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芭拉·德米克，記者、《洛杉磯時報》駐北京辦公室主任，作品有《洛格維納街：塞拉耶佛生死錄》《無可羨慕：朝鮮人的普通生活》（臺版譯為《我們最幸福》）等。2005年，憑著對外事的傑出報導分析，她獲得了美國外交學會阿瑟·羅斯獎。
黑暗裡的愛情
在美國宇航局的夜間衛星照片上，東亞地區閃耀著繁榮的燈光，只有朝鮮半島北部一片黑暗，暗得就像人煙稀少的青藏高原或西伯利亞。那裡並非荒原，而是擁有2300萬人口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從1990年代初開始，隨著工業以及整個經濟的衰退，這個國家和它的夜空一起，慢慢黯淡下來。
長久以來，人們通過各種方式遠遠地打量著這個國度。它的一切似乎都是政治（或者國際政治）的一部分，供人分析，但人們不會去想，在這樣一個國家裡，原來也有愛情。
事實上，卻是這黑暗賜予人們白天所沒有的私密和自由，幫助了愛情的生長。天色暗下來以後，男孩就會躲在女孩家的牆後靜靜等待——他們的社會階層不同，如果公開交往會毀掉男孩的前程與女孩的清白。一旦擺脫家人，女孩就會出現。在黑暗裡，他們看不見彼此，只是默默地走路，接著他們開始竊竊私語，等他們離開了村莊，談話就變成了正常的音量。
道路通往一片樹林，裡面是一個廢棄的溫泉度假村，長滿雜草的池子倒映著天空——從地面往上看，朝鮮有東亞最璀璨的星空，在這樣的夜空下，男孩和女孩幾乎無話不談——若干年後，當美國記者芭芭拉·德米克（Barbara Demick）問起女孩，她在朝鮮最快樂的時光是什麼時，女孩向她描述了這樣一幅場景。
那已是2004年，作為《洛杉磯時報》駐韓國記者，為了解朝鮮的情況，芭芭拉試著聯繫採訪一些「脫北者」。她在首爾以南20英裡的水原見到了美蘭，女孩已經成了孕婦，丈夫是韓國軍隊的文職人員。
採訪進行一兩個小時後，談話就變成了女人之間的聊天，芭芭拉發現美蘭非常願意講述她那位前男友的故事，她說他高高瘦瘦，前額留著濃密的劉海，很像韓國一個名叫劉俊相的青春偶像。「我發現她對那段時光很是懷舊，但她生活在韓國人的圈子裡，不可能去跟她的韓國丈夫、韓國朋友講這段往事。」芭芭拉說。
芭芭拉委婉地詢問女孩和男孩的關係曾經到了什麼地步。「我們花了3年時間才牽手，又花了另外6年才接吻，」美蘭回答，「我從來不敢想像除此之外還能做什麼。我離開朝鮮的時候都26歲了，但我卻不知道怎麼才能懷上孩子。」
任何事情都不是一成不變的
芭芭拉說，這是她最喜歡的一個關於朝鮮的故事，後來寫書時，她決定用美蘭和她前男友（在書裡，他被稱為俊相）的愛情故事來串聯全書。「因為我不只想寫朝鮮的死，還想寫它的生。我想告訴讀者，朝鮮人不是你刻板印象裡的閱兵式上的機器人，而是一個個真實的人，他們也會笑，也會哭，所以當然也會彼此相愛。」
美蘭和俊相都來自清津，朝鮮最北部的一個城市。由於朝鮮政府對外國訪問者的嚴格限制，芭芭拉主要依靠那些離開了朝鮮的「脫北者」了解情況，她採訪了六十多位來自清津的脫北者，她相信針對來自同一地區的人員交談越多，越容易對一些事情進行互相印證。「我得非常小心，要讓他們說實話。有時候人們容易誇大其詞，有時候又容易非常粗疏。」
