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2020年的新門檻回望，幾乎每個人都會感受到時間的重量。「十年」既可以用來劃分代際，似乎也足以總結一個時代，而在熱衷於焚毀與革新的年代，所有在「建造」之路上堅持了十年的人和事都是值得尊敬的。
由詩人北島創辦的「香港國際詩歌之夜」即是這樣一個案例，去年底，詩歌之夜迎來了第十個年頭。從2009年的蹣跚起步，到如今滿載啟航的「詩人之船」，詩歌節逐漸成為亞洲最具影響力的詩歌盛事之一。
從詩人遴選、文本翻譯，到舞美設計、跨界實驗，詩歌節對內容和質感的要求幾近苛刻、不計成本，而不為人所知的，則是它所面對的艱難、崎嶇、邊緣的生存困境。在詩意與理想熠熠發光的主舞臺之外，一部香港詩歌節的籌辦史，幾乎演變成一部與資本纏鬥的「血淚史」。
如今再回望作為八十年代符號的「鬥士」北島，這十年，詩人經歷了漂泊的結束、病痛的考驗、時代的轉變與媒介的換代，從「香港國際詩歌之夜」、「國際詩人在香港」，到「給孩子」系列叢書，北島的腳下有一條清晰的印跡，這既是他私人寫作狀態的互補，也是他的社會理想。而在張羅「香港國際詩歌之夜」的十年中，北島無法只作為一個詩人存在，更成為了一個必須想辦法籌款、四處「化緣」以保證詩歌節順利舉辦的「活動主辦者」。
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回溯了這「一小撮人」的努力與堅持，他們如何在時代的縫隙中尋求文化的尊嚴，一個「詩人烏託邦」的小奇蹟又是如何一步步成為現實的。它不可避免地伴隨著不完美之處或者質疑之聲，但在文化與商業的關係中，香港詩歌節提供了一種探索的路徑。
無論詩歌還是詩人，小眾化和邊緣化是一個世界性現象。詩歌從來不宜大聲喧譁，但也並非僅供賞玩與風花雪月之物，詩歌自有其尊嚴。博爾赫斯曾寫道，「要從死亡中看到夢境，從日落/看到痛苦的黃金，這就是詩/它不朽又貧窮」。
撰文｜胡濤
「詩人們認為那是一條船
並紛紛登上了船
請讓我也登上詩人船
航行於時間的浪濤上 」
2019年11月22日晚間，香港國際詩歌之夜現場，一場詩歌朗誦會正在進行。女詩人安娜·布蘭迪亞娜一身紅衣登場，輕輕吟誦出這首《詩人船》。77歲的她嗓音清越，似歌似吟，哀婉之聲如同一隻哭泣的雨燕，在舞臺上方層層盤旋。這位羅馬尼亞早年極權時代的人權鬥士，是本次詩歌之夜的重量級嘉賓之一。
女詩人安娜·布蘭迪亞娜
臺下的觀眾中，有她的30位詩人同行，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譯者、學者、記者和普通觀眾。11月19日-23日的每天晚上，不同國家的詩人們輪番登場，用母語朗誦自己的作品。自十年前詩人北島在香港創辦首屆國際詩歌之夜以來，朗誦會一直是詩歌節的保留節目。詩人們跨越語言、文明與地域的邊界，試圖在傾聽與交流中獲得新的創造。
由於局勢問題，詩人們比任何時候都看上去更像一個整體。每天早上，大巴車準時發車，將全體詩人從位於港島的酒店接送至九龍的饒宗頤文化館—白天的研討會和晚上的朗誦會、音樂會都安排在那裡。晚間，再由大巴車將詩人們統一送回酒店。
大巴車穿越海底隧道，穿過香港密不透風的樓宇，穿過奔波忙碌的人群，如同一艘孤獨的陸地之船，航向詩的海洋。從2009年到2019年，已有100餘位詩人登上這艘「詩人之船」。彈指間，船行已十年。
從2009年到2019年，香港國際詩歌之夜已經整整十周年。
詩人烏託邦
對初次抵達的詩人們來說，香港是一個巨大、模糊、若隱若現的背景板，陌生感帶來了不同程度的「文化震驚」（culture shock）和語言障礙。
塞爾維亞女詩人安娜·裡斯託裡奇第一次到香港，她去過最遠的詩歌節是哥倫比亞的麥德林—但香港已經離家足夠遠了。旅途持續地給她靈感，哪怕身處喧囂之地，「我在頭腦中寫詩」。
剛到香港機場，安娜就來了靈感。提取行李時她看見一個獨自來香港旅行的老女人，看上去神情悲傷，她手裡拿著一個裝護照的小包，上面是粉色的Hello Kitty圖案—一個如此悲傷的老女人，一個如此可愛的圖案，「我不禁開始思考她的命運，誰在等她，她一個人準備做什麼，也許她剛失去了某人—我想為她寫首詩」。
德國詩人恩尼斯特·維茨納起晚了，沒趕上22號早上的班車，他跟太太打了輛計程車去往活動地點。因為一直沒有機會遊覽香港，只能坐在車裡欣賞密密麻麻的高樓和路網，他對香港產生了一種怪異的感覺：這裡幾乎看不見任何人。
「我在香港看到的是一座未來之城，」恩尼斯特望著窗外，頭幾乎仰成45度角，「大街上都是汽車，你穿過整個城市卻看不到人在哪裡，對我們來說這很奇怪。」恩尼斯特來自廣場遍布的柏林，一個在柏林主要靠走路出行的人，對「香港人民是如何移動的」這個問題滿懷好奇。他跟太太商量好，準備利用詩歌節空當搭乘天星小輪去油尖旺地區打個轉。
「hello，我叫鄭小瓊，我來自廣州」。詩人鄭小瓊發現，在詩歌節的現場，不時有國外詩人跟自己打招呼，她想多說幾句，可是英語不夠，又害羞，就只好勉強回復這一句。這讓她有點遺憾，「其實我感覺大家有很多話想說，我對他們也蠻好奇的」。
