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教育部青年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史安斌；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文化與傳播系講師 盛陽
內容提要：2016年以來，世界進入「新全球化時代」，原有的「跨文化傳播」理論架構已經無法充分含括和解析全球社會與文化之變局。我們需要將其升級為「轉文化傳播」這一全新的概念維度上，才能準確理解和把握當下現實。本文試圖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對「轉文化傳播」與「跨文化傳播」進行對比分析，並將轉文化傳播的概念和理論體系投射到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交叉知識譜系中進行解讀和辨析。通過從認識論、方法論和本體論層面對其展開理論反思和延展式評析，並嘗試在「一帶一路」倡議所引領的新全球化語境下對當下中國學界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提出方向性建議。
在全球化時代，大眾傳媒機構藉助信息傳播技術，通過對勞動關係和意識形態再生產兩個層面的改造，得以深度幹預人類社會與文化的轉型過程。與此同時，新的文化傳播形式正在不同主體之間展開：它們不再是跨時空的文化交換，而是跨主體的文化轉型。這一變化趨勢在2016年以來世界進入以「後西方、後秩序、後真相」為特徵「新全球化時代」的背景下更為凸顯。原有的「跨文化傳播」理論體系已經無法含括全球社會與文化之變局，需要將其升級為「轉文化傳播」這一全新的概念維度上才能得以準確把握。
從更為宏觀的層面上看，新全球化時代正在見證三個同步發生的文化演進歷史時刻：其一，在數位化時代，信息傳播技術已經穿透了物質和意識形態再生產的各環節，發揮著越來越關鍵的「型塑」作用，各類媒介與平臺日趨「場景化」甚至於「前景化」；其二，在國際勞動分工體系日趨固化、媒體高度飽和的全球傳播格局下，在文化接受和觀念塑造方面，人們前所未有地接近於一個「同步的世界史時刻」；其三，在人類將其對世界的認知納入到自我身份與認同建構的過程中，或將自我意義投射到世界主義範疇的過程中，文化也不再是歷史循環邏輯下的「自我繁殖」，而是在相互碰撞與激蕩的過程中持續進行的「轉化式繁衍」。這些彼此同步又相互並行的歷史軌跡都共同指向這樣一個事實——新的歷史條件宣示著全新的文化觀念的形成，我們需要在新的知識範疇中理解文化與傳播的全新模態。
本文從對既有跨文化傳播的理論反思切入這一議題。首先，本文在知識社會學的意義上梳理跨文化傳播理論的歷史背景和發展脈絡，在進行史論交叉分析的過程中釐清該理論用於闡釋當代社會與文化形態的局限性，進而引出轉文化傳播這一全新的理論維度和方法論框架；其次，本文將在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交叉知識譜系中勾勒出轉文化傳播理論的核心概念體系、方法論基點和認識論前提，在論證轉文化傳播在理論層面的對話性和延展性的同時，突出歷史學研究中的「媒介轉向」，以及傳播學研究中的「歷史主義轉向」兩個重要的學術史發展脈絡；再次，本文將在認識論、方法論和本體論層面，對轉文化傳播理論展開深入評析。同時，還將結合當代史語境和傳播理論與實踐的演進脈絡，嘗試在「一帶一路」倡議所引領的新全球化大潮來臨之際對轉文化傳播理論在中國的再語境化以及中國學界面臨的機遇與挑戰提出方向性建議。
一、繪製「轉文化傳播」的知識地圖
自「二戰」結束至今，跨文化傳播一直是我們用以理解自身與他者之間文化傳播關係的核心觀念。在半個多世紀的知識建構中，跨文化傳播學逐漸發展出一套龐雜多元的知識體系。然而隨著近年來全球生產方式、勞動關係和意識形態再生產過程的不斷演變，這一整套關於異質文化間溝通和交往的學說正在逐漸失去其理論闡釋力。
(一)媒體與全球化：跨文化傳播的知識社會學
「跨文化傳播」對應的英文名稱為「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更為準確的翻譯是文化間傳播。它以傳播學為核心，整合了語言學、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等跨學科的理論架構和實踐成果，並在二戰後蓬勃興起的美式全球化的進程中得以成熟和普及。按照西方傳播學界普遍認可的界定，廣義的跨文化傳播具體包括以下幾個領域：一是探討不同文化模式和特徵的「比較文化研究」；二是以探討人際和組織傳播為核心的狹義的「文化間傳播」；三是以探討國際關係和大眾傳媒為核心的「國際傳播」；四是以探討不同文化背景下傳播與社會互動關係的「發展傳播」。