此前接受《鳳凰周刊》採訪時，芭芭拉提到過一個困難：當她詢問脫北者在朝鮮的住房條件時，他們的回答大多是「和其他人沒什麼不同」、「大家都住一樣的房子」，因為缺乏比較，所以他們難以講出他們生活的特點，於是芭芭拉就採取一些特殊的溝通方式，比如要求他們用圖畫的方式來表現自己的生活，房裡都有什麼，地板是什麼做的，屋頂是什麼結構……「通過這種方式，他們講述了很多令人著迷的朝鮮生活。」
另一些時候，她又不得不警惕某種誇張的描述。「我不覺得這是朝鮮人的問題，和我採訪過的其他地區的人相比，朝鮮人更加誠實些。」芭芭拉說，她記得以前讀過一個說法，人一天平均要撒7次謊，「有時候他們只是出於禮貌，想要讓你高興，所以告訴你一個誇張的故事。有些日本媒體會為採訪付費，所以脫北者有時也願意把故事講得更聳動，有些朝鮮人還聲稱自己參與過核項目等等——對他們而言，如果他們有一個好的故事（從而凸顯自己的重要性），能讓他們更好地被韓國接受。」
美蘭和俊相剛開始時，她還沒有高中畢業，而俊相已經考入了平壤一所大學。當他們在黑暗裡行走時，俊相給她講大學的同學、朋友，講宿舍的情況，講平壤的見聞，講雙子塔的高麗飯店和深達一百英尺、裝飾著大吊燈的地鐵站。他甚至去外匯商店給美蘭買了一個蝴蝶形的鑲著一排排水鑽的髮夾。因為父親的出身（韓戰期間被俘虜的韓國兵）不好，美蘭對自己的前途並不抱什麼信心，她對俊相說：「我覺得我活著毫無意義。」
一回到平壤，俊相就給美蘭寫了一封信，「任何事情都不是一成不變的，」他鼓勵她，「如果你想改變命運，那麼你就必須首先要相信自己，通過努力你能夢想成真。」平壤與清津相距大約四百公裡，但信件要花上一個月才能到達。相比於黑暗中的面對面，信件是他們更好的一吐衷腸的方式。俊相被愛情俘獲，滿腦子都是那些經典的愛情場景，雖然他從未看過好萊塢電影。在一封信裡他想像著：在美麗的彩霞下，他和美蘭跑到一起。
那些故事，想編都編不出來
芭芭拉這本《無可羨慕：朝鮮人的普通生活》（也有譯作「我們最幸福」），講述了包括俊相和美蘭在內6個普通朝鮮人的故事，2010年出版後即登上了暢銷書排行榜。有人開玩笑說，因為她的文本太好，故事性太強，讓人反而有點懷疑這本書的真實性——其實，幾乎所有非虛構作者多少都會面臨這樣一個角色衝突：做一個「講故事的人」，還是一個「歷史記錄者」？
「我想講述這個愛情故事，不想寫得特別政治化、特別沉重，但我也希望人們更多地了解朝鮮社會，」芭芭拉說，「所以我必須平衡，在人性故事與歷史中間取得平衡。」
在書中，芭芭拉把大段歷史背景壓縮進主要人物的生活之中，比如，她希望以美蘭父親的視角來寫韓戰，但這顯然是困難的——美蘭父親已在朝鮮去世了。於是她選擇閱讀大量美蘭父輩所寫的戰爭回憶錄，還去了他在韓國的老家，向與他同輩的老人詢問當年的生活與徵戰情況，「對於描述韓戰來說，這當然是極為有限的視角。也許講述更多的歷史會更好，但我感覺，這會破壞掉故事的節奏感。」
芭芭拉通過美蘭父親進入韓戰，而她進入朝鮮在1990年代發生的糧食短缺，則主要依靠宋女士。
作為一位不折不扣的共產主義信仰者，宋女士曾對那些越來越明顯的惡化跡象選擇性失明。而整個國家經濟的自由落體運動，卻正是以停電為表徵開始的。在清津，一開始，苗頭很小，幾乎注意不到。電燈熄滅那麼幾秒鐘，然後是幾分鐘，幾小時，後來，停電變成整夜整夜的，自來水也停了。接下來，口糧配額也開始慢慢消失，宋女士每15天提著兩個塑膠袋去食品配給中心領吃的，「當他們把袋子還給她的時候，她都不需要看就已失望至極」。