希臘詩人安納斯塔西斯·威斯託尼迪斯和愛沙尼亞詩人馬圖拉是老朋友，兩人活動間歇只要有機會就聚在一起聊天。有一次，人高馬大的兩人在位於半山腰的活動外場扶梯上聊得手舞足蹈，被山下的攝影記者生生拍出了「美蘇領導人」會面的大片感。
希臘詩人安納斯塔西斯·威斯託尼迪斯和愛沙尼亞詩人馬圖拉。
來自相同語種區的詩人更能自然而然地聚在一起，而通常歐美的詩人都會說英語，這給了他們更多的交流機會。但也有例外，日本詩人四元康佑旅居德國多年，說得一口流利的英文，加之性格極為外向，喜歡找所有人聊天，他幾乎成了詩歌節最受歡迎的詩人。
本屆詩歌節一共邀請了31位詩人，創歷屆新高。其中中東歐詩人高達9人，其他歐洲詩人4位，北美洲詩人3位，南美洲詩人2位，非洲詩人1位，亞洲詩人5位，中國大陸詩人5位，港臺詩人各一位，語言極為混雜，宛若小聯合國。
不過對於大部分詩人來說，詩歌才是最好的交流語言。以個體為創作單位的詩人們，在這裡大規模遇見自己的同類，如同四散的星群突然聚攏。每日晚間上演的多母語詩歌朗誦會，是詩人們展示自己的主舞臺。
每個詩人既是朗誦者也是聆聽者，他們被編排進不同的組別，通常每晚五人，每人朗誦十分鐘左右，中間穿插音樂家表演的現場即興音樂。舞臺設計採用「暗黑」系極簡主義風格，一束燈光直射在詩人身上，全場漆黑。身後的電子屏幕上，詩句以中文、英文和原文三種形式陳列。
詩人開始朗誦自己的作品，沉浸在黑暗中的觀眾感官逐漸被打開。一首詩跳出書本，從它的創造者嘴中吐出，獲得新的生命力。詩人以母語朗誦，帶著自己的獨特氣息、節奏、韻律和語感，漢語、粵語、英語、西班牙語、韓語、日語、俄語、葡萄牙語、阿拉伯語……交替登場，聽眾通過詩歌這個秘密通道進入全世界的生命現場。
日本詩人四元康佑
有的詩人精心設計了獨特的環節。四元康佑最懂得製造新意和舞臺效果，觀眾不期然間在朗誦中會聽出些微日本傳統能劇元素，誦讀《我出門啦》時，四元一人分飾兩角，繪聲繪色地模擬父母與兒子的語氣，讓一首詩突然變成了「故事會」。民謠詩人周雲蓬彈起吉他，一曲深情遼闊的《不會說話的愛情》結合了念白與吟唱，一句「我們最後一次收割對方從此仇深似海」，讓觀眾落下了眼淚。
民謠詩人周雲蓬。
塞爾維亞女詩人安娜·裡斯託裡奇出場時，還沉浸在另一位安娜—羅馬尼亞女詩人布蘭迪亞娜催人淚下的吟誦中，她說自己「快要聽哭了」。
天水是詩歌節的內地活動合作執行人，2013年香港國際詩歌之夜首次設立內地分會場，天水負責廣州站的執行工作。讓她印象深刻的是智利詩人勞爾·朱利塔的朗誦。患有帕金森症的詩人在參加活動期間病情嚴重，而他即將登臺朗誦的是一首很長的詩，作為主辦者，天水再三與詩人確認是否需要適度減少朗誦章節，但詩人拒絕了。朗誦開始時，勞爾從側臺一路顫巍巍地走到舞臺中央，花了很長時間。當《大海》響起時，詩人突然聲如洪鐘，「就像大海一樣覆蓋了全場」，那一刻對天水觸動極大，「對詩歌的現場魅力有了最為直觀的認識」。
這種感覺呼應了詩人張定浩在《取瑟而歌》中的觀點：一首好詩，帶給我們的，首先是一種非常強烈和具體的肉身感受，這種感受，類似於愛的感覺。又恰如艾米莉·狄金森的名言：如果我有一種天靈蓋被人拿掉的感覺，我知道那一定是詩。
陌生感漸漸融解，詩人們惺惺相惜，朗誦會結束，通常是新一輪友誼的開始。美國詩人弗羅斯特·甘德很欣賞德國詩人和法國詩人的詩，特意買了他們的小冊子請他們籤名。希臘詩人對中國女詩人餘幼幼的詩讚不絕口，想找機會當面表達欣賞。最受歡迎的四元康佑一登場，全場就響起長時間的掌聲和笑聲。活動間歇的酒會上，越來越熟絡的詩人、嘉賓、觀眾們侃侃而談，氣氛熱烈。
詩歌節執行總監宋子江參加過多次其他國際詩歌節，他說，相比於巴塞隆納的戲劇感、麥德林的狂歡性、河內的隨意性、臺北的大眾性，香港更注重儀式感，以及圍繞詩歌文本的純粹與質感。朗誦會模式為全世界詩歌節所通用，但香港詩歌節把它做到了「形式的極致」。
這正是創始人北島的良苦用心。北島幾乎每晚都會坐在觀眾席一個不顯眼的位置，靜靜地聆聽朗誦，這也是他接近這些詩人們最好的方式—在私下，他與詩人的交際並不多。
在北島的倡議下，從一開始，香港國際詩歌之夜就充滿濃厚的學術色彩。除了最後一天帶領部分詩人乘坐天星小輪觀賞維港風光，沒有集體的觀光行程，每天被密密麻麻的學術論壇和朗誦會、音樂會排滿。但詩人們也有絕對的自由安排個人活動，主辦方不負責詩歌節以外的部分。
詩人們在維港夜遊後留影。
在維港觀光結束後，波蘭詩人米若什一個人走丟了，當他在街頭茫然四顧的時候，恰好碰到另一組掉隊的嘉賓，他們剛要登上訂好的車。擠在車上的米若什笑笑說自己並不慌張，「其實我自己在尋找各種可能回去的辦法」。
中國詩人餘幼幼理解這種獨立行動所具有的潛在風險性，「如果你是各方面都很獨立的人，你到了一個地方，你肯定是自己想要去探索，如果你想著便捷，大家都給你安排好了，那就不太能適應這種活動方式。我肯定更喜歡自助。」
