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號」這一紀年方法是漢家王朝所獨有的，而且被深受華夏文明影響的東亞文明圈內各國家所沿用，每一位新登基的或正統、或偏安、或割據的帝王都會選取一個意義深遠的詞語作為自己在位期間紀年的象徵，通行於疆域之內。這種傳統早在夏商周三代早期王朝時就已經確立，不過當時的年號只是以國君登基的時間開始依次紀年，登基第一年就是一年，然後以此類推，直到駕崩後換一位君主才重新開始紀年，而且繼位的君主一般會在第二年才開始計算自己的年號。
這種相對簡單質樸的紀年法則到了漢武帝時開始有了改變，他即位的第二年開始使用的「建元」這個年號是中國歷史上的首創，不僅如此，他在位期間還曾多次改元，或者是因為某項祥瑞、或者是有了他覺得可以稱道的功績、甚至可能只因為喜新厭舊，漢武帝都會以更改年號的方式來昭告天下。自從有了年號這個新玩具，給了好大喜功而又跳脫多變的皇帝以更多彰顯自我的機會。
實際上作為一種紀年方式，中國式的年號能夠通行於華夏世界兩千年，成為中華文明的一大符號，還是有它的合理性的。年號讓後世學者們頭疼的地方主要是某些皇帝改元過於頻繁，而且如果遇到大分裂時代，同時並存著多個割據政權時，更是加劇了研究當時歷史的複雜性。更重要的是，面對歷史上這些海量的年號，很多歷史專家也會有將它們弄混淆的時候，會自擺烏龍的發生一些張冠李戴的錯誤。別說是現代人了，就算是古代負責制定年號的官員們，這些熟讀史冊的飽學宿儒，也會犯這樣的錯誤。
例如明朝著名的荒唐皇帝朱厚照，他在位期間根本不顧文官集團們的約束，既勇敢的以大將軍朱壽的名號去邊鎮上和蒙古小王子死磕；又瀟灑地逍遙到帝國南方去遊玩；而且他不願居於森嚴冷冰的宮廷內，而是住在宮外的豹房，與寵信的宦官、僧侶、邊將們整天混在一起。這位明朝最特立獨行的皇帝的年號叫「正德」，由於明清時的皇帝們基本不會改元，所以這個年號貫穿了他統治的始終，所以他也以正德皇帝的名號為後世所熟知。不過這個年號卻是幾百年前西夏小朝廷的崇宗皇帝曾經用過的，這在大一統王朝特別是文官體系非常穩固成熟的明清兩朝十分罕見的。
為什麼當時的文臣會這麼漫不經心地為新皇帝選擇這樣犯忌的年號呢？要知道西夏崇宗李乾順雖非正統，但也算是一個頗有知名度的君主，在北宋後期的神宗、哲宗、徽宗時期非常活躍，只要細讀過宋史的人都應該不會犯上這樣的錯誤。我認為這是因為明朝的文官們就是被朱厚照的父親弘治皇帝慣壞的，雖然像劉健、謝遷這些人的確是難得的人才，但文官們在他們的領導下竭力打壓武人、過度遷就有功名的士人，從而造成了文官集團的過度膨脹。而正是他們適應了弘治帝的縱容優待，所以才在制定新帝年號時都毫不在意，在某種意義上說，明武宗的種種荒唐舉動實際是在對文官們進行敲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