作為一門探討不同文化間傳播與交往過程的學科，跨文化傳播旨在解決建立和鞏固以「美國治下的世界和平」為主題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過程中所遭遇的社會和文化挑戰，其「問題意識」緊扣於其理論建構和實踐落地的各個步驟當中。具體而言，首先是將世界各地的文化政治以民族國家的方式進行識別，在文明等級論的理論包裝下，非西方地區被界定為「文化盆地」或「非歷史的蠻荒之地」；其次是通過資本輸出和意識形態滲透推動美式價值觀和現代性話語體系在全球範圍內得以接受和普及。
顯然，跨文化傳播從學科創立之初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歐美中心主義」和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史密斯所說的「方法論民族主義」的烙印，從而導致其在理論和實踐上存在著重大局限。在2016年以來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後，這些局限性日趨凸顯，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在現實政治層面拒絕對社會主義、非基督教宗教文明以及原住民文化等另類文化形式的認可和接納；其次，將資本主義結構性危機、階級衝突包裝為「文明的衝突」，從而將變革矛頭從結構性生產關係的改造，轉移到文化認同和身份政治層面；再次，儘管跨文化傳播學中的批判取向指出了文化帝國主義在世界體系中的蔓延和宰制邏輯，但是對這一過程單向度的把握，實際上遮蔽了作為反抗力量的被支配方的能動性，以及在文化和意識形態層面複雜的轉化過程。
在中國語境下，與上述帶有鮮明西方中心論色彩的跨文化傳播理論和實踐相對應的有多個不同的知識範疇，包括跨文化溝通、跨文化交際、跨文化交流、跨文化對話、跨文化研究等等。這反映了我國學界對該學科的定位還沒有達成共識。儘管該學科在我國的定位始終不夠清晰，自20世紀70年代末被引入我國學界以來，其本身卻發展出了一條獨特的學術演進脈絡：最初是以語言學為基礎的「跨文化交際」或「跨文化溝通」；後續則由比較文學和文化研究學者參與進來，將其拓展為「跨文化交流」「跨文化對話」或「跨文化研究」，而真正由傳播學者主導的「跨文化傳播學」尚處於起步階段。
隨著數字傳播技術和平臺經濟模式的普及，新的信息傳播形式不斷湧現。一方面，它們在不同的地區和文化群體之間型塑著新的生產關係和意識形態再生產範式的同時，其內部也出現了權力結構不斷重組的趨勢；另一方面，傳播學進入中國學術界只有短短40年時間，仍屬於值得深耕、大有可為的新興學科。有鑑於此，跨文化傳播學將憑藉媒介文化全球化之東風，有望成為今後一個時期傳播學研究的立論基礎。跨文化傳播學未來的發展方向也應該立足於建立和鞏固傳播學的核心地位，對文化傳播的內部矛盾及其如何解決它們展開歷史化深描——即回歸其「傳播學本位」。
(二)從「跨」到「轉」：文化傳播的概念遷移
所謂回歸傳播學本位，不是從理論到理論的知識烏託邦，而是基於以下的普遍性現實作出的理論修正，即媒體傳播在人類社會文化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社會文化則在不同文化相互轉化的過程中不斷實現自身的轉型升級。
綜觀西方工業革命以來全球傳播體系的形成過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英式全球化，這一過程隨之牽引出「帝國傳播」的概念。作為第二波全球化潮流，二戰後的美式全球化則直接導致了跨文化傳播這門學科的建立和普及。然而，無論英式還是美式全球化，實質上都是在「化全球」，即一方面鼓吹文化多元論，另一方面以市場經濟和西式自由民主的模式，把世界各國打造成與英美同模復刻出來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副本」。這一西方中心的「化全球」所隱含的要旨和意圖在美國副總統彭斯2018年10月4日發表的「新冷戰演說」中再度得到了巧妙的「包裝」和清晰的「體認」。
緊隨美式全球化的步伐，跨文化傳播理論被廣泛用於指導回應這一過程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和挑戰。無論是「馬歇爾計劃」「和平隊」，還是面向第三世界的「現代化」和「發展傳播」，跨文化傳播學者都積極參與到文化、傳播與政治經濟秩序互動的現實改造工程當中，並基於對其實踐的闡釋、歸納和評估，留下了《傳統社會的消逝》《無聲的語言》《超越文化》《創新擴散》等諸多學術經典，成為傳播學研究的必讀書目。