這跟某些詩歌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當地政府「詩歌搭臺，旅遊唱戲」的理念指引下，詩人們往往成為一出旅遊經濟大戲的配角與註腳，他們經常被安排集體參觀當地人文景點甚至工業園、科技園，沒有人特別在意詩人朗誦了什麼，思考了什麼。用詩人餘幼幼的話說，「一群人把另一群人圈起來，自娛自樂」。
詩人餘幼幼
「有些詩歌節是以集體為單位，香港是以個體為單位，它給予你充分的自由，你可以選擇性地來參加活動，其餘的部分你可以自由安排你自己的時間，這種權利關係是賦予你自己手上的，它更尊重你個體的意志。而不是拉著一群人，然後去這參觀，去那參觀，你是服從性的被安排的人。」甚至有些詩歌節組織者要求詩人當場寫詩，在餘幼幼和宋子江看來，這種要求違背了詩人的創作規律，「詩人是要自由的，在創作上不能被命題作文。」
在香港詩歌節，嘉賓們可以暢所欲言；可以交朋友，也可以提出不同見解甚至挑戰對方，詩人們形成了一個互相獨立又彼此凝聚的群體（community）。
最能體現這種既獨立且凝聚特質的，是學術研討會。如果說朗誦會是以感性一面面對觀眾，研討會就是詩人們學術交流的理性平臺。北島為每屆詩歌節都設置了主題：「言說與沉默」（2019）、「古老的敵意」（2017）、「詩歌與衝突」（2015）、「島嶼或大陸」（2013）……
每位詩人都被要求提前準備好一份至少五分鐘的主題闡釋發言稿，其後參與互動對話。無論智力上還是體力上，詩人們似乎比參加其他詩歌節壓力更大些。
詩人們從各自經驗出發，發表相近或對立的觀點。美國詩人弗羅斯特·甘德與羅馬尼亞詩人安娜·布蘭迪亞娜相會在「世紀對話」環節，共談「言說與沉默」。雖然來自個人經歷與社會體制完全不同的兩個國家，但詩歌理念卻極為接近。安娜表示，詩歌產生於陰影之中，詩人要在自身之內發現他人。甘德則認為，詩是最沒有掠奪性的行為，可以通過寫詩，將自己內在的光獻給別人。
「我們應該找到一種道德性的方式，重新發現人類之間的相關性，儘管人們有所不同，但仍有可共享之處。我們必須這麼做，不然我們就會互相殺戮。」甘德「寫詩關乎道德」的觀點，恰好在兩人的詩歌中都得到了呼應：
「罪孽少些，但並非沒有罪孽，……我明白在生命的油燈裡總得不斷添加血液，他人的血液」——安娜·布蘭迪亞娜《動物星球》「最大的問題在於失去了關聯性。海狸、水獺、鹿、浣熊。我已吃過貓頭鷹。難以吃足一年。」——弗羅斯特·甘德《牧歌：四處尋找光明》
這種通過詩歌語言的對話達到不同語種詩人之間的「融合」和「超越」，是北島格外看重的，事實上，香港國際化的地理、政治、文化形態和多語環境，為他的理念實現提供了一個理想的國際化平臺。
但並不是所有時刻都充滿和諧的音符。2015年，在主題為「詩歌與衝突」的第四屆詩歌節上，就發生了一場因應主題的衝突。兩位巴勒斯坦詩人加桑·扎克坦和納捷宛·達爾維什宣布退出「中東詩歌」主題論壇，理由是無法接受有以色列詩人同時出席。巴勒斯坦詩人認為，「你們每天屠殺我們的同胞，你們還佔領我們的土地，我們為什麼要跟你坐在一起？」
這讓現場的嘉賓深感遺憾。以色列女詩人艾棘·米索回應說，原本非常渴望與巴勒斯坦詩人展開對話，「我們不是政客，我們是詩人，我只是一個活在世上的詩人，我不為了政治而寫作。」北島也認為詩歌應該超越政治，「（以詩歌聯結兩方）是我最初的一個設想，沒想到最終衝突還是發生了。」
所幸衝突沒再延續，在當晚的朗誦會上，扎克坦沒再拒絕出席，她與米索一前一後同臺朗誦各自的詩歌，一段音樂演奏恰到好處銜接起了兩人的朗誦—那一刻，似乎誕生了一個文本超越政治的樣本。
「面對現實，反倒是說明了『衝突』的必要性，在政治、社會、文化層面的衝突中，詩歌是一條秘密通道，跨越各種障礙。」北島回憶當時的情景，發出這樣的感嘆。無論如何，「在這麼遙遠的地方能夠跟一群做著同樣事情的人分享見解，感覺就像在家裡。」詩人裡斯託裡奇說。
詩歌節如同一個小型烏託邦，平日苦心孤詣在各自世界裡追尋「神跡」的詩人，在這裡組合成聚集的星群，各自發光，又彼此照亮。沒有人會拒絕烏託邦。
一萬行詩背後
過去十年，詩歌之夜總共邀請了全球120餘位詩人，其中包括了阿多尼斯、谷川俊太郎、高橋睦郎、蓋瑞·施耐德、託馬斯·薩拉蒙、羅伯特·哈斯、洛爾娜·克羅齊、安妮·華曼、多和田葉子、水田宗子這樣的世界頂級詩人，以及西川、于堅、歐陽江河、韓東、翟永明、宋琳、陳東東、王小妮、藍藍、陳黎、廖偉棠等優秀華語詩人。
通常，詩歌節的籌備工作從一年前就開始啟動了。北島拉來身邊的各種資源，成立了專門的詩歌節籌備委員會，由北島擔任總監、宋子江任執行總監、王淩任節目總監，李勁松任音樂總監、麥安任設計總監、柯夏智和陳嘉恩擔任翻譯出版總監，方梓勳教授則從各個方面提供人脈和建議。這是一個鬆散而穩定的結構，籌委會成員大多有其他專職工作。
按照北島要求，詩歌節邀請的詩人必須在學術層面保持國際一流水準，不能「濫竽充數」。為此於去年專門成立了獨立的學術顧問委員會，由多個語種的權威專家和譯者組成，包括西川、高興、田原、樹才、姚風、劉文飛、薛慶國、趙四等，在詩歌節舉辦前一年開始，即負責向組委會推薦詩人名單，詩人名單通過集體討論決定，保證詩人水準及學術上的純正性。
