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15日，美國海軍艦隊空軍第一偵查中隊EC-121飛機從日本厚木空軍基地起飛，到日本海上空執行例行偵察任務，飛機上載有31名機組成員及6噸裝備。東方標準時間下午十一時五十分，在朝鮮清津東南約九十海裡處，飛機從雷達屏幕上消失。幾個小時後，朝鮮宣稱自己打落一架試圖進入其領空的美軍偵察機。不多久，美方確認該信息。
此前的1968年1月23日，美國海軍情報偵察船「普韋布洛」號曾被朝鮮圍攻，美方1死4傷，其餘船員全部被俘。時隔一年，EC-121被擊落，機組成員無一生還。兩次危機把朝鮮半島推向戰爭邊緣，如果說「普韋布洛」號危機發生後美方沒有採取武力行動是顧慮到人質安全，那麼EC-121事件後美國沒有大規模報復卻著實讓人無法理解。是什麼原因最終使尼克森政府放棄了軍事行動，其內部又有什麼樣的討論？
美軍EC-121偵察機尼克森政府的初始反應1969年1月20日，尼克森就職第37任美國總統。躊躇滿志、希冀在外交領域有所作為的他卻在當任後的第四個月遭遇到「共產主義陣營裡完全沒有預料到的地區發生的重大危機。」總統第一反應是以暴力回應朝鮮。與此同時，政府各部門的分析報告紛至沓來。參謀長聯席會擬定「（朝鮮）動機考察」一文，給出了諸如「外交途徑獲得合理賠償；在同一領域，用相同的偵察機執行任務；要求蘇聯派代表到朝鮮；摧毀朝鮮沿海飛機；和封鎖朝鮮港口」等對策。情報和研究中心的報告則著眼於分析中、蘇、日、韓對美國可能採取措施的反應，結論是除非獲得蘇聯和中國支持，朝鮮不大會輕舉妄動。中情局列出了一份更為完整的朝鮮局勢分析報告，稱「金日成一直以軍事敵對態度對待美國。他認為小國在國際共運中也能扮演重要角色。同時，他希望這樣的做法能使北京和蘇聯相形見絀。特別是在『普韋布洛』號事件後，朝鮮的宣傳主題是，一個有毅力的小國可以打敗『大帝國』。」
4月16日晚，國家安全委員會針對EC-121事件召開第一次討論會，參會人員包括總統尼克森、副總統阿格紐(Spiro Agnew)、國務卿羅傑斯(William Rogers)、國防部部長萊爾德(Melvin Laird)、緊急戰備局負責人林肯（George A Lincoln）、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惠勒（Earle Wheeler）、中情局局長赫爾姆斯（Richard Helms）和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惠勒列舉了美方可以使用的軍事手段及各自利弊，如襲擊朝鮮機場、封鎖朝鮮海港、空中打擊、發動地面進攻等。但武力報復的後果是戰事升級，美國不得已開闢越南戰場外的第二戰場。隨後，羅傑斯提出外交手段解決此次危機，如板門店對話和以聯合國為平臺聲討朝鮮。整體來說，此次討論會既沒有一個明確的指導、也沒有具體的行動計劃，仍停留在紙上談兵的階段。政府內部也由此衍生出兩派意見：一派主張息事寧人，做基本的外交努力；一派力主強烈打擊朝鮮，還以顏色。
前者代表羅傑斯、萊爾德和赫爾姆斯。羅傑斯在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指出：「也許我們不必太快行動，靜觀其變更好」、「從朋友和盟友這裡尋求外交解決措施」。萊爾德更是立場鮮明，他繼承了前任克利福德對朝緩和策略，在處理EC-121墜機事件中反對軍事打擊。基辛格總結道：「羅傑斯反對（戰爭）是因為這會驚動輿論；萊爾德反對是因為他認為這會妨礙在越南的作戰，而且得不到國會支持；赫爾姆斯反對是因為以上顧慮他都有。」
主戰派的代表則有基辛格、基辛格的軍事顧問黑格（Alexander Haig）和副總統阿格紐。基辛格在自傳中曾略帶諷刺地表示：「由於我們沒經驗，我們甚至沒有要求朝鮮賠償。到四月底，這場危機在一陣子喧鬧之後沉寂下去了。從懲罰朝鮮的角度來說，什麼結果也沒有。」而黑格在比較了EC-121事件和「普韋布洛」號危機後指出，「普韋布洛」號事件中，總統需要考慮到被俘船員的利益。但在EC-121墜機事件處理中，該顧慮不存在，所以某種形式的武裝報復是必要的。「如果總統不願意以他的命令來執行使用武器的信號，我可以建議我們不必公開發起對朝鮮飛機場的襲擊行動，我們可以埋伏在海底。」
在這裡，有必要著重討論總統尼克森的態度：鷹派看來，他過於軟弱，總是猶豫不決，不能及時有效的作出武力回應；鴿派看來，他態度強硬，甚至考慮過用核彈打擊朝鮮。至於尼克森本人，考慮到上任初並不是發動新戰爭的時候，他最終放棄了武力選擇。但他又表示，如果對方再犯，絕不留情。私下裡，還排斥「鴿派」羅傑斯、萊爾德和赫爾姆斯等人的主張，威脅說一有機會就撤掉他們。
雖然政府高層在事件發生後爭執不下，無法定奪方案，但基辛格和尼克森明白，即便美國有一系列軍事選擇，也沒有任何一種可以保證能有效對抗朝鮮的反擊和避免衝突升級，於是「切實可行的選擇就是外交手段，或是使用能夠消滅朝鮮整個空中力量的核武器」。但顯然，核打擊過於激進，且要顧慮到中蘇的反應。於是直到1969年4月底，除了在聯合國抗議，派遣航空母艦到日本海炫耀武力，尼克森政府仍沒形成一個完整的方案。4月29日，尼克森宣布繼續實施帶有防護措施的對朝偵察活動，但不再考慮武裝行動，EC-121危機最終悄無聲息地過去了。
