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主席指出，「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對我國傳統文化，對國外的東西，要堅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經過科學的揚棄後使之為我所用」。
以《孫子兵法》為代表的傳統兵學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集中反映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和關於戰爭的智慧精髓。與此同時，在過去數千年的戰爭歷史當中，西方世界也積澱了內容豐富、特點鮮明的軍事戰略文化。可以說，東方智慧和西方兵學理論，構成了當今世界軍事思想文化的主要內容。
「兵之勝道先勝」。不管是源自東方還是西方，先哲前賢的戰略智慧對於我們思考和籌劃國家安全、國防和軍事問題都具有重要的借鑑價值。如何在軍事實踐中充分利用好中華傳統兵學文化的智慧，如何在東西方兵學文化的借鑑與融合中實現軍事思想創新？這些都是今天我們應該引起深入思考的問題。
——編 者
一個民族的軍事理論，是該民族軍事文化之魂。理論創新，是引領軍事變革、軍隊轉型的強大力量。
強軍要有強軍理論引領，變革首先是軍事文化的前行。
1、強軍需要接過優秀軍事文化的火炬，照亮通向未來的路程
一個歷史新紀元從這裡開始。
公元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莊嚴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這歷史的宏聲至今仍在迴蕩。
此時，敗退臺灣的蔣介石懷著十分沉重的心情，在追憶、在總結、在反思。他反思政治、反思人事，更反思軍事。之後他對軍事問題作了一段這樣的評說，共軍自江西以來，因兵員缺乏，武器寡劣，談不上軍事科學，故以我國古代的軍事哲學為基本思想，講究奇正虛實，講究運用變化，寓生活於戰鬥，寓訓練於戰場，翻陳出新，千錘百鍊，狡詭虞詐，神出鬼沒，極盡戰爭藝術化之能事。固其戰術思想是基於軍事哲學的反覆實踐而形成統一的一套。
他接著說，國軍則以軍事科學為軍官學校訓練的範本，於是學德國、學日本、學蘇俄、學美國，東抄西襲，各鳴其是。頭腦先入為主，門戶各不相下，對外國的軍事科學未得皮毛，反將自己的傳統軍事哲學拋棄無遺，逐漸變成死的訓練，死的指揮，死的戰法，而無戰術思想可言。
蔣介石的總結不無道理。他所說的中國傳統的軍事哲學，蘊含著博大精深的軍事謀略思想。
山東惠民，一座文化古老的小城。兩千五百多年前，這裡誕生了一位被譽為「兵聖」的偉大軍事家——孫武。他著的不朽兵學理論《孫子兵法》，是中國乃至世界兵學寶庫中最光彩奪目的明珠。
中國是世界歷史文化最悠久的國家之一，也是世界兵學理論最豐富的國家。兵書汗牛充棟，戰策浩若煙海。《漢書·藝文志》把我國古代兵學分為四大門類，即：「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在這四大門類中，主體是「兵權謀」，也就是今天所說的軍事謀略。
「藝文志」對「兵權謀」的解釋是：「權謀者，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可以看出，「兵權謀」思想的開放性、包容性和實用性。
《孫子兵法》作為「兵權謀」的代表作，書中博大精深的謀略思想，閃爍著中國古代系統哲學的光輝。正如此，才具有穿越時空、照耀未來的時代價值。戰爭史上，那些叱吒風雲的將軍，無一不是智謀超群者；人類歷史上，那些以創造偉業而開闢新紀元的統帥，無一不是胸藏宏韜大略者。在英雄的桂冠上，在勝利者的胸徽上，都透射出謀略的光彩；在勝利的凱歌中，在成功的樂章中，都蕩漾著謀略的諧韻。
軍事謀略是人的智慧在競爭對抗活動中的運用和展現。謀略與決策密不可分。沒有決策活動，謀略就沒有激發的主體。在軍事對抗活動中，決策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創造有利於自己、不利於對手的態勢和優勢，就是撥去迷霧，克服不確定性，找到走向成功的路徑。