宋子江隨後根據詩人名單逐一收集、研究基礎信息，並跟其他國際詩歌節的同仁多方打聽詩人口碑和背景信息。除了詩歌水準，也要打聽個人情況和生活習慣，避免帶來一些麻煩。「比如如果打聽到某個詩人有酗酒等問題，就會避免邀請。」
最讓北島自豪的，是詩歌節的出版物，這是香港詩歌節最困難的部分，同時也是最大的特色之一。
詩歌節出版物套裝合集。
北島是很多詩歌節的常客，他從詩人嘉賓的親身體驗出發，發現它們存在一個共同的缺點，即作品多以場刊形式發表，沒有正式的多語言的出版物，詩人之間的交流非常有限，只能聊聊天，無法深入了解其他詩人的作品。北島重視文本的交流性和交流的有效性，他認為，詩歌節必須留下「乾貨」—詩人作品。
籌委會決定與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合作，每屆詩歌節固定推出出版物，不僅有每個詩人單獨成冊的迷你詩集，也有所有詩人的精選合集，最後再將詩人單行本裝進一個小箱子，組合成包裝精美的套裝合集。這樣一來，每個詩人擁有自己的一冊詩集，就可以贈送給其他詩人閱讀，觀眾也可以以很便宜的價格購買一冊，找作者籤名，財力允許的話，買一套套裝合集即可收藏整個詩歌節。
出版物要面向公眾發行，在詩歌聲音微弱的香港，面臨市場考驗。在組織者看來，種類繁多的詩歌節出版物成本高而售價便宜，全部售罄也無法收回成本。「小本10塊錢一本，去哪裡都買不到這麼便宜的詩集」，宋子江感慨。
事實上，比起銷售量而言，出版前期的籌備工作，尤其多種語言的文本翻譯更是一個極為繁複漫長的工程。北島堅持，如果詩歌原文是其他語言，一定要有英文譯本，又因為是在中國，一定要有中文譯本。因而，詩集需要以三語形式出版。
工作量巨大，每位詩人需要提供300-350行詩句，總共大約有一萬行詩等待翻譯：英語，需翻譯成中文；中文，需翻譯成英語；非英語，則需要從各個語種原文翻譯成英文和中文，這需要極其有力的學術支持。
非英語詩人們通常會自己提供英文譯本，翻譯總監柯夏智和陳嘉恩會先審閱一遍英文譯文，評估譯文質量，如果質量過關就會直接採用，但很多情況下都需要另外找譯者。譯者被要求有文學翻譯經驗，通常由顧問委員會專家推薦各語種的翻譯人才，中國各大高校的外語院系成為重點學術資源。
收集詩歌耗費時間很久，詩人們性情各異，有快有慢。譯者交稿的時間也不一樣，一般在當年6-7月左右基本完稿。譯稿回來後，編輯需要仔細審看，評估翻譯質量，還要處理簡體改繁體等細節問題。譯本整理好初稿後交給中大出版社，進行校對排版，進入出版流程。等出版最終完成，已經基本花費了一整年時間。
王淩介紹說，詩歌節組織的是全中文世界最好的翻譯團隊，光是翻譯和出版一項就是一筆很大的開銷，每一屆都要花費數十萬。 天水認為文本和出版物的意義重大，很多詩人作品沒有中譯本，僅在很窄的範圍內傳播，非專業人士鮮少有機會看到，它們打開了讀者對於當代國際詩歌的眼界。「在內地看到的永遠是經典詩歌，有些人還活著，更多人已經死了。現在才發現原來還有很多同時代的人甚至更年輕的人寫得很好，而且活躍在那麼多詩歌節上。」
克里斯多福·卓別林與李勁松同臺演出。
音樂是香港詩歌節看重的另一個環節。2015年，香港實驗音樂創作人李勁松在一個場合認識了北島。北島跟他談起過去幾屆香港詩歌節，音樂都是重要的組成部分，在朗誦會上尤其成為配合詩歌文本的亮點。但北島敏銳地感覺到音樂「有些問題」—不是音樂本身的問題，而是沒有人統籌音樂的內容，請來的樂手只會表演自己風格的東西，跟整個氛圍不搭。
北島請李勁松擔任音樂總監。李勁松的音樂不拘一格，糅合了工業噪音、實驗電子、Avant Garde、舞曲等多種手法，「玩」到極致時，甚至會加入二胡、南音這些純東方化的音樂元素，試圖尋找東西方音樂溝通的可能性，他發現，西方人「沒有想到二胡可以拉得像小提琴」。
李勁松加入後，要求詩歌節朗誦會和音樂會的音樂必須全部原創，所有曲目均為第一次演出，且具有即興成分。朗誦會上，音樂的作用是在朗誦與朗誦之間「串場」，他要求樂手必須首先閱讀詩人的詩，在詩歌基礎上創作音樂，與朗誦的整體氛圍相配套，「否則就會不倫不類」。 整場朗誦會設計部分由資深設計師麥安操盤，省去了一切多餘的部分，沒有主持人串場，沒有眩目的聲光化電，在「詩人朗誦-樂手演奏-詩人朗誦-樂手演奏」的模式下無聲推進，詩歌成為絕對的主角。
克里斯多福·卓別林
李勁鬆動用了幾乎所有的人脈資源，幾年下來已經合作了三十多位音樂人，最年輕的才20出頭。他甚至請來了同為實驗音樂人的克里斯多福·卓別林—喜劇大師卓別林的兒子—做專場音樂演出。在卓別林的演出中，特意挑選了詩人詩句由男聲女聲吟唱，穿插在節奏強勁的音樂中。卓別林留著濃密的鬍鬚，沉默寡言，一頭灰白色的長髮讓他看起來不那麼像他父親，在演出之外，卓別林通常一個人坐在最偏遠的位置，靜靜地欣賞臺上的演出。
從前的朗誦會音樂僅僅是串場的配角，自從李勁松加入詩歌節後，音樂的比重大幅增加了，從2015年起，每一屆詩歌節都舉行詩歌與其他藝術界別跨界合作活動，包括藝術展覽、音樂會、電影放映等。今年每晚六點半的朗誦會後，都設置了一場專場音樂會。最大陣仗的一次是2017年，北島邀請了老朋友崔健參加開幕音樂會「天機」，在香港浸會大學大學會堂現場，崔健演唱了《一塊紅布》、《紅旗下的蛋》等經典曲目，把現場變成了個人演唱會，臺下的人近乎瘋狂。
