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珍檔丨從一個腳夫之「死」窺探晚清重慶的江湖世界

澎湃新聞消息，同治四年（1865）五月初六日，重慶城茶幫腳夫譚義順、李樹芳向縣衙稟告：該幫一位名叫李鴻義的腳夫染病身亡了，而這位死者正是他們兩天前親赴縣衙保釋出來的。五月初七日，巴縣知縣表示要去李鴻義家驗屍。然而李樹芳卻回稟說，因為「天氣亢陽，屍臭水流」，他們已將李鴻義的屍體掩埋了，懇請知縣免予核驗，知縣爽快地批准了這一請求。於是，一樁命案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匆匆了結。

稍有推理愛好的讀者，不難從清代《巴縣檔案》冗長的卷宗中嗅到此案的重重疑點：第一，這位名叫李鴻義的腳夫，五月初四日剛從監獄中保釋出來，五月初五日就一病不起。雖然在之前的案卷中，差役和茶幫人士都做了李鴻義「染病垂危」的鋪墊性敘述，但事態的發展還是快得有些離奇；第二，儘管農曆五月已近溽熱之季，但兩天之內就「屍臭水流」卻是有些誇張；第三，茶幫先斬後奏地「掩埋」屍體，與知縣就坡下驢地批准免驗，都不是尋常的做法，但卻似乎暗示了知縣和茶幫之間的某種默契。所以，我們不妨腦洞大開地推測：李鴻義只是整個案件中一個神秘的「龍套」，他的出現和消失其實是為了掩蓋些什麼。而且從「死不見屍」這一點來推測，他可能根本就沒有死。

△巴縣衙署舊址，本文中的官司就是在這裡打的。 選自何智亞：《重慶老城》，重慶出版社，2010年。

檔案的深文周納總令書齋中的「福爾摩斯」們一頭霧水，但是這樁離奇的「命案」卻令一個對於重慶人來說既熟悉又陌生的行業，以及他們特殊的行為方式進入了筆者的視野。我們不妨以此案為線索，走入清代重慶腳夫的世界，去理解他們為什麼要製作一個經不起推敲卻又具有某種合理性的「李鴻義」。

「李鴻義之死」所要掩蓋的，正是茶幫長達八個月的暴力尋釁。同治三年（1864）八月十五日，一夥手持棍棒的茶幫腳夫衝入廣順、永義兩家牙行，強行驅逐行中的川幫腳夫。在接下來的九個月中，這樣的衝突屢屢發生，而且幾乎每一次都由茶幫挑起。最嚴重的一次發生在同治四年（1865）三月二十四日，茶幫腳夫襲擊了儲奇門順城街的一家藥材行，不僅毀壞店面、搶劫財物，打傷三人，還擄走了正在行中的川幫腳夫餘興順，李鴻義正是因為參與此次毆鬥而被縣衙拘押。讀至此處，諸位看官可能會問：這「茶幫」究竟是何來頭，為何竟能如此囂張？而那個屢遭追打的「川幫」，究竟與「茶幫」是什麼關係呢？這一切就說來話長了。

神秘的「嘓嚕」

有賴於長江航道的疏浚，清代的重慶已經成為長江上遊最繁華的商業城市，吸引了大量的商品和移民沿江而上，於是這個城市就有了腳夫。因為這座依山而建、崎嶇不平的城市實在對人力搬運有太大的需求，而許多初來乍到、生計無著的外來移民也需要這份賴以餬口的工作。在嘉慶以前，重慶城的腳夫是不分幫派的。許多腳夫都加入了一個名為「七門」的組織。這個組織由巴縣知縣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設立，最早僅設在朝天門碼頭，後來擴展到金紫門、儲奇門、太平門、東水門、千廝門、臨江門七個碼頭。地方官府指派夫頭統領腳夫，並將腳夫的名字登記造冊。之所以這樣做，大概是出於兩個方面的考慮：

一是為了防範嘓嚕。「嘓嚕」是清代四川極具神秘色彩的一個群體，他們神出鬼沒、偷竊劫掠、抗糧抗捐、組織隱秘。直至今日，研究者們對它的描述還是眾說紛紜。有人認為：嘓嚕來自川江航道上滯留的縴夫，他們隨重載船隻溯江而上，但船隻下行時不再需要那麼多人手，於是他們就成為失去工作、歸鄉無期的流民；還有人認為最早的嘓嚕是川陝老林中喪失生計的貧民，後來又融入了全川各地的底層民眾、外來流民、清軍逃卒、潰勇、革職捕快、鴉片販、鹽梟等極其複雜的成分，甚至還與白蓮教、青蓮教、哥老會有著隱秘而複雜的勾聯。就連「嘓嚕」二字的意義，也至今未有定論：有人認為，「嘓嚕」是「軲轆」的轉音，形容這個群體流徙不定、倏忽西東；有人認為，「嘓嚕」即「哥老」的前身；還有人認為，「嘓嚕」是「孤窶」的意思，指代無父無家、一貧如洗的青壯年流民。