總結古今，我們給軍事謀略做出一個現代定義：軍事謀略是決策者在競爭對抗活動中預測未來、把握勢機、隨機應變、趨利避害、統籌策劃的過程和智慧結晶。
當今，世界新軍事革命持續發生，戰爭面貌還將不斷刷新。現在是基於信息系統的精確戰，下個階段將是智能化戰爭。有學者預言，2025年前後，可能出現無人化戰場。信息技術與新概念武器、特別是定向能武器的結合，基於自主系統的光戰爭正姍姍走來。科技革命滾滾向前，軍事領域裡的變化永遠不會停止，信息化軍隊本質上是創新型軍隊。然而，軍事革命愈是向前發展，愈需要思維與技術齊飛，東方智慧愈彰顯出新的價值。
時代已經賦予我們新的使命，當我們向著強軍目標，準備創造新的輝煌時，翻閱那捲帙浩繁的戰爭史冊，領略那壯麗奇異、驚世駭俗的戰爭史詩；欣賞那縱橫捭闔、安邦定國的恢宏戰略；品味那雲譎波詭、跌宕起伏、鬥智鬥謀的場景故事，怎能不激起思想的波瀾，引發出理性的泉湧！
強軍，需要接過優秀軍事文化的火炬，照亮通向未來的路程。
2、東西方國家由於經濟技術發展和歷史文化背景不同，軍人的思維方式不同，軍事理論的創造也各具千秋
軍事文化之根，深植民族文化之中，在歷史傳承中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不同民族的行為準則和處世方法。
一位名叫福斯特的美國人，曾撰文談及「東西文明的哲學思考」。文中列舉了他在我國某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的一件事：一天，福斯特的辦公室飛進來一隻鴿子，他積極主動地去轟趕鴿子，企圖很快把鴿子逐出窗外，可是鴿子總是在屋裡飛來飛去。福斯特給大樓管理人員打電話，要求他們設法把鴿子趕出辦公室。待他打完電話後，發現鴿子已經自覺飛出去了。原來是他的同事在窗口放了些麵包屑，吸引了鴿子。福斯特由此領悟到「東西方哲學的不同」。
其實，東西方國家由於經濟技術發展和歷史文化背景不同，軍人的思維方式不同，軍事理論的創造也各具千秋。
西洋棋，堪稱西方軍事文化的符號；圍棋，代表東方軍事文化的符號。
評論家指出，中國人的戰略思維是以代表東方文化的圍棋下法，充分發揮了戰略家的創造性。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戰略思維，則是按西洋棋的思維進行戰略博弈。
1997年，IBM的超級計算機「深藍」，擊敗了西洋棋大師卡斯帕羅夫。然而，在IBM的慶祝會上，「深藍」的設計者卻承認，在圍棋方面，他們設計的程序可能連中等水平的職業棋手都贏不了。善弈者謀勢，這是圍棋思維的高明之處。所謂「勢」，一般指棋盤上具有向外輻射性的重要點位，以及由這些點位構成的有利格局。它通常和西洋棋中「實地」概念相對，「實地」是一種看得見摸得著的現實利益和眼前實惠，而「勢」則正好相反，它看不見，但是通過作「勢」，也可以在將來轉化為更可觀的利益。在當今世界格局中，無疑美國佔的「實地」最多。但是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中國應當著重於「布勢」。
一位棋手告訴筆者：在西洋棋中，焦點是「王」。所有的行動都是圍繞著如何吃掉對方的「王」這一目標。為此，西洋棋選手總會試圖消滅對方的「後」「馬」等有分量的棋子。這也就是克勞塞維茨所說的「戰略重心」，或約米尼所說的「決定性的轉折點」。而在圍棋中，對弈雙方要始終把握全局。因此，不斷攻擊對手的戰略才是圍棋的重點。
評論家進一步從文化角度闡述東西方戰略藝術：帶有濃厚美國特色的橄欖球運動，具有激烈衝撞的顯著特徵。誠如美國前國務卿賴斯所言，美國的競爭心理與美式橄欖球密不可分。在伊拉克戰爭中，美軍指揮官還把對巴格達市中心的突擊稱為「紅區行動」。用大衛·米基南中將的話說，「紅區」這個詞，就意味著進入20碼線後，帶球會很困難，這時就需要你發動連續而猛烈的進攻。相比之下，圍棋中單項的進攻將很容易暴露自身的弱點。橄欖球的另一個特點是進攻與防守的鮮明區別，在不同狀態時，所使用的隊形和方式方法完全不同；而在中國的圍棋中，進攻和防守是一個整體，而且隨時轉換。