崔健在2017香港國際詩歌之夜開幕演出。攝影：廖偉棠。
詩歌節通過文本和音樂延長了自己，這是北島的堅持。某種程度上，香港詩歌節對於「質感」的要求，以及籌備工作的繁複與嚴苛程度，都與詩人冷峻凝練的詩風和追求完美的性格一脈相承。
「其他詩歌節基本沒有這麼做的，一來太貴，二來人力不夠，要考慮的東西太多，工程太大，無論是時間投入還是成本投入」，宋子江說。詩人、學者趙四認為，香港詩歌節完全跟國際接軌，做成了全方位的文化活動，非常考驗組織者。
詩歌節，很「南」
詩歌節活動進行得如火如荼，但對於活動執行總監宋子江和節目總監王淩來說，今年的一切都來得萬分驚險。由於香港局勢緊張，直到詩歌節開幕的前一天，活動場地才全部確定下來。原本分散在各所大學舉辦的活動，被迫緊急更改了好幾次地點，宋子江忙得焦頭爛額，最後一天，終於確定全部轉移到饒宗頤文化館，「如果我決定晚一點點的話，文化館場地就被人拿去了」。
內地分會場的狀況也是險象環生，有些合作方臨時生變，突然退出，深圳分會場最後一刻才確定下來。王淩介紹說，團隊經歷了很多突發狀況，經常緊張到睡不著覺，一邊擔心分會場出問題，一邊也擔心詩人籤證出問題。
由於詩歌節的鬆散組織結構，導致人力資源匱乏，整個詩歌節具體執行人員只有三四人，加之詩歌節成立基金會後從香港中文大學中「獨立」出來，往年港中大給予的人力、行政和財政等支持相對減少，導致現場翻譯和志願者數量都嚴重不足。往年都會安排優秀學生做譯者和助手，負責論壇現場翻譯和中國詩人的陪同翻譯。但在今年，大陸學生都提前返回大陸，本地學生又不願來，導致論壇現場基本無人翻譯，極為考驗現場觀眾的英文水準，而大部分中國詩人都聽不懂國外詩人的發言。很多時候，論壇主持人或主辦方人員都會充當救火隊員，臨時上陣擔任翻譯。
「難」是詩歌節的常態。北島早年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舉辦這樣的國際詩歌節，最大的困難就是最大的滿足感。」
2007年，北島結束近20年的歐美漂泊生涯，定居香港，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在歐美期間，北島應邀參加過大大小小的國際詩歌節，他萌生了在香港創辦詩歌節的想法。在中文大學的支持下，首屆香港國際詩歌之夜「另一種聲音」於2009年舉辦。七位國際詩人和十幾位港臺內地詩人參與了盛會，現場聽眾總數兩千人次。
詩人北島，攝影師：楊抒懷。
北島回憶，「這無疑是香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詩歌活動，我們決定把這一國際詩歌節固定下來，每兩年一屆」。
在繁華的香港，詩歌的土壤異常貧瘠，辦詩歌節面臨最大的實際難題是資金問題，具體統計下來，包含所有詩人和音樂人的機票、酒店、食宿、交通、場地、各界嘉賓和合作機構的費用等等。而在寸土寸金的商業都市香港，舉辦大型活動的成本異常高昂，對組委會來說，這是一筆不菲的開銷。
前幾屆詩歌節，除了港中大文學院投入部分資金，主要依靠北島朋友和民間人士的慷慨捐助，過程異常艱辛，詩歌節在有限的資金下慘澹經營。為了給詩歌節籌款，北島經常要親自出馬「廣求善財」，他希望那些有情懷的「有錢人」把更多錢投入到文化事業。多年來，在北島詩歌理想精神的感召之下，匡時國際董事長董國強、廿一文化董事長李威、斑馬谷文化創始合伙人蕭大忠等一批文化商業人士，始終是堅定不移的支持者。
詩歌節團隊一直面臨著籌款壓力和艱難時刻，有一兩屆臨到舉辦了，還有一二十萬資金缺口，北島只好臨時找錢，這種情況時有發生。在王淩的印象中，北島這十年做的最多的三件事就是：賣字、賣畫、到處「化緣」。
在艱難的資金狀況下，詩歌節撐了下來，規模也越做越大。2017年詩歌節過後，北島有個感受，希望能持續做下去，打造成亞洲最好、最有影響力的詩歌節。但2017年成本花費巨大，而北島即將從港中大退休，資源方面無法再主要依託文學院。為了尋求更多的資金渠道，也為組織工作更加規範化，北島與團隊決定參照國外各大文學節的做法，為詩歌節成立專門的基金會。
2018年初，北島、王淩、宋子江三人註冊成立了香港詩歌節基金會，北島為創會主席，王淩擔任秘書長，宋子江任副秘書長，2018年下半年，何依亭正式加入，擔任行政及項目主任。王淩原本在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做講師，是北島的同事，對錢的事情幾乎一竅不通，接觸到相關業務才了解到，很多基金會一開始就有龐大的理事會，有資金注入才去打造品牌，而相關詩歌節基金會則是個特例—先擁有品牌，卻一分錢都沒有，連辦公室都沒有，需要找香港朋友的地址作為基金會地址去註冊，用王淩的話說，一窮二白。「後來北島老師奇蹟般地化緣化回來一間辦公室，我們才有了辦公地點。」
2018年初，北島、王淩（右三）、宋子江（右四）註冊成立香港詩歌節基金會。