從媒介技術的演進來看，跨文化傳播所依賴的是以單向傳輸為主的報紙、廣播、電視和早期網際網路等介質。根據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奠基人之一斯邁思的研究，單向度傳播制度的設計之所以得到青睞和普及，恰恰是出於技術管理掌控意識形態的政治需要。但是在以「泛在傳播」為特徵的新全球化時代，移動社交媒體和數字勞工的普及都體現了「賦權/賦能」的原則。原本在單向度傳播制度下被動接受信息的基層草根受眾，前所未有地成為資訊和輿論生產與傳播的「先導性主體」；而原本處於全球新聞輿論場邊緣和信度光環之外的「西方以外的國家和地區」亦通過「彎道超車」或「異地突圍」，躋身全球傳播體系中不容忽視的一極，近年來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卡達半島電視臺、「今日俄羅斯」(RT)和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等來自非西方國家的媒體機構都是「他國崛起」背景下在全球新聞傳播領域出現的新生力量。
這種新型傳播生態所導致的結果是：異質性的「文化雜糅」或曰「第三文化」成為全球媒介文化的主流，因此「跨」的概念已經不足以概括當下全球文化的複雜性。在兩種或多種文化的交流和對話中產生了文化的轉型和變異，這就是「轉」的過程。換言之，在轉文化傳播的時代，我們很難使用單一的國家或地區文化作為標籤去指認某種單個的文化現象。相反，全球媒介文化傳播的過程當中正在出現「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文化雜糅和「再捻一個你，再塑一個我」的文化轉型/變異相互交織的新趨勢。
從現實情形來考量，2016年以來世界進入了全球化的第三個階段，同時也是中國通過推進「一帶一路」倡議引領新全球化大潮的關鍵時期。與前兩波全球化浪潮不同，當下新全球化時代並不致力於打造文化傳播的「一言堂」，而是要通過「傳播賦權/賦能」的方式，開創「多聲部合唱」的「復調傳播」新局面。新時代中國的文化傳播理念，不是要把全世界變得與中國一樣，而是要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核心理念，帶動世界各國共同發展，促進文明的平等交流與互鑑。在這個意義上，建立在「中心-邊緣」認識框架下，以西方文明模式「化全球」的跨文化傳播理論無法提供更為豐富的現實解釋；反之，強調「互聯互通、共生共榮」的新全球化理念，則為超越跨文化傳播的認知視野和實踐框架開闢了諸多新的路徑。
(三)「整體史」敘事：轉文化傳播的要素構成
在討論轉文化傳播概念與理論框架的「構型」之前，需要明確設定以下前提：這一闡釋路徑並非「完成時」意義上的理論體系，而是正處於「進行時」的概念和話語建構，需要以辯證的視角理解其理論內涵。
與跨文化傳播理論的「美國中心」傾向不同的是，轉文化傳播理論的闡釋者主要來自於美國以外的地區或具有多元族裔背景，其中包括德國文化人類學者霍斯特·雷曼、古巴文化人類學者費爾南多·奧爾蒂斯、加籍華裔傳播學者趙月枝、德國媒介研究學者安德烈·赫普、美籍黎巴嫩裔傳播學者馬爾文·克雷迪等。他們當中絕大多數都有在第三世界國家生活的經歷，長期致力於批判理論和文化研究。以我國學界最為熟悉的趙月枝教授為例，她的學術著述聚焦於破除傳播學界固有的歐美中心主義偏見，並發展出了一套完整的「轉文化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框架。
從其概念和理論構型來看，轉文化傳播強調全球文化傳播的內化屬性。具體而言，不同個體通過對外部文化的發掘、檢視、過濾與吸收，在認識論層面超越了初始的文化模式，從而不斷進行自我超越和改造的改造過程。換言之，在不同群體間的文化傳播過程中，「主位」文化經歷了一種超越了文化認同本身並將「客位」文化逐漸「內化」的過程，其中大眾傳媒在型塑新的生活方式、文化體驗和價值觀的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除了構型之外，轉文化傳播還聚焦於媒體在輿論營造方面的「前景化」過程。如果將視線切換到媒體部分，便很容易發現轉文化屬性在微觀和宏觀層面的不同表現。在微觀層面，具有不同政治經濟背景和意識形態背景的媒體機構，在信息生產和流通的過程中存在著明顯的衝突和調和的過程。在整體主義視野下，「西方」與「他國」在宏觀層面上的分歧也都系統性地體現在各自陣營的媒體話語中。
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進一步闡釋媒體在轉文化傳播過程中所起的作用。
首先，也是最根本的一點是，全球文化傳播實際上是信息通信技術不斷改造媒體生產的政治經濟學過程，即智力勞動被不斷物化的過程，而智力活動的正當性通常建立在對勞動過程——甚至是勞動這個類別本身的「否定之否定」的過程——當中。因此，跨文化傳播常常被錯誤地處理為脫離勞動過程和社會關係的、形上學的文化哲學/權力/制度分析，或窄化為脫離文化再生產的技術/經濟中心論的分析。