從方法論的角度講，西方人所喜歡的西洋棋賽、橄欖球對抗，都是以實力為基礎的剛性方法；中國的圍棋是代表東方謀略的柔性方法。方法運用得好，能夠以柔克剛。20世紀50年代，一位西方學者就寫了一本書，名字就叫《毛澤東的圍棋戰略》。這本書從圍棋的棋理進入，解讀毛澤東軍事思想，頗能反映東方兵學的特色。
值得指出的是，以美國為代表的現代西方民族想像力強、富於開拓，在理論的創造上也有一種不斷探求「新大陸」的精神。在新技術革命的影響下，未來意識成了西方的一種社會意識，它無形中促使軍人的眼光不斷向前延伸。
3、民族文化影響著軍事理論創新
一個值得探索的問題：無論古代戰爭，還是現代戰爭；不論西方人打仗，還是東方人作戰，都有謀略的運用。在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戰爭史中，都有以謀制勝的光輝事例。但是，從理論創造講，重權謀是東方兵學的明顯特點。或者比較而言，東方軍人多注意謀略，而西方軍人更注重技術。
《孫子兵法》這部充滿著軍事哲理、謀略思想的兵書在東方問世後，西方的軍事著作還停留於對戰史的記述。相反，當西方人早已開始注意把科學技術發展中不斷湧現出的新成果源源運用於軍事時，東方軍事家還停留於對《孫子兵法》的注釋與考證。
考察軍事學術史就會發現，在軍事家的思想觀念中，總是滲透著各自的民族文化精神。他們在總結戰爭經驗、創造理論時，總是要按照各自的民族文化精神所規定的價值尺度做出選擇，從而形成了民族軍事理論的特色。
《戰爭論》是一部頗有盛譽的兵學寶典，被西方兵家奉為圭臬。作者以黑格爾的辯證法和牛頓力學定律研究戰爭，看到了戰爭的一些本質問題，如「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同時，他以牛頓「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理論，提出的「無限暴力論」，雖然被兩次世界大戰所證實，但與今天的軍事發展則相背。
我國兵學在發展中，一方面受到《易經》和老子的哲學思想的積極影響，提出了許多充滿哲理、充滿軍事辯證法的以柔克剛、以弱勝強的謀略思想和軍事原則。《易經》以陰陽八卦為邏輯起點，推論世事，微妙玄機，隱韜藏略。而老子的《道德經》，實際上就是一部論述權謀的書籍。《孫子兵法》中講的虛實、奇正等對應關係，反映出了以易演兵的思維軌跡。另一方面，我國的兵學在發展中又受到儒家思想的消極影響，重仕輕技。自西漢之後，輕視自然科學的儒家思想佔了統治地位，從而束縛了科學技術的進步。
與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相比，西方從古希臘就有了阿基米德定律、亞里斯多德的形式邏輯等，對於科學技術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接踵而來的有哥白尼的日心說、牛頓力學定律、法拉第電解定律……有人統計，在歐洲幾乎200年就要出一個科學天才，而中國則是「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風雲歷史，科學技術被知識界視為雕蟲小技。這種思想反映在軍事理論的發展上，就是不注意從新技術中吸取能量。中國最早發明了火藥，14世紀傳入西方，但直到近代，外國侵略者用洋槍洋炮轟開中國閉關鎖國的大門之後，腐朽的清朝軍隊還仍有人視這種火槍火炮為「邪物」，提出「以雞血狗屎破之」等可悲可笑的主張。
不錯，中國有四大發明，有許多非常實用的技術創造。我國科技史上，有大量的科技實踐資料，有相當充分的實際運用經驗，但一個重大缺陷就是不能上升到理論思維。
1883年8月15日,美國著名物理學家亨利·奧古斯特·羅蘭,在美國科學促進會年會上,作了題為《為純科學呼籲》的演講,其中有一段涉及中國：「假如我們停止科學的進步而只留意科學的應用，我們很快就會退化成中國人那樣，多少代人以來，他們都沒有什麼進步，因為他們只滿足於科學的運用，卻從來沒有追問過他們所做事情中的原理。這些原理構成了純科學。中國人知道火藥的應用已經若干世紀，如果他們以正確的方法探索其特殊應用的原理，他們就會在獲得眾多應用的同時，發展出化學，甚至物理學。因為只滿足於火藥爆炸的事實，而沒有尋根問底，中國人已經遠遠落後於世界的進步，以至於我們現在只將這個所有民族中最古老、人口最多的民族當成野蠻人。」這段對中國科學研究史的觀察與批評，可以說入木三分，振聾發聵。我們不必計較批判的苛刻，他使我們找到了問題的癥結。