基金會積極謀求跟香港政府合作，作為非營利機構，基金會獲得了香港政府的免稅許可資質，以此向康文署申請免稅文化資助，在申請場地和獲取捐款時能夠獲得稅費減免待遇。同時，基金會成功申請了香港藝術發展局的配對資金。2019年，王淩先找來一筆資金，根據1：1.5的配比，申請到香港藝發局1.5倍的資金，加上港中大資助的50萬，今年詩歌節的全部資金終於到位，保證了詩歌節正常運轉。
為了申請政府資金，基金會準備了200多頁的英文材料，申請過程非常艱難，但有了這個先例，將來再申請政府資助就容易得多。不過，政府對於資金的走向有嚴格的規定，詩歌節需提交審計報告，政府有專門的審計師進行審核，每一分錢都要審計，「你拿了這個資助，就要按照你的項目申請內容嚴格執行，你做哪些內容，就只能花在哪裡，不能花在別的地方。」宋子江介紹說。
基金會另一項重要的任務是成立了專門的理事會，由董國強擔任理事長，李威擔任副理事長，一些從前持續給北島幫助的文化商業人士紛紛成為理事。目前共有30位理事，每位理事入會都會有一筆捐款，能夠維持基金會的基本運營和人員開支，詩歌節此前鬆散的「化緣」模式基本終結，理事會成為重要的資金來源。
從0到30，王淩說「過去想都不敢想」。她感謝理事會理事的付出，「這兩年經濟不好，他們真心熱愛文化，尊敬北島老師，出錢出力。大家都在北島的人格魅力和使命感感召下，以理想主義情懷去做事」。
基金會的效應正在顯現。2019年11月2日，香港國際詩歌之夜十周年慈善晚宴在上海舉行。北島從陳丹青、姜文、芒克、毛焰等一眾文化名人處徵來的29件藝術作品，通過線上線下同步競拍的形式進行了公益籌款，募得一筆可觀的資金。其中，高曉松以68萬的高價拍得了北島的詩作《回答》手稿。
十周年慈善晚宴，王安憶、嚴歌苓、高曉松等到場。
讓王淩感到欣慰的是，下一屆詩歌節的資金提前有了著落，往年艱難的情況終於得到了緩解。回首來時路，王淩感慨，「你發現想保持詩歌節的高水準，分分鐘都在花錢，這是避不開繞不過的一個很現實的東西。說老實話籌款是全天下最難的事情，如果有第二次選擇的話，可能我不想再做了。」 不過，即便開始有了正規的公司運作和相對穩定的資金來源，宋子江仍然認為，跟更大眾的香港藝術節相比，公益性的詩歌節仍然顯得小巫見大巫，「請一個波士頓交響樂團來，就等於一個詩歌節的錢。」 在詩意與理想熠熠發光的主舞臺之外，一部香港詩歌節的籌辦史，幾乎演變成一部與資本纏鬥的「血淚史」，詩人北島不得不在他時常引用的裡爾克的「古老的敵意」中，體會資本與文本的奇特關係。
2015年，北島在書面回答鳳凰文化記者有關「如何看待資本、權力與文化藝術的關係」的提問時，曾經如此作答：「前兩屆詩歌節得到基金會的贊助，但這屆除了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的支持，主要來源是朋友們分別慷慨捐助。籌委會成員都是義務的，這是詩歌節理想中的一部分。至於資本、權力和文化藝術劃分得很清楚，沒有『勾結』的背景。」 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人士評論道，如果時代要求北島一定要保持他從八十年代以來一直以來的某種精神標杆形象，或一直保持某種鬥士的姿態，「這是很蠢的」。「每個人自己的選擇。在一切為了『詩』的前提下，這十年北島把自己的價值從另一方面最大化，他有這個能力，既聚攏詩人，也找來資金，這是新的時代背景下另一種創造和反抗」。
詩歌何為？
從2009年起，北島連續發起了幾個項目，從詩歌項目「香港國際詩歌之夜」和「國際詩人在香港」，到《給孩子的詩》、《給孩子的散文》和《給孩子的古詩詞》等一系列「活字文化」叢書，「如果回頭看的話，腳下有一條清晰的印跡。這是我的社會理想，也是我的私人寫作狀態的互補。」
剛在香港居住時，北島對於這座城市有很多誤解，後來了解香港的歷史，北島感到「慚愧」。內地人眼中的彈丸之地、文化沙漠，原來曾經是無數文化人的過路碼頭、臨時避難所或最後歸宿。
北島選編的「給孩子的書」活字文化系列叢書。
「在海外漂泊了二十年，命運冥冥中把我帶到香港，在此安家落戶，這是宿命。在尋找自身定位的同時，我也在尋找香港的文化定位。」
他難忘老報人薩空了先生上世紀30年代末的預言：今後中國文化的中心，至少將有一個時期要屬於香港。香港的文學與文化曾幾度繁榮，花開花落，北島看到的卻是，不僅薩空了的夙願至今並未實現，還不得不面對更加殘酷的社會現實：金錢就是上帝，兩極分化深如溝壑，商業化與體制化合圍的銅牆鐵壁正在禁錮文化，年輕人面臨惡劣的文化生態環境。
「他們的創造性與想像力被資本被父輩被媒體被網絡劫持了。他們沒有好奇心，沒有視野，沒有讀書欲，沒有獨立性，沒有自我表達能力，是的，他們一無所有。」北島言辭激烈。
1970年曾在白洋澱被郭路生詩歌打開心靈之門，以「我不相信」的振聾發聵之聲登上歷史舞臺，在隨後四十年與一批詩人一同顛覆了官方話語的統治地位、推動古老漢語現代轉型的詩人北島，深知語言的巨大力量。