△東水門城門洞，這張圖片中依稀可以看到一個現代「腳夫」（棒棒）。儘管三百年過去，這座城市仍然不能擺脫對人力搬運的依賴。 選自何智亞《重慶老城》

△重慶碼頭，腳夫們就是蹲守在這裡等待貨物到來 1911年 選自Tamarra Wyss：《巴蜀老照片：德國魏司夫婦的中國西南紀行》，四川大學出版社，2009年。

史料的繁雜、錯訛甚至是刻意的隱晦，使得「嘓嚕」的面目極難辨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雖然經過百餘年的移民歷程，乾隆以後的四川盆地仍是一個未經充分整合的社會，外來的擾動和內部的陣痛從未停歇。再加上清代中葉逐漸顯現的人口和資源問題，這個省份早已不再是開放包容的「希望之地」，而「嘓嚕」很有可能是危機漸至的社會情態下，所有邊緣、危險的社會群體之統稱。作為長江上遊最重要的水陸交通樞紐，重慶城也是嘓嚕猖獗之地，而財貨聚集、流動人口眾多的碼頭則是令父母官們尤為頭疼的地方，所以知縣必須要想辦法掌控碼頭腳夫的構成與動向。因為這個以中青年男性移民為主的群體，不僅可以藏匿嘓嚕，還分分鐘可能扔下扁擔隨嘓嚕而去，於是就出現了專職監控碼頭腳夫的七門組織。

△城門外 （1911年），碼頭上的貨物就是通過這樣的山徑運到城中，圖中挑擔者眾多，但他們並不是腳夫，而是到江中取生活用水的人。選自《巴蜀老照片：德國魏司夫婦的中國西南紀行》

△舊城改造前的建興坡，最能反映重慶依山而建、錯落分布的城市空間樣態，選自《典藏重慶》，重慶出版社，2011年。

幫補差務

建立七門組織的另一重意圖是幫補地方官府的差務，而「差務」這件事情也真是一言難盡。在清代州縣官的心中，財政絕對是一個永遠的痛。當然，按照朝廷的規定，地方官府可以從地丁錢糧中截取一部分，作為衙門的行政經費，州縣官本人也有固定的薪俸和養廉銀。但是一個衙門一旦開張，花錢的地方實在是多得驚人。要僱傭幕友、長隨、衙役、書吏，要承擔上級衙門的捐攤，要招待過往的大小官員，遇有大事小情、逢年過節還得上下打點。光是這些，就足以掏空州縣官的錢袋子。若再遇上一些「非常之需」，比如大兵過境、籌措轉運物資、賑濟災荒、鎮壓地方動亂等等，州縣官員更是徒喚奈何。據統計，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位於重慶城內的巴縣衙門共有40項開支找不到報銷來源，總額達到白銀22,777.34兩，是地丁銀的3.4倍。在如此苛刻的制度之下，州縣官若不徵斂陋規、轉嫁負擔，簡直無異於自殺。而「差務」，也就向轄區內民眾徵收錢財、貨物、勞役，就是重慶地方官府的對策。

腳夫所分配的差務，基本就是運送物資。有些任務可能比較輕省，比如幫縣衙和過境官員搬搬物資、行李；但有些任務一看就相當棘手，比如搬運沉沒江中的京運銅鉛。從雍正末年至鹹豐初年，每年從重慶過境的銅鉛有一千多萬斤，動輒發生沉沒數萬斤的水損事故。要把這些銅鉛從水中打撈起來再搬運上船，那絕不是輕鬆的任務；又如搬運朝廷在雲貴川採辦的「皇木」，每株需要的人夫就可達數百名；還有在金川戰役期間搬運硝石、硫磺等軍需物資，不僅需要大量的人力，還必須和時間賽跑。至於官府和差役在辦差過程中的剋扣、勒索，那簡直是不用說的。

儘管這樣，在嘉慶以前，重慶腳夫的世界還是相對平靜的，既沒有勢成水火的幫派，也極少發生毆鬥事件。即便有一些腳夫游離於七門組織之外，官府還是維持著對整個腳夫群體的管控。但是到了嘉慶時期，情況卻漸漸失控。