其次，媒體作為公共話語權力的把關人，通過將話語認知植入意識形態再生產的傳播政治過程，主動介入到文化政治和社會意識形態的塑造之中；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媒體是超脫歷史結構的法外權力，相反，媒體本身就深嵌在社會文化政治法律關係之中，是政治權力和跨境資本的表現形態，也是各類新舊權力與資本「角力」的舞臺。
再次，媒體對各種不同文化的「增稠」或「稀釋」效果，(11)都是「主位」和「客位」文化嫁接重組的資源調配過程，也都建立在文化平臺間的不對等關係之上。轉文化傳播將其「問題意識」投射於跨主體的社會關係，而不僅僅是有關意識形態再生產的、局限於主體內部的文化政治問題。以上三方面構成了轉文化傳播對跨文化傳播在概念和理論層面的超越。
轉文化傳播的概念不再把「轉型」或「變異」視為文化主體自發的行為表象，而是試圖從「去本質主義」的立場進入文化生產內部，重新發現在政治經濟體系、物質化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文化傳播主體間的權力轉化關係。因此，傳播學應當聚焦的是關於異質性社會關係的問題，而不僅限於意識形態再生產的文化政治。
在羅伯託·昂格爾「知識政治學」意義上，(12)轉文化傳播理論還將文化政治議題置於「去疆域化」和「再疆域化」的雙重歷史過程中分析：無論是以美國為主導生產的流行音樂通過數位技術在全球範圍內「去疆域化」的擴散，還是在世界範圍內極右翼民粹主義、泛伊斯蘭教等宗族教派文化認同的「再疆域化」，都可以歸入轉文化傳播的概念範疇內展開分析。(13)
通過比較克雷迪與趙月枝的轉文化傳播知識框架，可以進一步深入理解這一議題。在馬克思主義文論家詹明信的經典著作《後現代主義：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的啟迪下，傳播學者克雷迪富於創見性地將「雜糅」指認為全球化時代的文化邏輯。他援引後殖民主義理論家愛德華·薩伊德首創的跨文化主體「再接合」分析方法，對「文化帝國主義」與「文化多元主義」這兩個先後於20世紀60年代到本世紀初在媒介傳播研究領域「各領風騷數十年」的主流理論進行了比對和辨析的基礎上，提出了「批判的轉文化主義」的理論架構。(14)這套理論架構不同於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和基於民族國家的國際傳播和跨文化傳播的思路，需要基於跨地域和跨文化的「文本間性」、「語境間性」和實踐主體，以及流動性互動傳播網絡，對文化雜糅現象展開基於「合成視角」的分析，從而勾勒出轉文化傳播的理論框架。我們對這三種理論架構及其所對應的傳播模態進行比較(見表1)。
正如趙月枝所強調那樣，所謂「轉文化」是指「不同文化中的主體甚至不同文化體系之間的交流和碰撞，雙方產生相互轉型」……從而「形成新的跨文化主體和社會文化形式」。(15)轉文化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意義，恰恰在於它以「徹底的反帝和反霸權的視野關注全球傳播的整體性和解放性」。(16)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拓展到整個傳播學研究領域，我們可以推導出轉文化傳播的焦點問題是：以地緣政治、經濟與社會秩序、全球資源配置與勞動分工格局等多元因素的「交叉批判」，全面反思並突破跨文化傳播理論中的「中心-邊緣」敘事，在動態的結構中重新發現新的主體性敘事。
與批判轉文化主義對文化傳播的現象學描述不同，轉文化傳播不僅需要突破「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西方/他國」等二元論和本質主義視野，更需要在對敘述主體進行徹底反思的基礎上，分析在動態的、不平等的政治經濟結構之間的關係，論證文化傳播主體在現實政治中的「解放性」。
從世界政治的角度看，轉文化傳播對既有概念和理論體系「否定之否定」的重構，不僅突出了在世界秩序內部，以民族國家形式，或者超國家形式組織架構的不同文化體，作為平等的主權單位參與國際傳播交往的基本權利及其可能的歷史空間，更為具有主體解放意義的跨境再生產、文化雜糅等現象開闢了全新的、基於整體史觀的闡釋路徑。這些議題具體包括城市/鄉村文化傳播、構建國際信息與傳播新秩序等等。(12)
二、歷史主義的興起：轉文化傳播的知識考古
作為對現實主義傳播學內在矛盾的理論批判和實踐論重構，轉文化傳播理論的提出本身就內在於「從媒介中重新發現歷史」的歷史研究，以及將歷史澆築到傳播學理論分析內部的思想史「雙向運動」中。這也是文化研究和傳播政治經濟學發聲的歷史語境。
在下文中，筆者將首先指出歷史研究中的「媒介文化主義轉向」，以及傳播學研究中的「歷史主義轉向」兩個重要的思想史脈絡，並以此在文化研究、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交叉知識譜系中勾勒出轉文化傳播理論的核心概念體系(文化研究中的媒介議題前景化與媒體傳播全球化)、方法論基點(政治經濟學的結構主義方法論)和認識論前提(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論證轉文化傳播在理論層面的對話性和延展性。通過將轉文化傳播的核心概念體系交織在這兩個學說的理論脈絡中進行「知識考古學」式的比較，可以從更為動態的學術史視角，廓清轉文化傳播理論的問題意識和方法論取向。