詩歌能多大程度上介入並改變世界？北島持續發問。「自古以來，詩歌總是以人類苦難為源泉，成為穿越黑暗趨向光明的驅動力。而今天，在文明、歷史、宗教和語言等諸多衝突中，詩歌何為？在錯亂紛雜的現世的病態幻象中，詩歌何為？在土地與天空閉合的神秘時刻，詩歌何為？在追溯精神的源流中叩問語言之門，詩歌何為？」（2015年香港國際詩歌之夜序言「詩歌與衝突」）
北島意識到自己的使命，「為了年輕人，我們必須改變這惡劣的文化生態環境，這是每個作家與知識分子的責任。而我們能做的是，如何激發他們打開心靈的空間，詩意的空間，創造與想像的空間。」
北島在香港國際詩歌之夜留影。
北島的呼聲，多少有些老派知識分子的書生氣和「一廂情願」，然而卻暗合了某些正在發生的現實。香港人宋子江直言不諱地說，香港不重視文化藝術，文學是香港文化界的超級邊緣，而詩歌則是文學的邊緣，也即「邊緣中的邊緣」，受眾群體極小，「你發生什麼事情，沒有人理」。
「如果平時跟人談到文學，人家就會覺得有點怪，原來香港還有文學家啊！你一說我是詩人，別人都會這樣用奇怪的眼光看你。」
宋子江的正職是在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詩歌節的工作雖是兼職，但佔去了他很多時間和精力。王淩是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最年輕的講師，在北島的勸說下，2018年放棄了大學穩定的工作，擔任基金會秘書長，這兩年為了基金會幾乎殫精竭慮，很少三點之前睡覺，11月在上海舉辦的詩歌節十周年慈善晚宴結束後，王淩躲到一個角落裡大哭了一場。
「能堅持下來是因為尊敬北島，覺得實在太不容易了。多年來我受到老師人格的感召，他是很有使命感的人。雖然時常想放棄，但回首這兩年，我不後悔，它塑造了一個全新的我。」
宋子江覺得，做詩歌節的這幫人，是香港少有的「理想主義者」。偌大一個詩歌節的具體執行工作，全部由屈指可數的幾位基金會成員和外聘人員負責。詩歌節是公益項目，不能商業化，因此報酬並不多，但大家似乎都不太在意，這在「時間就是金錢」的香港幾乎無法想像。「就是覺得好玩，在香港很少這樣子的，就是不計較錢。出於對詩歌、文學、藝術的熱愛，去付出個人的時間和精力做事情，這一點是吸引我們大家最重要的因素。」
北島曾說，「如果全球化是大陸，那麼詩歌就是島嶼」，島嶼之上的詩人們，仿佛一個孤獨的隱喻。詩歌的小眾化和邊緣化是一個世界性現象，事實上，在大部分國家，「詩人」並不能算是一個職業，絕大多數詩人都有正職或身兼數職，從事的行業五花八門，通常包括大學教授、文化機構負責人、譯者、跨界藝術家等，也有工人、律師、教師、護士等，甚至還有地質學家和物理學家。詩人幾乎無法完全依靠詩歌為生，除非功成名就，譽滿天下。
詩人甘德以詩集《陪伴》獲得2019年普立茲獎，他透露因為得獎，《陪伴》賣得不錯，但大多數詩集都銷路不佳，通常只有2000-3000名美國讀者購買。裡斯託裡奇抱怨官員貪汙腐敗導致塞爾維亞是一個「很窮的國家」，「在塞爾維亞，你不能只擁有一份工作，通常你得有兩份工作，不然無法謀生，有工作就已經很令人高興了」。
詩人甘德
布蘭迪亞娜則提供了一組充滿諷刺意味的數字：在獨裁時期，她的詩歌在羅馬尼亞被禁，但詩集能賣到十幾萬冊，可是當羅馬尼亞轉型為自由社會後，她的詩集卻連七八千冊都賣不到了。詩歌在獨裁社會作為一種珍貴的隱喻而存在，人們需要通過詩歌呼吸自由的空氣，而當自由真的實現之後，詩歌反而成為「一種無人問津的存在」（布蘭迪亞娜語）。
西方部分發達國家的狀況稍好，例如加拿大對作家支持力度很大，知名詩人可在大學教授創作課或在各地方駐站，靠活動和朗誦即可維持生計。加拿大設立了國家文化基金，大範圍資助文化活動，創作者可以申請基金。美國設有一個15人管理的國家文化基金機構，資金全部來自納稅人的錢，由總統欽點基金會成員，決定如何給文化人發放資金。
與國際詩壇關係密切的詩人、譯者趙四認為，這些發達國家之所以尊重文化，重視文化的偉大生產力，是因為「經濟基礎決定了上層建築，經濟發達之後，一切都可以文明化。」
相比之下，經濟發達的香港顯然欠缺對文化的尊重，宋子江認為，詩歌在香港有所存在已經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無論是以什麼形式，是詩歌節還是一本詩刊，或者一些詩歌活動，在香港可以存在就已經很了不起，有就行了。」
但是趙四也認為，從詩歌本體的角度出發，詩歌並不宜大聲喧譁，甚至永遠應該處於邊緣位置。「走到中心對詩和文化本身都沒有多少好處，當它走到中心，必須去跟中心說話的時候，詩歌本身會受到戕害。但是詩歌在邊緣要讓它蓬勃發展，它會成為一個思想資源。詩歌的主要作用是改變人，人來改變世界，它是一個間接作用。」
裡斯託裡奇會與讀者交流，她從讀者那裡得到不同的反應，「每一首詩在每一個具體的人身上都發生了不同的轉化，這正是詩歌的力量。不一定非要什麼大的影響力，如果能改變一個人的情緒和思想，這就足夠了」。
讓甘德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位正在監獄服刑的讀者寫信告訴他，讀了他的詩後，對自身的思考有了不同角度，會重新看待自己的人生。