七門組織的崩潰

關於這個悄然來臨的變化，我們還是要「花開兩朵，各表一枝」。

首先是七門組織的鬆懈和腐敗。其實，讓七門組織充當「碼頭派出所」，實在是非常難為他們。試想在重慶這樣的沿江大埠，碼頭最是南來北往、魚龍混雜之區。要在這個流動性極大、陌生人極多的空間監控同行、甄別匪類，實在需要大量的人手、經費，甚至是技術手段。但是夫頭們還不會天真到去找地方衙門要人要錢，因為父母官自己都吃了上頓沒下頓呢。這樣一來，留給夫頭們的唯一選擇就是裝聾作啞，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夫頭們消極怠工了，可碼頭上的腳夫卻越來越不讓人省心。嘉慶年間有一位著名的學者和社會觀察家名叫嚴如煜，他就曾經為重慶城算過一筆流動人口帳。他說：

從長江中遊上駛重慶的貨船，基本上要僱傭七八十名縴夫。但下行返回時，卻只需要僱三四十名縴夫。以每天到岸和駛離的船隻各十艘計算，每天滯留在重慶江邊的失業縴夫就達到三四百人，一個月就可達到一萬多人。

△三峽地區拉上水船隻的縴夫 他們人數眾多，而且往往隨船隻上抵重慶。1911年，選自《巴蜀老照片：德國魏司夫婦的中國西南紀行》

這筆帳實在算得人心驚肉跳，這成千上萬的失業縴夫要怎麼活下去呢？不用說，當腳夫一定是一個受歡迎的選項。也正是從嘉慶中期開始，嚴如煜的預言開始應驗了，重慶慶碼頭的腳夫越來越多，惹的事兒也越來越多。有強行背貨、勒索力錢的，有裡應外合、偷盜貨物的，還有欺侮客商、鬥毆滋事的……可是在這些案件的卷宗中，幾乎看不到夫頭的作用。

可你要是為夫頭或者七門組織成了一個擺設，那你又錯了。因為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他們發現了隱藏在這份差事中的商機。道光十八年（1838）的一個案子，就頗富戲劇性地展現了這種隱秘的操作。案件的起因是號稱陝西街夫頭的劉移山狀告流民張益元到他的地盤上搶背貨物。為了打贏這場官司，劉移山特別強調自己是七門組織的成員，一直幫官府辦差。知縣三下五除二地就把這個案子給判了，當然，挺的是劉移山。孰料，幾天之後案情就反轉了。陝西街的十四位鋪主一起來縣衙告狀，說劉移山才是來歷不明、霸佔陝西街搬運生意的「無藝棍徒」。事已至此，劉移山不得不承認他的「夫頭」身份的確是假的。

看到這裡您可能會問，為什麼知縣那麼容易被騙呢？他就不能核實一下劉移山的身份嗎？事實上，知縣根本就沒有辦法核實。因為知縣心知肚明，劉移山之所以敢冒充夫頭，就是因為長期以來七門組織與城內腳夫存在著這樣一種交易：城內腳夫交給七門一筆錢，七門就允許腳夫在城內的特定街區運貨。這樣做當然是不合規定的，因為七門夫頭只能管碼頭，管不著城內。但是地方官也必須允許他們這樣做，因為還得指望著他們幫衙門幹活辦差呢。所以七門就靠著出賣根本不屬於他們的權力，找到了一條便利、穩妥的生財之道。只要沒有劉移山這樣不靠譜的傢伙出來捅婁子，誰也不願意捅破這層窗戶紙。

這一時期的腳夫們一定會發現，七門已經是一個基本不能指望的組織。當你初來乍到、人地兩生的時候，不能指望他們慷慨接納、引薦；當你和客商同行發生糾紛的時候，不能指望他們幫你調解、出頭；當你好不容易找到一塊地盤做生意的時候，還得定期給他們交保護費。這樣一來，腳夫就必須要形成自己的組織來代表和保護自己，於是幫派就出現了。寫到這裡，我們終於進入了「李鴻義」的世界，那是一個幫派野蠻生長、規則迅速洗牌的世界。

互為仇敵的腳夫們

筆者在嘉慶十六年（1811）的一份檔案中，第一次發現了一對掐成冤家的幫派——「西幫」和「南幫」。「西幫」專門為山西、陝西商人運貨，「南幫」則專門受僱於湖廣、江西、浙江、江南、廣東、福建六省商人。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嘉慶時期是重慶商業日益向好的階段，其貿易主要集中在兩個方向：西路通過嘉陵江連通山陝二省，南路通過長江聯絡華中、華東、華南數省。於是當時重慶城的商人和腳夫大致也分成了兩撥——「西邊來的」和「南邊來的」。西邊來的商人願意僱傭西邊來的腳夫，南邊來的商人願意僱傭南邊來的腳夫。原因很簡單，就是防止腳夫偷竊。偷自己老鄉的東西，畢竟不太好下手，即使真的偷了也容易追查。這樣一來，腳夫就分成了「西幫」和「南幫」。