(一)媒介議題前景化：歷史研究的「媒介轉向」
威廉斯帶動的媒介文化研究取向，(18)被劍橋大學當代社會學家瑟爾伯恩稱為「最有創造力」的理論發展。(19)在這些學術思潮的知識背景下，筆者將從歷史研究「媒介轉向」的側面，勾勒出轉文化傳播知識結構中的媒介前景化議題及其知識考古學的發生語境。
批判的文化研究學者很早就注意到，幾乎每一場媒介技術形態的社會化變革，都是社會政治權力重組的一部分；而社會政治權力結構的每一次重組，本身也是文化政治生態不斷改造的過程，媒體內在於這一改造過程。在歐洲新左翼運動悄然興起的1964年，霍爾和沃納爾就敏銳地觀察到，彼時校園通俗文化對社會政治生活的介入與衝擊，直接宣告了「這場陽春白雪與下裡巴人之爭，並非一場對抗現代傳播形式之爭，而是內在於這些媒體之爭。」(20)這一理論判斷，不僅指出在社會政治的發展進程中，政治議程源源不斷地被媒介技術吸納、重組的「內部制度化」過程，更重要的是，它直接揭示了在媒介化過程中，政治運動不斷「物化」的過程：
人們組構成受眾這一新的社會關係，隨即開發出新的語言和表達形式、獨立藝術形式以及社會習俗。媒體不是單一技術革命的終端產物。它們是複雜歷史和社會過程的結果，它們是工業社會生命史新階段的積極行動者。在這些形式和語言內部，社會正以前所未有之勢，接合新的社會經驗。(21)
如果從二元對立的視角看待文化研究與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分歧，則無法解釋兩者共有的「媒介轉向」。回溯學術史，霍爾等英國文化研究學者從文化內部重新發掘了媒介的政治動能，席勒等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者對通信技術在政治經濟結構中的歷史考察，則是共享了「社會意識形態和文化結構經由媒介化塑造」這個轉文化傳播的認識論和分析前提。
當後工業化理論家們還在鼓譟信息流動及其帶來的多元文化觀將成為擺脫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民主利器之時，批判歷史學家卻發現，信息和傳播技術已嵌入到現代市場體系的變革之中。它推動了現代產業工作機制重組、國際分工體系的不斷轉型以及辦公技術的迭代升級，同時也給人類帶來了前所未見的挑戰。這也解釋了為何「網際網路」演變為「分裂網」、「萬物皆媒體」導致「萬物皆兇器」、「人工智慧」加速「人類低能」等技術決定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二)再歷史化：傳播研究的「歷史主義轉向」
在傳播學研究領域，無論是以媒介社會學、媒介政治經濟學，還是以文化研究等形式呈現，歷史主義轉向也使得當代媒體傳播研究進入到人文思想史的討論視野。在文化研究和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交匯處可以看到，一方面任何文化議題都無法脫離自身的生態體系單獨討論，但另一方面，歷史主義的興起恰恰突破了將文化和意識形態本質主義化的方法論偏見，開闢了文化形態與其所黏連的生產/社會關係的分析空間。
以歷史主義的眼光來看，轉文化傳播不是在一元論視野下對異質性文化的封閉和拒斥，也不是二元論視野下對單向度的文化帝國主義模式的全盤接受，而是將混雜的文化形態置於獨特的社會生產關係中，重新檢視和討論文化之間的動態權力關係，以及意識形態再生產的歷史豐富性。
有鑑於此，轉文化傳播的認識論是在繼承文化研究、傳播政治經濟學等批判學說內核的基礎上，將傳播研究重新帶入歷史空間，從發現並分析內部矛盾及其進展的方式，在方法論上實現了由「民族主義」到「歷史主義」的轉向。正如安德烈·赫普所言，傳播學研究的歷史主義轉向「要避免產生任何錯誤認識，即媒體全球化就必然意味著同質化或者美國化。這類理念無益於把握媒體全球化過程的內部矛盾和差異性，因為它們已經做出預設，任何衝擊從最開始就一成不變，並且持續發力。」(22)
從知識史的角度看，轉文化傳播既不是跨文化傳播所遵循的「發展主義方法論」或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地方性知識生產論」，也不是無限放大媒體效果的傳播技術決定論。轉文化傳播所關注的是在經濟/文化全球化的過程中，「全球媒介文化」是如何作為話語機制發揮其影響力，在各國社會文化的動態空間中不斷擴展與黏連，從而生成新的「文化雜糅」或「第三文化」的。
