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7-05 08:14 |錢江晚報
視覺中國供圖
在新城控股事件中,警方簡單的通報中,令人髮指的情節挑戰著公眾心理承受底線。
(新聞連結:百億地產富豪王振華涉猥褻女童被刑拘 其子接任董事長)
但這並不是孤例,每一起性侵兒童案背後,都是一個殘酷而真實的故事。
受害者從此與噩夢相隨的苦痛,往往會伴隨一生。
由於諸多因素,性侵兒童案件被公開的是少數,有更多受害者選擇的是沉默和隱忍,她們最終能否走出來,是個未知數。
「10歲時,我被親生父親強姦了!」
「她在我這求診10多年,我看著她從30多歲到40多歲,如何一路與心魔抗爭。」 浙大一院精神衛生科主任許毅一直記得一個場景。
那是十多年前的一個中午,許毅醫生的專家門診走進來當天上午的最後一個病人,她一抬頭,是位「老朋友」,已經在他門診看了兩年多的一名30多歲的女性。
「她最初來求診是因為晚上老做噩夢,渾身說不清地不舒服,有的時候很不開心,情緒抑鬱。兩年多來,我用了各種方法對她進行治療,但效果不好,我感覺她背後應該有更深的心理因素。」
因為是最後一位,又近中午,周邊人少,環境還算安靜,我就對她說:「如果你信任我,能不能坦誠告訴我,你是不是經歷過什麼事情?」聽完許毅醫生的話,接下來的一幕是這樣的——
那位女子沉默下來,然後突然嚎啕大哭,哭訴中傳出的信息,震驚了許毅:「10歲時,我被親生父親強姦了!」
已經30多歲的成年人自然知道強姦是什麼意思。
公開資料顯示,在有關兒童性侵案的數據統計中,熟人作案佔比一直比較高,而親屬尤其多,並且這種情況更隱蔽,外人難以發覺。「我誰也不敢告訴,至今沒有其他人知道。我來你這裡兩年多了,每一次你的態度都那麼好,我信任你,今天終於說出來了!這是折磨我幾十年的噩夢了!」作為一名心理專家,那一刻許毅終於明白,為什麼這位女患者的表述每次都那麼含糊而欲言又止。
為人妻為人母,都無法減輕痛苦
在接下來的治療中,她陸續說出了自己這些年的種種掙扎。
無助的害怕中,覺得早點出嫁是最好的擺脫。因此20歲出頭的她就結婚了,找了個比自己大七八歲的老公。老公對她挺好,也很體貼,但她走不出自己的噩夢,對夫妻生活比較排斥,她說那一刻會讓她想起自己的父親。
成家的她還要經常回娘家,看自己的媽媽。她說,由於沒有人知道父親對她的所作所為,所以作為一個女兒她怎麼可能不回家。然而回去一次就會勾起一次痛苦的回憶,所以多年來她失眠嚴重,不得不到處求醫。
後來,她生了一個兒子,身為人母並沒有減輕她的痛苦,反而當發現自己的身邊都是男人時,她更恐懼了。正如一位網友所說,「作為一個曾經在年少時被性侵過的人,那種害怕到自己選擇性遺忘當時的場景的心理,沒有經歷過的人是很難理解的。」
父親去世,她的情況終於逐漸好轉
自從知道這位女子的噩夢根源,許毅醫生開始針對性的心理治療,但這過程是漫長而艱難的。從高劑量的藥物控制到慢慢減少到擺脫藥物,長達十年。而在這其中,還有一個關鍵的轉折點。
「大概是五年前的一天吧,她來到我這裡,說:『許主任,我父親去世了』,當時說這句話時她是冷漠的,我感覺到她似乎解脫了。」許毅說,雖然不太應該,但那一刻他的確為那位女患者高興。後來再經過約兩年多時間的治療,這位女子的情況逐漸好轉。「接受我的心理治療十年間,她從30來歲跨越到40來歲,抑鬱失眠等各種症狀都在好轉,也完全擺脫了藥物治療。然而讓她真正從噩夢中解脫出來的原因,還是那個事件的根源,沒了。」
【新聞深讀】
對話未成年人性侵案援助律師:
家長半夜問:自己報警是不是錯了
新城控股的事件令人髮指,一個身家數百億、擔任多種社會職務、常以扶貧濟困的愛心企業家形象亮相的成功人士,去傷害一個9歲女童,無論如何都遮掩不過去。
