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顧從義摹刻石鼓文淄硯
清吳昌碩銘文硯
清高鳳翰玉帶池端硯
淄硯作為傳統文化瑰寶,我們有責任進一步挖掘、傳承和弘揚,讓淄硯文化為文旅融合發展賦能,讓人們深刻領悟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科學認知中華文化的優秀品格。
硯與硯銘
硯與硯銘是一種相互關係,硯是載體,硯銘則是賦予硯的生命,硯與硯銘共同形成了硯文化。硯臺最早的雛形稱作研磨器。「文房四寶」中最早出現的應該就是硯臺,經過對早期巖畫的研究發現,當時研磨顏料的工具「磨盤」和「磨棒」,應該是最早的「硯臺」。
在古代文人士大夫群體之中,得一方佳硯,是文房必備,若有名人硯銘,則更是身份的象徵。佳硯配佳銘,方能體現硯臺的文化所在,故佳硯難得,佳銘亦難得,佳銘若出自名人之手更為難得。
在硯銘出現之前,硯臺的功能主要是研墨作書,是一種實用器具,隨著時代的發展,硯銘應運而生,硯銘更代表的是一種文人的情懷。至明末清初,隨著篆刻藝術的發展,大批的書法篆刻家參與到硯銘的創作之中,硯銘便成為一種獨立的藝術形式在文人士大夫之間流傳。
四部硯譜的
風格和藝術價值
中國的硯史到了清代,進入全盛時期。清代康乾年間,湧出了一批研究硯文化的文人和著作。諸如朱尊彝(1629-1709年)《說硯》《歐齋百硯錄》,高鳳翰(1683-1749年)《硯史》,金農(1687-1763年)《冬心先生硯銘》,紀昀(1724-1805年)《閱微草堂硯譜》,張廷濟(1768-1848)《清儀閣所藏古器物文》以及晚清大家吳昌碩(1844-1927年)《沈氏硯林》等名作,流傳頗廣。另有林佶(1660-1720)、黃任(1683-1768)、丁敬(1695-1765年)、袁枚(1716-1798)等都留下了大量的硯銘作品。
明清以來,高鳳翰《硯史》,乾隆《西清硯譜》,紀昀《閱微草堂硯譜》,吳昌碩《沈氏硯林》對後世影響巨大。按硯譜的成書年代,首推高鳳翰的《硯史》。高鳳翰平生嗜好古硯,曾藏千餘方,擇其佳者鐫刻銘跋,著成《硯史》四卷,收錄名硯一百六十五方,硯拓一百一十二幅,是硯文化的一部經典。
乾隆時期《西清硯譜》中硯銘多部分出自臣工之手,部分是由乾隆擬銘由于敏中、汪由敦(1692-1758年)等名臣謄寫,後交養心殿造辦處玉工鐫刻完成。全書共計二十四卷,收錄乾隆鑑賞的硯品240件,其內容翔實,氣勢恢宏,銘文嚴謹,書體俊秀,堪稱一部重要的硯史圖譜。
《閱微草堂硯譜》是清代紀昀(1734-1805年)所藏硯臺拓本的集譜,它的學術性、藝術性,享譽硯林,在古硯研究中一直奉為圭臬,是硯譜中的經典之作。《閱微草堂硯譜》在形制上應該是受到《西清硯譜》的影響的,它的鐫刻形式也與《西清硯譜》如出一轍,都是由玉工代為鐫刻。其收錄藏硯一百二十六方,硯石質地有端、歙、淄、松花、紅絲、澄泥等,形式豐富,其銘文既保留了清代銘文文體的嚴謹,同時收錄了諸如劉墉、鐵保等書信手札作為硯銘,形式多樣,文體清新,令人耳目一新。
《沈氏硯林》是吳昌碩(1884-1927年)為著名硯臺收藏家沈石友藏硯的題銘,始於1905年,止於1917年沈氏去世,前後十二年,吳昌碩為沈石友題銘幾百款,由他的學生趙石(1874-1933)一一鐫出。《沈氏硯林》被稱為收藏界的《石渠寶笈》,共收錄158方硯臺,吳昌碩為沈氏藏硯作銘之時,正值人書俱老,其銘文與書法可謂雙絕,正因為有吳昌碩之品題,沈氏藏硯已經超出一般硯臺本身之意義。西泠印社副社長兼秘書長陳振濂先生評價《沈氏硯林》:其文字書刻皆出自高手大家,方寸之硯精妙細膩,不讓高壁廣廳狂草巨篆,書、硯交合各佔風流,堪為後世之範。
工匠精神與文化賦能
硯臺製作和硯銘的創作是兩個領域,硯臺製作屬於工藝美術範疇,硯銘則需要文人的參與完成。
當今,工藝美術太注重「工」,講究繁瑣,越複雜越好,看一件作品更看為其付出了多少「工」。「工」固然重要,文化才是靈魂。當前,硯臺製作工藝已極大提升,形制豐富工藝精美,品類繁多,每年的展會不勝枚舉,但是鮮有以銘文和硯文化為主題的展覽。這說明了一個問題,太過於體現工藝製作忽略了文化的存在價值。反觀歷史上一些有名的硯臺,設計都很簡約,但往往簡約之美最難表現,因為簡約是一種文化,工藝是外在的,文化是內在的,內在是含蓄的,會讓人流連忘返回味無窮。自《沈氏硯林》問世至今已百餘年,還沒有哪一本關於硯臺的專著被世人所銘記,這說明在這方面,文化缺失不少。硯文化的傳承發揚一定不是僅僅通過提升技藝就能完成,一定要讓更多的文人、學者和文化機構參與進來,硯文化才會有一個更好的明天。
常宗林來源 淄博日報
編輯 周章龍
編審 王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