本文對傳播理論變遷所做的知識考古表明，從跨文化傳播到轉文化傳播，不是線性歷史視野中的概念迭代，也不是目的論歷史視野中的理論修正，而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從方法論、本體論和認識論層面對既有理論展開的全面反思和重構，以及對當下現實中機遇挑戰的及時回應。
三、轉文化傳播的理論反思與現實考量
毋庸諱言，現有的轉文化傳播學理論儘管試圖突破西方中心主義的理論局限，很大程度上仍然聚焦於美式主流媒介文化「從哪裡來？」「是什麼？」以及「向何處去」等問題。這實際上延續了跨文化傳播所秉持二元對立的舊有思維。基於對「跨主體間性」的文化解放性的考察，我們需要在近年來出現的由「一帶一路」倡議所引領的新全球化的歷史背景下，以互聯互通、共生共榮為核心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指南，重新建構兼具理論闡釋性和實踐指導性的新的學術框架和路徑。
(一)認識論反思
轉文化傳播理論中核心概念就是「賦權/賦能」，即秉持不同文化主體間平等交流與均衡傳播。但是在西方學界構建這一理論體系時，鮮有以其他區域文化為依歸的理論分析。基於「一帶一路」倡議中的平等交往理念，首先需要從認識論層面重新界定「賦權」的意涵。
從文化和傳播的角度來看，「一帶一路」倡議的要旨之一便是文明的交流與互鑑。這與英式或美式全球化是截然不同的思路。傳播學界長期批判的媒介文化帝國主義就是指英式或美式全球化當中根深蒂固的單向輸出模式，這一模式無法解決亨廷頓所擔憂的「文明的衝突」。而「一帶一路」倡議所引領的新全球化推動文化的雙向與多向互動交融，移動社交媒體則使這一互動過程變得更加順暢便利。從全球傳播的角度來看，「一帶一路」倡議把打造「網絡絲綢之路」作為主要目標之一，「中巴光纖工程」「中非信息高速路」等樣板工程就是要打通信息傳播的「最後一公裡」，讓因技術所限被迫「噤聲消音」的邊緣地區或群體能夠在世界新聞輿論場上「講故事、傳聲音」，構建更加公正、平等、合理的全球傳播新秩序。
這個目標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由施拉姆等學者提出過，曾在20世紀70、80年代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倡導的「國際信息傳播新秩序」(NWICO)和本世紀初由國際電信聯盟倡導的「世界信息與社會峰會」(WSIS)等機制付諸實踐，並留下了《一個世界，多種聲音》等學術經典，但凡此種種最終均成為停留在書本與紙面的「烏託邦」。因為在彼時，跨文化傳播從本質上就是美式媒介文化的權力延伸。但如今中國已經崛起成為全球傳播的一支重要力量。2009年實施的「加強媒體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工程讓中國媒體走向全球，筆者與兩位英國學者近期出版一本同名論文集，對這一國家戰略的現狀和前景進行了評析。(23)在當今全球20大網際網路公司中，美國11家，中國9家，中美共治賽博空間已經由願景一步步走向現實。就電影票房而言，2018年第一季度中國首次超越北美，成為世界第一大電影市場。以上現象的出現說明，以中國為代表的他國崛起，為構建去西方中心的轉文化傳播奠定了牢固的現實基礎。
從既有的研究成果看，傳播學領域去西方化的努力一直在進行，英國學者詹姆斯·卡倫和韓國學者樸明珍合編的《去西方化的媒介研究》與中國臺灣學者汪琪主編的《去西方化的傳播研究》這兩本英文論文集即為這方面研究成果之集大成者。但是這些研究往往聚焦於個人化的身份政治和文化認同議題，沒有從根本上質疑和解構「西方中心」的政治經濟體系。(24)在跨文化傳播的理論重建方面也有類似的嘗試，較有代表性的包括美籍非洲裔學者阿桑蒂提出「非洲中心」和美籍日裔學者三池賢孝提出「亞洲中心」等範式。(25)不過這些理論範式也未能擺脫「螺螄殼裡做道場」的格局，以另一種「中心」替代「西方中心」，仍然跳不出西方中心論中最為要害的「二元對立」思維定式，即便不算是繼續淪陷到西方中心論的學術窠臼，很大程度上也只能是對既有範式的修修補補。
從理論和學術的意義上看，「一帶一路」倡議本身就是一個轉文化傳播的產物：它超越了前述「歐洲中心」或「亞洲/非洲中心」的二元對立，真正體現了新全球化的傳播賦權視野，有望建立一種新型的文化傳播範式。
在跨文化傳播的實踐中，美式文化仍然是主導範式，「好萊塢化」「麥當勞化」「迪士尼化」等即為這種「化全球」範式的典型代表。即便以帶有文化「雜糅」特徵的「全球本土化」範式來觀照，跨文化傳播的核心仍是美式價值觀，「東京迪士尼」「巴黎迪士尼」「上海迪士尼」仍然是美國本土迪士尼的變體。(26)在轉文化傳播的範式下，傳播賦權代替了單向輸出，是不同文化之間的融匯和再造。近年來在中國國內大火的短視頻傳播軟體「抖音」，在日本、印尼叫做「Tik Tok」，到了美國則成為本土化的music.ly，已經成為2018年蘋果應用商店中下載量最高的APP。「支付寶」到了泰國叫「Ascend」，到了印度叫「PayTM」，絕大多數海外用戶並未意識到其「中國身份」。如此以「雜糅」「賦權」為特徵的轉文化傳播現象都是以往「西方/其他地區」「中心/邊緣」「流動/回流」等二元對立的跨文化傳播模式所不能含括的。換言之，上述「網絡絲綢之路」的實踐已經成為轉文化傳播的典範，這個過程既注入了中國網際網路文化的基因，又與當地文化做了深度融合，同時又給予不同文化主體自我表達和傳播的權力空間，從而在相互建構、交叉吸納的過程中，創造性地轉化為符合當地文化理念的新形式、新模態。
