域」，即中國古代思想者論證具體問題時所持有的一般性認知規則、推理形式和思維路徑，是規定「中國之所以為中國」的關鍵要素。
蕭延中，1955年生，曾任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圖書館館長，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訪問學者。主要從事中國政治思想史、政治心理學、毛澤東政治思想等領域的研究。著有《巨人的誕生：「毛澤東現象」的意識起源》（專著）、《中華文化通志•政治學志》（合著）等；主編「國外毛澤東研究譯叢」和「心理傳記學譯叢」；另出版編著、譯著多種，發表論文多篇。
作者的話
這是一本名副其實的研究筆記。
時隔8年以後，1998年我重上講臺。原先的課程已由其他教師替代，於是我就為政治學系本科生開設了帶有補缺性質的「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導論」的專題課程。面對本不是自己從本科到碩士所研習的專業，必須從頭學起，困難重重，疑惑多多。於是藉助於一點點殘留的古代漢語常識和時興的若干中國古典文獻之白話粗譯，惡補了一些先秦至兩漢的基礎文獻。這樣，邊學邊講邊梳，逐漸積攢下了若干知識和不少問題。既然是授課，總不能過分地「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而且課堂上還有幾位歐洲留學生，於是就乾脆開放式地展開師生間互動式的討論。
這些課堂討論，給我留下了終生難以磨滅的印象。在此我必須要感謝那些挑戰「無知」教師的同學們。是他們直率的問題和善意的「逼供」，促使我留下了這樣的一本研究筆記。
記得當時我把《尚書·洪範》（戰國作品）、《大戴禮記·曾子天圓》和《春秋繁露·人副天數》等自己看來十分古怪奇特、不可思議的篇目拿出來跟學生們一起閱讀分享，本想以此活躍課堂氣氛。
例如，我挑出鴻儒董子一本正經地「摳」論「肚臍眼」在大政治系統中具有界標性意義的文本，試圖逗大家一笑。董子一本正經地論證說：「肚臍眼」以上是謂「清」，由於「腦袋」與「天」接近，越往上走就越重要，所以「明君」為首，他的支配權力就擁有毋庸置疑的自明正當性；而「肚臍眼」以下是謂「濁」，越往下走就越不那麼靚麗，實現排洩功能也；當然，雖有「清」「濁」之分，但從有機體的整體而論，必須「陰陽」協調，君、臣、民各司其職，彼此互動。由是，「肚臍眼」這個「中」就成了至為重要的關鍵。「五行」之「中」統轄「四方」，「中國」之所以叫「中」國，而不叫「東」「西」「南」「北」國，核心要義就在於這個「中」。是故，「中」，衡也，重也。初識韋伯關於「權威—合法性」論述的人都知道，董氏的這套論辯在理論上會有多麼的「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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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正當我沉浸在為自己「高超的授課技巧」而自鳴得意之時，一位歐洲留學生找我「約談」了一次。記得那天他一臉嚴肅，甚至有點憂鬱，其大意是說，「你很輕佻，不負責任」，董仲舒先生的思想不像你解釋得那樣淺薄，不懂就別講，不要誤人子弟。隨後他建議我讀一讀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書，並把英文書名抄錄給我。這時莫偉民教授翻譯的《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剛剛出版，其書開篇就引述了博爾赫斯（Borges）關於「中國分類」的怪異圖式。涉獵之餘，我大為震驚，深深地感謝這位留學生，也為自己的「無知無畏」而臉紅。
再例如，我在課堂上講，在以男性遺傳基因線索為準則的中國血緣氏族文化系統中，一家一姓之男子可以「三妻六妾」，而女子必須恪守貞操，這是「他們」為了保證種姓遺傳之最優的一種「理性選擇」。當堂聽課的幾位女生憤然離場，嚴重抗議這種公然宣揚吃人禮教的「混蛋學說」。其實我只是想復原已流行幾千年的某種社會制度的思維邏輯，當然不贊成這種赤裸裸的「男權話語」。顯然，這幾位女生誤解了我的意思，聲言要以道歉了結。為此我還專門安排了一次跟她們幾位的專題討論，那辯論的場景之慘烈可想而知，簡直就是一塌糊塗。
還有，我被深深刺激的一個例子是，中國典籍中關於在現代政治思想中屬於重中之重的「人」的概括。在《大戴禮記》中，曾子把廣大的生物物種界定為「毛」「羽」「介」「鱗」「倮」之五種「蟲」，並由此一路演繹，最終推導出「聖人」就當至高無上、統役萬物的結論來。
曾子畫像