根據目前報導中描述的受害人情況,定『猥褻』我覺得不太合適。」浙江百家律師事務所律師徐冰燕已經做了四年未成年人性侵害案法律援助律師,她說因為受害人只有9歲,從法律定義上屬於14周歲以下的未成年女性,只要發生生殖器官接觸,涉嫌的罪名就應該定為強姦罪。
「怎樣認定強姦既遂,成年受害者和未成年受害者,有不同的認定標準,法律上對兒童受害者,適用的是『接觸說』,即只要生殖器官發生接觸,即算既遂。」
猥褻罪量刑較輕,但強姦則屬於重罪。「雖然具體情況警方尚未通報,但從現有報導來看,犯罪行為已造成女童陰道撕裂,身體損傷較為嚴重,應該認定其屬於犯罪情節惡劣。」
家長往往後悔報警
身體上的傷痕或許會很快消失,心理的陰影卻會持久不散。「我接觸到的受害人家長都說,對於要不要報警他們往往很猶豫。」徐冰燕說,也有家長事後後悔報警的,因為在案件處理過程中,他們往往還要承受更多壓力。「一般未成年人性侵案件的舉證、立案,都很困難。因為受害人年紀小,要清晰口述案情就很難,孩子年紀小,哪裡懂得保存證據。在筆錄過程中,警方會多次詢問受害人,有些情況還要多次進行身體鑑定,都會讓受害人不得不反覆回憶受侵害的過程,如果辦案人員處理不當,很容易造成再次傷害。」
有時徐冰燕會在深夜接到他們的電話,有人會反覆問她,自己(報警)是不是錯了;也有人不談案子,只是講述自己的日常生活;還有人請她幫忙,給受害人轉學……因為除了跟他們一起保守「秘密」的人,他們不願也無法向其他人求助。「我們會聊起孩子的近況,但我不會主動再提起案子,他們更不願意回憶,大家都希望事情趕快過去。」
建議立法加大違法犯罪成本
做了四年未成年人性侵害案法律援助律師,不久前徐冰燕剛以犯罪嫌疑人辯護律師的身份接手一起類似案件,受害人是一位8歲女童。「坦白說,我很掙扎,一方面是職業身份不允許我拒絕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援助案件,另一方面,個人情感又不接受我為這樣的人辯護。」作為一名女孩的母親,只要想到身邊可能生活著這樣隨時會對孩子伸出魔爪的人,她就忐忑。
這種不安不是無原因的。「就在我附近的一個街道,有猥褻兒童罪罪犯刑滿釋放了,還是回原居住地生活。這類情況公安部門是有登記的,也會重點關注,但在社區層面不會公開其信息」,讓徐冰燕擔心的是,此類罪犯的重複犯案率很高,防不勝防。
加大性侵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成本,是很多律師的共識,徐冰燕也是其中之一。她還建議通過立法,對多次性侵未成年人的罪犯,向社會公開其信息。
【浙江新聞+】
自2014年起,公益項目「女童保護」根據媒體公開報導案例,連續發布《性侵兒童案例統計及兒童防性侵教育調查報告》。報告顯示,2013年全年媒體公開報導的性侵兒童案例125起,2014年503起,2015年340起,2016年433起,2017年378起,2018年317起(其中2013~2017年統計範疇為14歲以下兒童,2018年為18歲以下兒童)。
相比2013年而言,數據呈現較大幅度上漲。這一方面說明性侵兒童形勢嚴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媒體及社會大眾對性侵兒童事件關注度的提升。
(原標題《20多年,走不出那一場噩夢 強姦她的父親去世,她才解脫》,編輯 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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