(二)方法論反思
從「跨」到「轉」不僅是傳播文化研究概念和理論的更新迭代，也需要我們對西方中心的學術研究規範進行反思和內省。
不可否認，近年來我們引進這一套西方傳播學研究的學術規範，實際上也包含了對西方文化和社會範式的認可。對跨文化傳播研究者來說，這種在西方傳播學與中國傳播現象「削足適履」「雞同鴨講」「比較蘋果和橘子」的錯位感則更加強烈。從筆者從事研究的體驗來說，中國人往往不習慣這種事先周密設計和計劃、使用特定技術或設備(例如錄音)等調查、問卷或訪談，這往往會加深研究者和研究對象之間的疏離感。即便是近年來新興的「網絡民族志」等方法，也並未有效克服語言和文化差異引發的陌生化和疏離感，更何況網上樣本的可靠性問題始終未得到有效解決。上述結論同樣適用於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為主的非西方情境。
從方法論層面看，這種在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強加的「主/客觀」「自我/他者」等二元論關係，實際上也遮蔽了兩者在溝通過程中的理念融匯和文化共造，甚至相互建構的轉文化傳播過程。(27)生硬的理論搬運，甚或直接「搶佔」「強拆」「肢解」現實，只會使得學術研究與其宗旨背道而馳。事實上，一些隨意的、自然而然的、未經技術處理的言論或場景往往會更具有學術意義上的真實性和權威性，能夠更有效地切入問題的核心，帶來更加豐富多元的文化和歷史解釋。在以他國崛起為背景的轉文化傳播研究中，根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實際情況改造現有的研究方法，也是未來傳播學科建設的重要任務。
(三)本體論反思
從本質上看，跨文化傳播儘管對方法論民族主義展開了尖銳的批判，並以媒介、文化與政治經濟交叉分析的方式回應文化轉型的議題，但並沒有從本體論層面對承載文化形態的國家機構和組織機制展開性質分析。
因此，轉文化傳播學需要在「批判性轉文化主義」的分析框架中，在去本質主義的思路下，將文化的內生異質性和雜糅性作為普遍性議題，並承續文化帝國主義的理論視野在一定程度上對文化等級秩序進行反思。需要強調的是，轉文化傳播理論再造的過程要防止的一種錯誤傾向是：對於文化內部複雜性的普遍性指認，又重新賦予文化以本質主義的呈現形式，而遮蔽文化體內部矛盾得以展開的「級差語境」。
這是將支配性文化場域納入到邊緣地帶進行再認識、再分析而導致的必然邏輯，這一理論取向所回答的也是支配性文化主體最為關心的問題，因而看不到被支配的文化場域本身的結構性問題以及文化權力的性質問題，從而造成對「他者」狀況的誤判。這並不是在否認普遍性的基礎上，重新提出特殊性議題，而是試圖論證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間的辯證性。這一困境在國際傳播和跨文化傳播的理論框架下未得到圓滿解決，因此希冀在轉文化傳播的理論再造中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回到當下，當川普不厭其煩地在鍵盤上敲打出他對西方主流政治文化和新聞業的厭惡和憤恨，當曾經發動的「臉書/推特革命」的「關鍵意見領袖」(KOL)不再把網際網路和社交媒體奉為指引民主的「神燈」，當全球輿論場對「一帶一路」倡議所引領的新全球化浪潮滿懷期待和焦慮之際，我們應該超越這些「媒體奇觀」背後共同稟賦的技術中心主義認識論，逐漸認識到社會文化的轉型交替是媒介文化與政治社會關係交互決定的結果。我們對全球媒體文化所賦予的頌揚/詬病/信心/憂慮等等複雜情感，不應停留在對媒體和文化本身，而應該指向更複雜的對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力的辨析以及行動主義層面。這才是在「後西方、後秩序、後真相」時代以從「跨」到「轉」為主題的傳播理論再造和路徑重構的要旨所在。
Bella Cody(ed.).(2008).Handbook of Intercultural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London:Sage.Young Yum Kim(ed.)(2018).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New York:Wiley-Blackwell.