這時國家機器開始宣傳「艱難的行軍」，平壤的標語牌號召愛國民眾「讓我們一天只吃兩頓飯」，而電視臺播放了一部紀錄片，一個男人據說因為吃太多米飯，把胃撐爆了。
在饑荒中宋女士失去了她的婆婆、丈夫和兒子——幾乎是所有的親人，但即便如此，在接受芭芭拉採訪時，她仍然覺得自己的生活不是最糟的，至少她從未被送進勞動營，從未被人折磨過。
長博，宋女士的丈夫，死前嚴重浮腫，他對她憶起童年時母親做的豆腐湯，還有新婚時宋女士為他做的姜蔥蒸蟹，他握著妻子的手，眼裡閃著淚花：「來，親愛的，讓我們去好一點的館子，再開一瓶紅酒。」丈夫死後，宋女士試圖挽救得了肺炎的兒子南玉，但當她發現一支青黴素的價格可以買一公斤玉米後，她選擇了玉米。
「死神光臨的往往是最老實的人，那些從來不偷、不騙、不坑、遵紀守法，不背叛朋友的人。」芭芭拉寫道，「正如義大利作家普。裡莫萊維在奧斯維辛死裡逃生之後，寫到自己與那些倖存者在戰後卻不再想見面，因為他們所有人都做過見不得人，讓人不齒的齷齪事情。當宋女士10年後回首那些時日，當她想起清津那時候死的自己認識的人，她僅僅說了句『老實，善良的人，告訴他們做什麼就做什麼的聽話的人——他們是第一批死的人』。」
幾乎每一位脫北者都有很強的負罪心理，也因此他們很高興有人願意傾聽他們，「朝鮮人真的很健談，特別是朝鮮女人，」芭芭拉說，「對這些遭遇苦難的人來說，你就像一個心理學家，是他們好不容易才遇到的傾訴對象。」
宋女士對往事的記憶非常細緻，剛剛離開朝鮮暫住中國時，「她每天早晨是被電飯煲的聲音叫醒的，她說，這就是我的鬧鐘，當我聽到那標誌著飯熟了的『叮』的一聲時，我就下定了決心：再也不回朝鮮了。」芭芭拉說，這本書成功的一個原因，是美蘭和宋女士這樣的受訪者講述了非常好的故事，「我想編都編不出來。」
宋女士的故事後來單獨發表在《紐約客》上，這本雜誌有著極其嚴格的事實核查制度，「他們僱了一名講韓語的事實核查員，向宋女士核對每一處細節。他們居然問到了她在1990年代早期燒的一頓飯……他們問她，你在書裡說，1992年時已經沒有食用油供應了，但是你又說，1993年你炒了青蛙吃。宋女士回答說，是拿醬油炒的……」「誰會記得這些！要知道那時已經是2010年！我選的採訪對象都是非常值得信賴的。」
朝鮮人不是傻瓜，知道問題出在哪兒
美蘭的負罪感來得更加複雜些，她對留在朝鮮的兩個姐姐感到愧疚；她對自己的學生感到愧疚——在俊相的鼓勵下，她考上了師範大學，畢業後成為一名教師，結果卻是眼睜睜看著孩子們一個接一個餓倒；她當然還對俊相感到愧疚，她和媽媽、弟弟的出走決定，是在幾個星期之內做出的，她根本沒有時間去和俊相道別，而事實上，就算有時間，她也很可能不會告訴他這些。儘管兩人幾乎無話不談，彼此卻從未吐露過自己對這個國家的真實想法，「這並不是因為她不信任他，」芭芭拉寫道，「而是在朝鮮，再怎麼謹慎都不為過。」
芭芭拉曾經採訪過一位來自朝鮮的工人，他直言不諱地告訴她：「我們朝鮮人不是傻瓜。我們知道問題出在哪兒。但我們不會說出來，我的鄰居也知道問題出在哪兒，但他也不會說出來。我們都知道。」
在芭芭拉看來，普通朝鮮人獲知真相最重要的途徑就是從中國流入的大量DVD，「朝鮮人看韓劇，會更注意韓國人的生活，他們有車有房，房子裡有冰箱，冰箱裡有這麼多好吃的……許多人都告訴我，他們如何從DVD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所以，朝鮮是被中國『腐化』的。」她笑著說。