曾子說，世界上的生物可以被總括為長長毛的（「毛蟲」）、添羽翅的（「羽蟲」）、生介殼的（「介蟲」）和有鱗質的（「鱗蟲」），以及什麼都不長之光溜溜的（「倮蟲」）五種。因陰陽之氣，「毛蟲」和「羽蟲」是好奔跑和向上飛的，所以屬性於「陽」；而「介蟲」和「鱗蟲」是緩爬的和潛水的，因此屬性於「陰」；唯獨「倮蟲」特別，他既屬 「陽」，又屬「陰」，是陰陽合體的唯一生物，此種生物就是「人」。而每一類「蟲」中又有被稱為「精」的代表性物種：「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而「倮蟲之精者曰聖人」。進而推論說：「龍非風不舉，龜非火不兆，此皆陰陽之際也。」由於它們都必須「陽」借「陰」生，「陰」依「陽」起，所以必然且「應當」被自身就含有陰陽雙性的「聖人」所「役使」。其最後的結論是：「是故，聖人為天地主，為山川主，為鬼神主，為宗廟主。」
論述的目標都是「人」，但曾子的論證既不同於《聖經·創世紀》的亞當受造說，也不同於現代西方政治思想的「人權」理論，在思維形式上卻構成了某種相對自洽的「話語」系統。
這些課堂上的討論和課下的質疑，特別是福柯的書，使我強烈地意識到了「現代性」話語的在場性，我們不能把古人的論說一股腦地歸結為反邏輯或非理性的「原始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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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導論」經過幾輪講授之後，出於求實的需求（提升知識層次）和顏面的虛榮（晉升正高職稱），我覺得得找個「合法化」的路徑以驗明正身，於是報考了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劉澤華先生的專門史博士生，研究方向是先秦政治思想史。在讀博的數年中，導師劉澤華教授不嫌不棄，耳提面命，給予了我多方面的教誨。我還選修了其他導師的不少課程，惡補了若干先秦思想的基礎文獻，並有計劃地對原有的研究筆記進行梳理和增補。本來博士論文想拖，可室友勸導說你這一拖就無邊無際，無影無蹤了。遵從他的開導，我立即集中全力，一鼓作氣，系統地整理這些積攢多年的研究筆記，除了發表了幾篇論文外，就以急就章的形式，「騙」過了導師，「蒙」過了評委，一路上顛三倒四，呈上了博士論文。答辯時有位古典文獻學專家提問，你引證和解釋的《史記》中「為國者必貴三五」之「三」和「五」的含義，只是一家之言，其他幾家的解釋說來聽聽。我當場就被問懵了，只能狡辯性地搪塞一通。只見提問導師瞥了我一眼，未再深究，博士論文就這樣僥倖通過了。當天晚上，我就提著茅臺，到這位刀下留人的導師家登門拜謝去了。
這篇論文就成了現在這本研究筆記的基礎模板。
像我這樣出生於20世紀50年代中期的人，既無深厚的國學功底，又無系統的西學訓練，按當初轟動一時的「星星美展」之題詞的說法就是，「老一輩說我們是沒出殼的雞，新一代嫌我們是被醃過了的蛋」，其原有知識系統就是一套現代革命意識形態的裝置，後來至多是在這套裝置上做加減乘除法，補充一些「反思」的潤滑劑而已。面對中國延亙數千年固有的文教傳統，其實滿是尷尬的。且不說古文識讀本身就是一道碩大關口，不識字和讀白字是家常便飯，更為重要的是，先賢們所關涉的問題、議題以及思維路徑和解釋方式，經常讓我等人瞠目結舌，鮮得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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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研究筆記之所以在計算機裡沉睡了15年，說句實話，我真的不知道究竟該不該拿它出來「示眾」？好在還有若干專家的鼓勵，筆者抗壓能力也超強，迎候方家讀者無情批判。
在史華慈（Benjamin I.Schwartz）六十大壽時（史氏生於1916年12月21日），他的學生、同事和朋友編輯了一冊詼諧的油印本紀念小冊子，每個人寫一句或一段話，以概括史氏的經典話語和傳神形象。這本小冊子的題目就叫《史夫子論語》（The Schwartzian Analects）。我摘引其中的一句，以結束這個為解困意的開場白。
這句有趣的語錄被冠以「論東方人的不可思議性」（On Oriental Inscrutability），其語曰：
我們真的是比他們（東方人）更可思議（理解）嗎？這要看由誰來進行此項解讀。（Are we really more scrutable than they？It depends on who is doing the scruting.）
套用史華慈的質疑（probl matique），我們今天仍然不禁要對自己發問：經過現代性洗禮的我們，與先賢思維的差異，究竟意味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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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融入世界主義視角的「中國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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