△繁華的重慶街市 1911年 選自《巴蜀老照片：德國魏司夫婦的中國西南紀行》

如果兩幫腳夫能夠井水不犯河水，倒也是皆大歡喜。但真實的情況卻沒有這麼簡單。嘉慶十八年（1811）的一份檔案記載：十一月十九號，西幫腳夫和南幫腳夫在一艘剛到岸的貨船上大打出手，幾個參與毆鬥的腳夫被直接掀落水中，場面極其混亂，雙方都有人受傷。後來在對簿公堂的時候，雙方都說對方先出手搶貨。從這場毆鬥就可以看出，指望著腳夫們謹守本份，禮讓友幫那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平日裡都在碼頭、街巷蹲守、穿梭，不僅是低頭不見抬頭見，而且每天有多少貨物抵岸裝船，大家心裡都是門兒清。當成船成堆的貨物近在咫尺，而且估摸著本幫人多勢眾，或能壓制住對方的時候，腳夫們就很有可能會冒險搶上一票。所以當腳夫自己組織的幫派出現以後，整個重慶城的碼頭、街巷就打來打去、再無寧日了。

這位看官可能會問了，難道就沒有王法嗎？如果我的貨被搶了、人被打了，我還不能去衙門告他嗎？但是不好意思，你可能還真告不了他。因為傳統中國的衙門可不是一個服務性的機構，所謂「八字衙門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所以當你去衙門告狀的時候，上下打點的錢可能都比你被搶走那點業務要貴。如果不幸對方的門路比你更深，那你即使花了錢也打不贏官司。比如前面提到的鬥毆案，知縣就因為說不清道不明的原因，一直在偏袒南幫。

所以說，從腳夫形成自己的幫派開始，這個行業就進入了一個回不了頭的「暴力通道」，腳夫加入幫派就要準備好去打架，只有打架才能快速、有效地解決問題，可一旦開始打架就再也停不下來。所以到川幫和茶幫登場的時候，這個行業早已不再相信別的規則。

「川幫」和「茶幫」的死磕

從道光初年開始，「西幫」和「南幫」突然在檔案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川幫」和「茶幫」。這十幾年裡究竟發生了什麼，現在已經不得而知。但是與他們的幫派前輩相比，川幫和茶幫的作風更加兇悍，相互之間的恩怨糾葛也更加複雜。

在晚清的重慶城，「茶幫」是一個響噹噹的名號。它的成員多而且能打，一旦招惹上他們，可是相當麻煩的事情。茶幫腳夫大多自稱湖南茶陵州人，但事實上，他們還來鄰近的湖南攸縣和江西永新縣。他們的祖輩清代初年移民來到重慶，為固定的牙行、店鋪服務，稱為「管行腳夫」。乾隆三十六年（1771）巴縣知縣設置七門組織的時候，並未要求管行腳夫加入。所以管行腳夫成為了一個相對少受約束、能夠自立門戶的群體。

茶幫叱吒重慶城的秘訣，在於家鄉「老鐵」持續地增援。鹹豐九年（1859），黔江兵丁攔截了38名茶陵旅客，其中27名供認自己是去重慶當管行腳夫的。他們每年春節和農忙時回返回老家，其餘時間就邀集父兄子侄一起到重慶當腳夫。正是因為有原籍的「勞動力蓄水池」，成員之間又有著血肉相連、休戚與共的親緣、地緣關係，由外來移民組成的茶幫才能在重慶腳力行業中強勢崛起。而那個時候的重慶城，竟有幾分像今天的廣州、深圳。

△重修前的湖廣會館，「茶幫」腳夫們在這裡有過多少聚會呢？ 選自《典藏重慶》，重慶出版社，2011年。

「川幫」顧名思義，就是四川本地腳夫組成的幫派。在道光以後的檔案中，他們是和茶幫長期死磕的冤家，但是他們最初是依附於茶陵人的。當茶陵腳夫業務太多忙不過來的時候，就僱傭一些四川本地人幫忙搬運。久而久之，這批腳夫就形成了「川幫」。川幫儘管起步較晚，但卻死死咬住、寸步不讓，終成為與茶幫分庭抗禮的幫派。