這讓他反思寫作詩歌的價值，哪怕只有一個人傾聽：「詩人面對一張空白的紙，你必須在上面寫上你的詩句，我們得知道自己文字對這個世界的影響力。我們寫詩不是堆砌詞藻，我們需要幫助人們發現，這些詞語的終點是創造一個新的世界，一個有道德感的世界。」
甘德就此認為，詩歌能夠改變這個世界，但只是一點點，「一點點就夠了，不一定需要炸彈那樣的威力，它自己會擴展。詩歌能讓讀者和傾聽者在道德層面上有微小的改變，這是我們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八十年代的中國大陸，詩歌曾經充當時代先鋒，禁錮與開放的碰撞產生出一代人對於精神世界的狂熱。如今，詩人一呼百應的年代已經過去，詩歌正在漸漸回歸本位，一定程度上，這是一種理性的回歸。
詩歌節工作人員與嘉賓合影。
北島和詩人們也在慢慢適應這樣的時代之變。在工具理性當道的今日，索性以工具為武器，在新的語境和代際中尋覓可能性，航向價值理性的終極彼岸。
詩人有了新的「武器」。自從學會使用微信以後，北島就「與時俱進」成為一名新媒體發燒友，他格外看重公號和直播的傳播效果。詩歌節的活動內容，他一條一條地群發給所有朋友，朋友圈常常小批量地刷屏。他會認真查看媒體文章的留言，即時關注每一場活動的直播數據，如果數據不佳，他會請工作人員商議如何改進。
讓天水感動的一個場景是，2012年北島突患中風，語言能力受到極大損害，次年詩歌節舉辦時，身體仍恢復得不太好，但他堅持儘可能多地出席，尤其為外國詩人的活動站臺撐場，他知道很多外國詩人在國內沒有知名度，而自己的名氣能夠帶來觀眾，「他那時讀詩和說話都挺費勁的，但他不想讓讀者錯過好詩人」。
某種程度上，北島們的努力正在得到回報。
詩歌節觀眾總體規模並不大，但總有不少鐵桿詩歌愛好者慕名而來。有專程拖著行李箱來到現場，幾乎每場活動都不落下的內地詩歌愛好者，有出生在內地、求學於美國的香港白領，還有來自香港各大專院校的年輕學生。
19歲的方梓萱（化名）在香港中文大學研習戲曲，在老師的推薦下，她迷上了安娜·布蘭迪亞娜的詩歌，一首《哀歌》令她心有所動。在現場，她跟幾個同學與安娜愉快地聊天，索要籤名。雖然大部分香港年輕人都對文學不太感興趣，但她認為詩歌能給心靈上帶來的震撼，是現在香港年輕人非常需要的，「也許這個狀態會一點點改變，因為現在他們都需要用不同的語言和文字去表達他們的心聲。」
香港讀者向布蘭迪亞娜索要籤名。
甘德向記者提供了一份關於美國讀者閱讀習慣的調查，發現美國人比從前總體閱讀量減少了，但詩歌閱讀量反而前所未有地增加了，以年輕讀者和有色人種的詩歌閱讀量增加最多。甘德發現，人們感覺到在一個面臨重大危機的年代，詩歌能夠對自己說話。 「我們有自己的危機，比如警察、種族主義，我們有一個半瘋的總統。我們生活在一個景觀時代，周圍世界源源不斷地提供景觀，他們無法抵達內心可以被觸動的地方，詩歌能夠到達那裡，詩歌能夠說出他們的情緒和心聲。」
2013年，香港國際詩歌之夜開始了內地延伸之旅，北島希望通過詩歌的方式，將島嶼和大陸連成一片。每屆詩歌節基本會設置5個左右內地分會場，與當地書店、劇場等機構合作。詩人們分成不同組別，去到不同城市，在那裡跟更多內地讀者交流，所到之處總是擠滿了喜愛詩歌的年輕人，他們朗誦、聆聽、向詩人提問，氛圍熱烈—一股小小的詩歌熱潮似乎正在形成。 事實上，香港詩歌節朗誦的傳統、多門類藝術結合、現場的舞臺感、跨界的思路、文本的傳播方式等，都直接啟蒙和影響了在內地做詩歌活動的思路。
南京先鋒書店分會場。圖片由南京先鋒書店提供。
出版方面，為了繼續擴大香港國際詩歌之夜的影響力，詩歌節的官方出版物在中國大陸由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以「紅狐叢書」的形式推出。與「活字文化」合作的「給孩子」系列已經出到了第十三種。
在基金會的藍圖中，擁有十年歷史的詩歌之夜是旗艦項目，日常項目還包括「國際詩人在香港」，每年邀請一位重量級國際詩人到香港和內地做活動，出版雙語詩集。明年還要重點打造青少年詩歌語文教育工作。
北島認為，「這一系列的詩歌推廣活動，面對公眾特別是年輕人，強調物質化商業化和娛樂化的抗衡。詩歌愛好者雖然是小眾，但他們的潛力與熱情不可忽視，他們的語言，他們的想像力，他們獨立自由的精神正在改變世界。」
詩歌之夜是獻給詩歌和香港的禮物，持續出刊的《今天》雜誌依舊是思想的火種，「給孩子」系列則越過時代，與下一代人「握手」。更多的可能性在路上。 一如詩人在長詩《歧路行》中寫道的：
「是詩歌洩露天機的時候了是時候了。」
注1：部分北島言論引用自《古老的敵意》香港牛津出版社 2012版；
注2：圖片除特殊標註之外，均由胡濤和LAI YING WAI拍攝。感謝所有接受採訪的詩人、嘉賓、讀者和組織者
作者丨胡濤
編輯丨走走、李永博
校對丨薛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