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這是一句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口號。在新中國一窮二白的基礎上，中國的農民和工人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與天鬥與地鬥，硬生生創造出了這兩個奇蹟。
大寨和大慶，不僅是新中國農業和工業的兩面紅旗，更是中國人自強不息、奮發圖強的精神圖騰。
七十多年過去，中國早已走上了偉大的民族復興之路，更在全力實施脫貧攻堅戰略，爭取早日實現共同富裕。在日子越過越紅火的現在，回望過去，那兩面紅旗似乎已然離我們的視線越來越遠。
而當年那些扛起紅旗的人，那些曾被人們所熟知和傳頌的勞模、英雄，他們的面目也變得模糊起來。
難道我們就要這樣忘記那些熟悉的名字嗎？讓那些人和事風化在時間裡？不，有些人和事是不能忘記的，比如陳永貴。
大寨與陳永貴
大寨的歷史很長，可以追溯到北宋年間。但除此之外，大寨可說的東西就沒有了。這個位於山西省昔陽縣的小村莊，因為深在太行山腹地，環境嚴酷、土地資源貧瘠，交通也不便。除了窮還是窮，甚至連窮也沒窮出名聲來——太行山裡的村子大多如此，無甚特殊。
陳永貴不是大寨本地人，1920年他隨父親逃荒至此。此時，被生活所迫的父親，已賣掉了妻子、女兒和小兒子。但這又能如何？
無非是由一個窮地方逃到另一個窮地方——次年，走投無路的父親上吊自殺，年僅5歲的陳永貴淪為孤兒，只能靠放羊維生。
熬到11歲，陳永貴曾離開大寨找到了自己的母親和姐姐，但殘酷的是親人們都無力撫養他。他只能孤身回到大寨，這根漂泊的野草從此紮下了根。
在大寨扎了根的陳永貴，抗戰時蹲過日本人的大牢，解放戰爭時當過民兵支前，到了1952年他當上了大寨村黨支部書記，成為了新中國成千上百個村支書中的一個。
但這個千分之一註定是不尋常的，陳永貴走馬上任後就制定了「十年造地規劃」，他不僅目光長遠更有著莊稼人的苦幹實幹。
面對著大寨「七溝八梁一面坡」，陳永貴帶著鄉親們硬是靠著一雙手兩條腿，肩膀扛鋤頭挖，生生把貧瘠的土地改造成了高產、穩產的「海綿田」。不僅解決了大寨人的吃飯問題，還每年向國家上交糧食20萬斤以上。
如此成就已是神奇，但更大的考驗還在等著大寨和陳永貴。1963年，是大寨前所未有的災年：洪澇、大風、霜凍、冰雹、乾旱……十年辛勞經營，毀於一旦。
可大寨人不要國家一分一釐的救助，還照樣上交了24萬斤的商品糧。當年年底，所有村民還搬進了石窯新居，結束了住土窯的歷史。
大寨人戰天鬥地不屈不撓的事跡，開始在全國傳播開來。而陳永貴作為大寨帶頭人，也開始引起了人們的注意。這位吃苦耐勞的農民身上，展示出了於複雜環境中出眾的指揮能力和實踐能力。
他踏實實幹又富於思考和總結，有著勞動人民特有的聰明和機智。雖然四十多歲才脫盲，卻也能用樸實的詞語說出閃光的金句——「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樣子」、「個人再富裕也是狗尾巴上的水，一抖就落」、「只有落後的幹部，沒有落後的群眾」……
從此，全國來大寨參觀學習的人，來大寨視察的領導首長絡繹不絕，大寨和陳永貴終於進入了國家領導人的視野。
在大寨辦國宴
「農業學大寨」這句口號的出現，標誌著大寨成為了全國農業的一面紅旗，走向了輝煌的頂點。而具體的表現就是，國家居然把接待外賓的國宴也辦到了大寨！在一個偏遠山村辦國宴，這是前所未有的。
六十年代的大寨，不僅是全國的焦點，也是中國向世界展示的一扇窗口。當時中國經常接待第三世界兄弟國家的來訪，其中有不少是來爭取中國的經濟援助。