鬥毆的套路

筆者清理了能找到的所有道鹹同時期的《巴縣檔案》案卷，發現川幫和茶幫的鬥毆其實還挺有套路的：

首先，輕易不打，一打就停不下來。

筆者在53年的檔案中，一共清理出川茶兩幫的31次毆鬥事件，其中有27次都集中發生在6年之內（當然，這個統計肯定不準，但目前的資料能告訴我們的大概也只有這些）。最頻繁的時候一個月之內就發生4次。而剩下的47年，至少沒有多少報案和打官司的記錄。看起來，即使是人們印象中兇悍暴力的幫派組織，在打架這件事情上也不是那麼任性的。

但是一旦打起來，後果就嚴重了。比如同治三年到五年（1864-1866），雙方一口氣打了兩年。一開始茶幫只是攻擊了川幫的個別店鋪，但是川幫毫不示弱地「問候」了茶幫的所有店鋪，於是茶幫又以牙還牙地打回來，接下來川幫又糾集一伙人直接群毆茶幫的首領……社會學家蘭德爾·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曾提到過一個「名譽金魚缸」現象，就是在緊密的社交網絡中，人們要通過發起衝突和回應挑釁來打造和維護自己的名譽。而這兩年中的川幫和茶幫，就真的像金魚缸中鬥紅了眼的兩條魚。你打我一個，我打你一幫；你做初一，我做十五，誰也不敢先停下來。

第二、儘量避免「真打」。

在川茶兩幫打官司的狀紙中，有很多驚心動魄的描述，比如「各持長矛短刀棍棒蜂擁入行，抄毀房屋，搜人打殺」、「屠張洪發四人均受重傷」等等，但是在每個案卷的驗傷單中，驗出來的都是些輕微的木器傷、石塊傷、擦傷，甚至還有竹扇把戳傷。如果不是忤作出於某種目的偽造驗傷記錄的話，那就只能說明其實兩幫打架更多地是造個聲勢、擺個姿態，還真不敢輕易把事情鬧大。

第三、情況失控時，要及時「剎車」。

當然，事情也有真的鬧大的時候。比如李鴻義參與的那一輪毆鬥，一開始茶幫的攻勢非常猛烈。打人、砸店、搶劫、擄人，越來越囂張。在三月二十四日最暴力的一次攻擊之後，官府抓捕了幾名茶幫腳夫，其中就包括李鴻義。但也就是在那一天之後，茶幫的態度迅速軟化，不停地為李鴻義求情，先是說他在獄中染病要求保釋，後來又說他患有精神病，所以行為顛狂，與茶幫無關。後來官府同意保釋後，第二天人就「死」了。

後來的事情我們就知道了：茶幫說屍體腐爛了不能驗屍，知縣爽快地答應了免驗，而川幫也沒有提出任何異議，這輪衝突真的就暫時壓下去了。所以筆者可以確定地說，「李鴻義」就是這個案子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大龍套」。在知縣和兩幫討論怎麼處理他的「屍體」的時候，他可能早已登上回湖南的船，一走了之了。但是他莫須有的「死亡」卻在衝突即將失控之際向川幫傳遞了示弱、求和的信號，而川幫和知縣也是心領神會，趕緊自己找臺階下。

舊城改造前的千廝門正街 本文中的許多毆鬥就發生在這附近的區域，選自《典藏重慶》

結語

一直以來，「暴力」都是令歷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非常著迷的主題，因為它為人們提供了一個窗口，去窺探那個不熟悉的、熱血豪情、快意恩仇的世界。然而不管是羅威廉（T Willam Rowe）筆下遍灑紅雨的湖北麻城，還是裴宜理（Elisabeth Perry）筆下天災人禍交織的淮北農村，還是王笛筆下手刃親人的川西袍哥，甚至是狄亞哥·甘貝塔（Diego Gambetta）筆下的西西里黑手黨，都向我們呈現了「暴力」作為集體行為的共性：它是人們在特殊社會環境下逐步形成的生存策略。

清代重慶的腳夫也是如此，在生存機會相對充足、政府監管力度適當、公平和信任尚存的時期（嘉慶以前），這個群體並不特別暴力。然而隨著生存競爭日趨激烈、移民社會的群界劃分，以及公權力的悄然退卻，人們越來越傾向於選擇小團體內部的合作，而代價卻是團體與團體之間的撕裂與衝突。但即便是在川幫和茶幫爭鬥最激烈的時候，大部分毆鬥還是策略性的、以生存為目的的行為，而不是為了殺傷對方和破壞社會秩序。畢竟，若能選擇歲月靜好，誰願意鼻青臉腫、混跡街頭？

原標題：周琳：從一個腳夫之「死」窺探晚清重慶的江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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