與亨利的批判相一致，在自然科學上因缺少理論思維，重實用而輕探源，技術創造始終停留於經驗層面。這也就是「李約瑟之問」的謎底所在。
為什麼中國古代科技具體應用水平上很高，以致有些堪稱中國一絕的技術，但始終上升不到理論思維水平。其中原因很多，有一個直接原因，就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即所謂的「仕」，不重視研究此類問題。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仕」，並不是缺乏理論思維，他們多把理論思維用在了「人與人的關係」上，用在了治國安邦的「王者之術」上，用在了求取功名、進入官場上，用在了社會科學上。西方的知識分子曾為幾何學上的平行線公理是否為定理，苦心求證，一代接一代，先後兩千多年，最終創造出非歐幾何。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是絕對不花費那種精力的，而對於那些滲透著處世哲學、人事之理的書，卻可以一代接一代去研究，種種論著，汗牛充棟。於是，淡化的「科本位」始終沒有進入中國的主流文化，日益加重的「官本位」在中國主流文化中根深蒂固。由此，軍事理論遠遠離開了《孫子兵法》「兵權謀思想的開放性與吸納包容性」，進行著封閉式循環。難怪唐太宗早就指出：「朕觀兵書千章萬句，蓋莫超出孫吳。」實際上，繼孫吳之後，兵家輩出，雖有一些見解獨到者，但都不過是在原來的大樹上增添幾片葉子而已，看不出大的跳躍。
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問世，使中國的兵學理論進入了一個新時代。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的戰爭觀、方法論用於軍事理論的創造，提出了許多前人沒有發現、也無法發現的民族解放戰爭指導規律，軍事理論的發展終於出現了新的飛躍。
4、在不同思路的交叉點上，不同的信息風雲際會，不同的知識繁花薈萃，不同的理念爭鋒比銳。由此形成互動與共振，最容易產生創新的雷電
資訊時代的到來，世界新軍事變革的浪潮改變了理論創新之路，西方兵學中愈來愈多地滲入了東方的謀略思想。
回顧人類思想史（包括軍事思想史），許多最有開拓性的創新成果，常常發生在兩條不同思想路線的交叉點上。不同文化傳統和哲學背景的民族，有不同的認識思路；不同的學科研究，有不同的方法思路。在不同思路的交叉點上，不同的信息風雲際會，不同的知識繁花薈萃，不同的理念爭鋒比銳。由此形成互動與共振，最容易產生創新的雷電。
美軍從獨立戰爭到韓戰之前，基本上奉行的是「火力消耗理論」——實力與實力拼搏理論。到韓戰時期，國際上已出現兩大集團對峙，核武器的出現給戰爭帶來了巨大變化，革命戰爭對一般戰爭也產生了重大影響，特別是在越南戰爭之後，美軍經歷了一個重新估價和重建軍事思想的過程。到20世紀70年代末，美軍組成了一個研究小組，專門考察了第四次中東戰爭，集中研究了克勞塞維茨、約米尼、格蘭特、富勒、利德爾·哈特、隆美爾、成吉思汗、孫子和其他名家的軍事思想，目的是創造一種在決戰中以少勝多的新理論，結果出現了「空地一體戰」。這一理論的特徵是：在火力和機動之間，在直接手段與間接手段之間，以及在控制管理和掌握主動之間，取得較好的均衡。這裡所說的機動，不單是機動力，更主要的是避敵強點、擊敵弱點，掌握戰場主動權的相關行動。總之，他們研究「空地一體戰」的時候，就企圖把孫子的智慧與克勞塞維茨的見解熔為一爐，從單純的重力量，向既重力量、又重謀略轉變。到了海灣戰爭時，他們乾脆把孫子這位東方老人請到戰爭指揮部——前線官兵人手一冊《孫子兵法》，把「上兵伐謀」作為最高的指導原則。參與制定海灣戰爭作戰計劃的美國海軍陸戰隊一位將軍說：「美軍將盡力避免與伊軍正面對抗。」這是他從《孫子兵法》中悟出的。《華爾街日報》戰地記者，在多國部隊地面進攻之前發回的報導說：「《孫子兵法》顛倒了美國海軍陸戰隊的神聖傳統……強調以謀克力。」