1965年正是三年困難時期，阿爾巴尼亞外賓來訪，意在爭取更多支援。為此，周總理特意安排了一條特殊的行程，請阿外賓參觀大寨，並用大寨的高粱白、窩窩頭、醃鹹菜等家常飯作為國宴招待外賓。
看著大寨人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事跡與成果，吃著大寨人樸素簡單的飯菜。周總理向阿爾巴尼亞的代表展示了中國人民的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也勉勵對方走以自強為主，求助為輔的道路，由此傳為一段外交佳話。
而後，大寨粗茶淡飯式的國宴成為了一道特色，一直到七十年代，成為大寨座上客的外賓不計其數。
大寨的國宴，雖然簡單樸素但所有的食材都來自當地出產，所有的烹飪都由大寨本地的廚師完成，是地道的土生土長。這不僅是一種靈活的外交藝術，也是一種自信與驕傲的展示。它表現了中國人對於獨立改變自己命運的自信，也展示了這種改變的可能。
同時，登上大雅之堂的不僅有大寨的家常菜，還有陳永貴。1975年1月，陳永貴進京參加第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也就是在這次會議上，他當選了國務院副總理，分管全國農業。
布衣宰相 農民總理
當陳永貴第一次聽周總理說要讓他當副總理管農業時，他的反應是自己文化不行，當不了。可總理嚴肅地對他說你是黨員就要服從組織安排時，陳永貴就知道自己必須接下這份囑託。
他是個農民，他對土地有著無比的信任；他也是一名黨員，對於組織他同樣有著堅實的信仰。
一個文化水平不高、近乎半文盲的農民，成為一個十億人口大國的副總理，這在世界上都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奇談，但就在特殊的時代成為了現實。
面對突如其來的變化，陳永貴也彷徨，但卻從不飄飄然，而是時刻保持著一個普通勞動者的樸素作風。
陳永貴當上了國家副總理，在國務院上班，但他仍將自己的關係留在大寨，也不脫農籍。更不要說有人想將他妻子孩子從農村轉到城市，為這事陳永貴拍過桌子發過火。
他從來都是一個農民，他給自己的定性永遠是大寨的一名莊稼人，黨的基層幹部。他當了副總理在北京上班，也只是一個不脫產幹部的長期外出公幹而已。
既是如此，那麼陳永貴就不拿國家工資。除了省裡和北京給他的工作補貼，大寨仍給他記一個中年男勞動力一年的工作日。年終時，村裡的社員拿多少，陳永貴也拿多少。
他一日三餐也仍舊是昔陽老家的麵食為主，拉麵餃子酸泡菜。他這個副總理的夥食水平，還比不上當時江浙地區農戶的平均線。為官五年，兩袖清風，當得上這「布衣宰相」之名了。
陳永貴在北京釣魚臺辦公，門口有解放軍站崗，裡面崗哨也多。時間一長，陳永貴覺得自己被封閉起來非成傻子不可。
於是他給偉人寫信，申請工作時間「三三制」，即工作時間分三份，辦公出差務農各佔一份。偉人批示「同意，釣魚臺無魚可釣」。於是，陳永貴又可以和土地打交道了。
小結：
1980年，新時代已然來臨，陳永貴也看出了過去的那一套需要轉換，他主動辭去了在中央的職務和副總理的職位。恢復了普通勞動者的身份後，陳永貴安靜的退休了。不變的，仍只是他多年養成的簡樸的生活習慣。
多年以後的今天，大寨早已成為了一個遙遠的裡程碑，大寨的紅旗而後又由大邱莊、華西村接過，薪火相傳、生生不息。
而如今，有更多的鄉村在新時代中走上了富裕美好的道路，不再是只有一個村莊一面紅旗。但回望過去，那個扎著白羊肚頭巾，皮膚黝黑、滿臉皺紋的農民大叔卻永遠是最鮮明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