A.D.Smith.(1979).National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西方現代性總框架下的方法論民族主義，也被詬病為「玫瑰色的唯心主義改良學說」(rosy-idealist evolutionism)。參見Alexander,J.Modern,Anti,Post,Neo,New Left Review,March-April 2005,p.210.
史安斌：《跨文化傳播學在我國的發展方向和前景》，《對外傳播》2011年第8期。
[加]達拉斯·斯邁思著，王洪喆譯：《自行車之後是什麼？——技術的政治與意識形態屬性》，《開放時代》2014年第4期。
史安斌、盛陽：《融媒時代電視機構國際傳播的創新路徑》，《電視研究》2017年第1期。
(13)(22)Hepp,A.(2015).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London:Wiley Blackwell,p.1,p.17,P.5.
趙月枝教授在部分中文論述中用「跨文化傳播」指代這一批判理論取向。但根據其具體的內容表述，這一名詞所對應的是「轉文化」(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概念。參見Chakravartty,P.and Zhao,Y.(2008).Global Communication:Toward a 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Lanham: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
在2017年的一次訪談中，趙月枝援引趙汀陽與阿蘭·勒·比雄對「主體間性」與「跨主體性」的討論，提出從「transcultural」層面，而不是「intercultural」層面闡釋跨文化傳播的哲學基礎。參見馮建華：《批判理論視野下的跨文化傳播——訪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傳播學院教授趙月枝》，《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年9月21日第2版。
Grunitzky,C.(2004).Transculturalism:How the World is Coming Together.New York:TRUE Agency.
(11)Hepp,A.(2013).Cultures of Mediatization.Cambridge:Polity Press.
(12)Unger,R.(1976).Knowledge and Politics.New York:The Free Press,p.3-5.
(14)Kraidy,M.(2005).Hybridity,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Globalization.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p.148-153.
(15)(16)馮建華：《批判理論視野下的跨文化傳播——訪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傳播學院教授趙月枝》，《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年9月21日第2版。
(17)Zhao,Y.(2011).The Challenge of China:Contribution to a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 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eds.Wasko,Janet.,Murdock,Graham.,and Sousa,Helena.West Sussex:Blackwell Publishing; Zhao,Y.(2008).Communication in China:Political Economy,Power and Conflict.Lanham: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8)盛陽：《漸進的馬克思主義者：雷蒙·威廉斯學術思想述評》，《全球傳媒學刊》2017年春季號。
(19)Therborn,G.(2018).From Marxism to Post-Marxism? London:Verso,p.104.
(20)(21)Hall,S.,& Whannel,P.(1964).The Popular Arts.New York:Hutchinson,p.15,p45.
(23)Thussu,D.,Burgh,H.,and Shi,A.(2017).China’s Media Go Global.London:Routledge.
(24)Robert Brenner和Immanuel Wallerstein分別從歷史地理學和政治經濟學世界體系理論的角度，對這一問題展開過分析，並在英語學術界引發重要討論。參見Brenner,R.(1993).Merchants and Revolu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Aston,T.H.,and Philpin,C.H.E.eds.(1985).The Brenner Debat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Wallerstein,I.(1976).The Modern World System.New York:Academic Press.
(25)Asante,M.K.,Miike,Y.,and Yin,J.eds.(2013).The Global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ader(2nd edition).London:Routledge.
(26)這一不平等的文化傳播範式在發展傳播學理論中被廣泛討論。參見Melkote,S.R.,Steeves,H.L.(2001).Communication for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theory and practice for empowerment.Thousand Oaks:Sage Publications.
(27)趙月枝：《傳播與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基金項目：本文系教育部哲學社科重大攻關項目「新時代中華文化走出去策略研究」階段性成果，編號：18JZD012。）
來源：《當代傳播》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