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社會不讓認識事物的集體能力出現偏差是至關重要的，然而歷史和現實都證明，保持客觀理性的集體認識能力並非總是容易做到，它會不時受到幹擾。比如某些教派思想一旦極端化就可能侵蝕一個社會的集體理性，導致在一些問題上廣泛的迷思。
當前政治極化正在成為世界性問題，在很多國家和社會中造成越來越嚴重的分裂。政黨不再是向社會提供不同政策選擇的路線載體，它們更多扮演了將社會「真正」撕裂的力量。
一旦一個社會分成了不同陣營，而且這種陣營不斷強化，就會形成對正常是非觀和價值判斷的強烈衝擊。這就是人們常說的「不問是非，只認立場」。比如在今天的美國，支持和反對川普總統的人形成尖銳對立的陣營，前一撥人無論總統說什麼做什麼都會支持他，後一撥人則在任何情況下都會反對他。
黨派分裂在西方是有傳統的，但是近年來它的極化程度達到了新的峰值。過去搞政治總體上是小圈子裡的遊戲，現在傳媒的發達，特別是網際網路的推廣在很大程度上將政治「全民化」了。政治動員變得無處不在，政治感知也不斷在社會中下沉，因而政黨分裂從國家的政壇表層一直深入到網際網路所能到達的社會末梢。
即使是美國南北戰爭時期，很多老百姓並不很清楚國家打內戰的來龍去脈。媒體不發達的時候，政黨鬥爭所造成的社會撕裂相對來說容易癒合。今天政黨動員起他們的支持者，反過來又被陣營內不斷升級的偏執綁架，形成不同陣營相互鬥爭中各自都被推向更極端位置的螺旋式對抗，各方的迴旋餘地越來越小。
與這種分裂相對應，形成了意識形態的極化表現。西方媒體深度捲入政黨鬥爭，它們的報導和評論服務於立場，對事實的選擇性越來越成為習慣。可以說，西方社會對內部是非的認知及評判已經亂了。
在國際上，美國一些精英也在帶頭搞陣營撕裂，試圖把世界分成「美西方一派」和「中國一派」。西方社會長期存在對中國的意識形態偏見，那些政治和輿論精英的這一輪對華發難加深了西方公眾與中國社會之間價值鴻溝的感受。實際上有一種對華「非我族類」的極端思維正在西方受到鼓勵，這是西方政黨之間鬥爭思維的國家間的加強版。
新中國早年也曾流行敵視西方的意識形態，當時在我們眼裡西方的一切都是錯的，連西方人生活水平高都被視為「腐朽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改革開放後，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回歸中國意識形態，中國人得以客觀理性地看待西方世界，既學習他們的成就，也審視他們的問題。直到今天中美關係出現深刻變化，我們的對美認識仍沒有走向一邊倒。
但是在西方輿論中，中國在被越來越妖魔化。中國打擊恐怖主義成了侵犯人權，對外投資被說成搞債務陷阱，華為的5G技術成了威脅，先進的高鐵也能找出「搜集個人資料」搞監控的毛病。中國被橫挑鼻子豎挑眼，抹黑得一無是處，西方輿論圍繞中國形成了充滿謊言、真實信息針插不進水潑不入的閉環。
21世紀的世界不該有如此的政治分裂，這種分裂的極化對人類社會來說，具有非常大的危險性。現在已是經濟和科技高度全球化的世界，國家和社會之間需要客觀真實的相互集體認知，這是不斷打通世界促進通過更多合作實現人們共同利益的基礎。
美國和西方的政治和輿論精英們應當認識到西方政治制度正在釋放出分裂社會負能量的一面，不應促使西式的這一政治邏輯向世界擴大延伸。這是他們面對21世紀人類社會應有的一份道義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