美國放棄軍事打擊的原因EC-121事件充分反應出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在面對敵對行動時的謹慎與力不從心。那麼到底是什麼因素導致該事件以美國「忍下去」的方式而結束？從中我們得到的結論有哪些？
1. 越南戰爭
自甘迺迪時期起，美國介入越南戰爭，到詹森時期愈陷愈深。越戰儼然成為美國的夢魘。對於尼克森政府來說，體面結束越南戰爭是其外交政策的核心。雖然墜機事件發生後，尼克森曾短暫考慮通過秘密發動對柬埔寨境內越共的襲擊，暗示朝鮮美國還沒有筋疲力盡到無力顧及世界其他地區。但這樣的想法最後也未能付諸行動。此外，國會方面也不會同意開闢亞洲第二戰場。
2. 國防部的反戰角色
國防部在「普韋布洛」號危機和EC-121事件中均扮演了積極的反戰角色，這是總統放棄使用武力的重要因素。國防部部長萊爾德主張，美國在亞洲的外交及軍事重心仍是越南，他本人也在極力促成越戰的「越南化」。對待EC-121被擊落，他認為要麼使用戰略核武器攻擊朝鮮，要麼什麼都不做，小打小鬧顯然不能使對方吸取教訓。事件爆發後，他甚至暫停了美國在全球範圍內的飛機偵察任務。萊爾德對武力報復朝鮮所持的消極態度是軍事手段難以推行的重要阻礙。
「普韋布洛」號3. 美國對朝鮮意圖判斷不明
自1966年起，朝鮮執行了一套更為激進的對外政策，但並未引起美國相應關注。通過外交檔案我們可窺見，「普韋布洛」號危機和EC-121事件發生前，美國判斷「平壤沒有意圖侵略韓國，或者發動旨在挑釁南朝鮮的蓄意活動」。美國的朝鮮半島政策的關注點集中在朝韓關係，而不是美朝關係的處理。所以尼克森及其內閣根本預料不到朝鮮會接二連三襲擊美軍。對朝鮮意圖的不甚了解使美國政府在事件發生初花了大量時間分析朝鮮動機。而對待危機本身，美國顯得被動和無所適從，以致提出兩個極端選擇——「要麼不做任何回應，要麼核武器打擊朝鮮，使其空中力量崩潰」。
4. 美國的全球利益觀
20世紀60年代，美國在東北亞的戰略是保持朝鮮半島局勢穩定，否則牽扯進中國與蘇聯太過棘手。另外，尼克森政府擔心武力報復朝鮮會刺激韓國挑動更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還「將會激起國內的反戰運動。」
綜上所述，越南戰爭對於美國力量的限制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它是美國外交政策的轉折。也正是越戰，使美國無心他顧。在面對來自朝鮮的挑戰時無法積極應對，更不可能貿然開闢第二戰場。其次，歷任美國總統大多都將戰略重心仍放在歐洲。隨著韓戰結束，東北亞地區的冷戰格局基本固定，誰也不能輕易佔據整個朝鮮半島。基於對朝鮮意圖的判斷不明，面對EC-121事件，新政府不會貿然發動戰爭，更不會輕易改變東北亞的現有局面。
結論20世紀60年代對美國來說是一個麻煩不斷，又驚險刺激的年代。它面臨著來自蘇聯的威脅，深陷越戰不能自拔，同時盟友西歐、日本在經濟領域與之激烈競爭。60年代末，全球局勢更為緊張。美國在越南問題上毫不妥協，但卻對朝鮮退避三舍，以致朝鮮半島迎來了危機高潮：EC-121被擊落。
面對突然襲擊，美方是被動的，對事件的處理在很多人看來也過於牽強。但設身處地思考，緩和未必意味著妥協。首先尼克森早在1967年《外交季刊》上發表的《越南戰爭之後的亞洲》一文中便表示，除非受到核大國威脅，美國將鼓勵其亞洲盟友自己承擔國內安全和軍事防務的責任，而美國則避免捲入越南式的戰爭。本著不願過度捲入亞洲事務，尼克森無論如何不能與朝鮮展開長期拉鋸戰。同時，新任政府為了穩定國內局勢和政府內部分歧，也需要採取穩重的態度對待突發事件。
這次事件也帶給美國決策者以反思。基辛格在回憶錄中敘述道，「EC-121事件從另一方面來說也是一件好事。它使我們狠狠地把辦事的程序緊湊起來了。後來的一次次危機都處理得乾淨利落……我們專門為這種事情成立了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
在EC-121事件中表示出的克制政策，為日後尼克森政府的亞洲收縮戰略奠定了基礎，為美國逐步從韓國撤軍鋪平道路。所以針對朝鮮挑釁行動展示出的態度，一方面反應了美國因越南戰爭而力不從心、身處窘境，另一方面則體現了美國政策制定者因時制宜的現實主義思維。五十年後的今天，當我們重新審視EC-121事件時，感受到的是冷戰時期大國與大國間、大國與小國間來自兩個陣營的摩擦紛爭及對世界的影響。雖然此次事件沒有掀起學術界熱烈的討論，但對1969年美國對朝反應進行研究，仍具有特殊意義。通過分析主要決策者的討論內容，我們可以總結出美國外交政策的制定模式，以及美國處理類似危機的態度等。另外，美國對東北亞的緩和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說明，武力及衝突不能解決任何問題。權衡利弊，因時而異不失為一種應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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