從海灣戰爭之後到21世紀初，是世界新軍事變革的理論準備期，也是東西方軍事文化走向融合的試驗期。美軍提出的「震懾」等作戰理論，就是東西方軍事文化融合的「新產兒」。
1995年，美陸、海、空軍退役將軍和研究人員組成的「研究小組」，最早提出「震懾」作戰設想。1996年，美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出版了由尤爾曼、前助理國防部長懷特執筆的專著《震懾：達成快速主導》。由此，「震懾」作戰理論初步成形。在這本書中，先後27處引用《孫子兵法》中的名言，並把孫武「吳宮演陣」作為一個重要案例來研究。可以看出，這一理論的創造過程和實際內容，都汲取了東方兵學的智慧。拉姆斯菲爾德任國防部長時，該作戰理論受到高度重視，迅速納入美軍聯合部隊司令部主要科研訓練課題——「快速決定性作戰」。
在「震懾」作戰理論問世之際，美軍提出的「戰略癱瘓」理論、「基於效果作戰」理論、「快速決定性作戰」理論、「網絡中心戰」理論，都產生於新軍事變革的浪潮之中，可以說都從不同角度吸納了《孫子兵法》中「上兵伐謀」的思想。這些理論的共同點都是以控制敵認知能力、瓦解敵意志為直接目標。從作戰方式上講，都主要通過節點摧毀和結構破壞，造成使敵「難以理解」的恐怖效果，陷入「戰略休克」和「心理崩潰」，喪失對抗意志；都強調以敵人的認知能力和抵抗意志為作戰重心，實行硬摧毀與軟打擊相結合，物理毀傷與大規模心理戰密切協同。在物理打擊中，都強調對敵指揮中樞和控制、通信系統，進行「點穴」式打擊，使敵「變瞎、變聾、變啞」，陷入戰略癱瘓；都強調將陸、海、空、天、電磁多維作戰空間的多種作戰力量，集成為一個「系統之系統」，全方位、不間斷地實施高強度的快速打擊；都強調使用特殊作戰手段，如具有「可怕的聲、光、煙、電」等特殊的炸彈，加重敵人認知和心理上的恐怖感、災難感。
上述美軍這些理論創新成果，可以說是東西方軍事文化融合中生出的「多胞胎」。很可惜，在新軍事變革激情的催生中，這一窩「多胞胎」都是「早產兒」，一個個都帶有先天不足的畸形。理論創造者由於缺乏對人、對社會、對民族複雜性的研究，企圖用非接觸、高強度的精確打擊，來消除對方的抵抗意志，其結果給對方更深地埋下了復仇的種子。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代恐怖主義的「非軍事戰爭行動」，正是霸權主義對外政策和「非對稱軍事行為」引發的。這裡需要指出的是：「早產兒」的畸形在於「早產」，東西方軍事文化融合的方向是正確的，代表新時代的軍事理論還要在這一融合中產生、完善、發展。我們自己的軍事理論創新，也必須在這一種融合中思考。
一個民族要發展，一支軍隊要前進，必須有不斷超越自我的精神。我們正處在一個由工業文明向信息文明轉型的時期。從發展看，軍事理論不只是研究、探尋如何贏得對抗的方略的問題，同時也要研究力量的長久發展問題。只有在力量的發展上跑到了別人前面，才能從根本上贏得對抗。
正所謂：善戰者「先勝而後求戰」。固然，如何使用力量、運用現有的手段去贏得對抗需要謀略，而如何創造更新的手段、發展更適合未來對抗需要的力量，同樣需要兵學理論指導。我們需要在繼承自己民族優良傳統的基礎上，主動克服民族文化中的消極面，走出「注釋式、考證式、頌揚式」的研究方法，站在偉人的肩上思考，以未來的眼光認識歷史。
兵學理論研究的生命力就在於對未來的開拓，決不可停留於對歷史的回顧。開拓未來，固然要藉助歷史給我們築起的舞臺，但目標是走向未來。我們需要掌握歷史知識、借鑑歷史經驗、運用歷史材料，但目的是尋求打開未來制勝之門的鑰匙。我們不能從博物館裡取出古人的劍同現代敵人作戰，而是要「熔化」古人的劍鑄造新的武器。我們需要汲取西方的探索精神和不斷追求新手段的意志，站在軍事變革的前沿，著眼先進戰鬥力的發展方向，創造新時代的強軍理論。這是新一代革命軍人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