出發前一夜，美蘭把俊相這10年來寫給她的信都撕得粉碎，她不想任何人，除了她的弟弟和姐姐，知道他們的美好時光，更不想俊相因為自己的出走遭到連累。她只留下了那個鑲著水鑽的發卡。
6年後的2004年，當芭芭拉第一次見到美蘭時，她戴的還是那個發卡。此後她們經常見面、聊天，2005年的一天，芭芭拉接到美蘭的電話：「他在這裡！」
原來俊相2004年就到了韓國，為了這次出走，他存了3年的錢，精心考慮了各種可能性，卻未曾想到美蘭已經結婚。在統一院（韓國為了幫助脫北者融入社會設立的機構）得知這一消息後，他放棄了給美蘭打電話的念頭，直到一年後在一個聚會被美蘭的弟弟撞見。
現在他不得不給美蘭打電話了。而美蘭在聽出俊相的聲音後，立刻生氣地質問他：「你怎麼不早點打電話給我？我們可以幫幫你。」
「他覺得很傻。」芭芭拉寫道，「他在韓國幾近一年了，這是掙扎的一年，令人絕望的失落、孤獨。他可以有一個朋友，特別是一個了解他，而且熟悉他來自何方的老朋友。雖然覺得自己受到傷害，是一個招呼都不打就被拋棄了的男人，但最終卻是他道了歉。」
那些剛剛出來的朝鮮人，通常都有著巨大的喜悅，「joie de vivre（生活的樂趣）」，前年10月，芭芭拉在丹東見到一位剛剛抵達中國的朝鮮女孩，「她說，她每咬一口蘋果，都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這些人是如此純真，就好像昨天才剛剛出生。」
宋女士離開朝鮮9年了，一直保持著這種享受生活的狀態，「她把自己獲得每一樣東西都視作一種恩惠，並為此感激萬分。」而更多脫北者會經歷3個心理階段，先是非常開心，然後為沒能離開的家人感到難過和罪責，再之後會感到憤怒，為他們已經失掉的生活，「你過了那麼多年糟糕的日子，你本來早就可以吃上蘋果的。」很多人難以融入韓國社會，一些人重新陷入絕望，甚至有人自殺，但也有人慢慢地找回自己。
美蘭和俊相約在首爾東部的一個地鐵站見面。多年來他就期待著他們的重逢，他甚至還在幻想著那些好萊塢式的場景，男女主角向彼此跑去……結果卻是有人在背後喊了他的名字，他轉過頭去，看到美蘭坐在方向盤後，一邊搖下車窗一邊對他說：「你等了很久嗎？」
和在朝鮮時相比，兩人的社會關係完全顛倒了，美蘭現在屬於一個舒適的中產階級家庭，而俊相不得不從騎車送貨這樣的底層工作幹起——他在朝鮮學到的科技知識已經過時了。
當兩人面對面坐下時，都不免有些尷尬。談起美蘭的不辭而別，俊相仍然生氣，美蘭為自己辯解說，她並不確信自己從此一去不回，她反問他：「如果你計劃來韓國，為什麼不早點來？」然後她哭了起來。俊相答不上來。一切都太晚了。
此後兩人還見過幾次面，幾乎每次芭芭拉都在場，「好像有我的時候，他們兩人不會覺得尷尬。」他們開始互相抱怨，俊相覺得美蘭不如以前漂亮了，而美蘭則說，現在她很難理解為什麼花了這麼多年迷戀這個傢伙。
如今他們可以很方便地給彼此發簡訊或者打電話，卻很少這樣做了。俊相後來通過資格考試，成了一名藥劑師，大概在兩年前，他認識了一位同樣來自朝鮮的女醫生，2011年10月，兩人結婚了。芭芭拉受邀參加了婚禮。嘉賓裡沒有美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