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駝祥子的一生,是肉體與精神被萬惡的舊社會咀嚼吞的一生。作家老舍從祥子的被毀滅,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統治者提出了強烈的控訴。祥子原是個破產的農村青年。他「生長在鄉間,失去了父母與幾畝薄田,18歲的時候便跑到城裡來」,在封建勢力盤剝、帝國主義入侵下,大批農民失掉了賴以生存的土地而破產,流入城市謀生,這是當時較普遍的社會現象。然而應注意的倒是祥子對農村生活的並無眷戀之意,就是在城裡遭受人生的極大挫折時也不想再回農村。
半殖民地社會使祥子離開了親人熱土,浪跡城市,憑藉體力過活,「凡是以賣力氣就能吃飯的事,他幾乎全作過了」。但在他身上,仍有著中國農民不可磨滅的影子。所以最後,他才用農民的眼光看中了可以不斷地給他產生饅頭和烙餅的拉洋車這一「寶地」。迷信自己的體魄,使他俯下腰來賣傻力氣,所以當他以駱駝的姿態奔跑在北平的街頭巷尾時,他是認為天無絕人之路的。
但是,祥子在都市中拉洋車,勞動力與貨幣的交換是直接進行的,往往有「多於希望的報酬」,這樣他那憨厚純樸的性格變得複雜了。譬如他的「手不拾閒」,既表現了他的勤勞,又是向鄙視他的環境顯示他的頑強存在,同時也是為了多掙些錢,勞動行為商業化了。 所以祥子的節衣縮食、自摳自地攢錢,並「覺得用力拉車去掙口飯吃,是天下最有骨氣的事」等等的背後,有這樣一個動機:「照這樣下去幹」,「也可以開車廠子了」!顯而易見,作為個體農民,在農村的破產對於祥子僅失去了土地和生活的條件,並沒有丟棄小生產的思想。
而且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城市裡,由於能「自由」出賣勞動力,使得祥子謀生的思想混雜著謀利的奢望,「他只關心他的車」,他心中只有他自己。頑強地活下去本來是祥子思想最積極的部分,但由此卻潛伏著悲劇的種子。作家無疑是同情祥子的,但正因為如此,小說著力從祥子對待生活的複雜感受來寫這個人力車夫的精神世界,不由於作者的傾向而美化人物。
從小說對祥子言行複雜性的反映,使我們更清楚地看到社會的烙印、人與人的互相制約所顯示的時代面貌和勞動人民的苦難。祥子的這件事令人深思:他曾拉過一次包月,有人勸他把工錢存入郵局,「他覺得這不是個騙局,也得是騙局」,「錢這個東西像戒指,總是在自己手上好」。如履薄冰的日子,逼得祥子只相信自己,他不思索自己為什麼越來越窮,為什麼由農村流落到城市中掙扎,而是擔驚受怕自己的現狀變得更壞。
他把命運維繫在車上,車比人貴重,錢又能買車,錢更成了命根子。勞動的被剝削,因他自己拚命攢錢而認不清了;人的價值,在祥子看來微不足道。在半殖民地的都市底層漂泊,祥子僅剩下雙手,但又未參加工業生產,對周圍的一切置若罔聞,正表明他用農村的閉鎖自守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對待人與人的關係,即使「在新的環境裡還能保持著舊的習慣」。這「舊的習慣」,決非僅是祥子在城裡繼續保持著他那充滿泥土氣味的醇厚和質樸,而是越來越散發出一種小市民的氣息。
當農民時,他把土地看得比命還貴重;做車夫,他把買上車作為「志願,希望,甚至是宗教」。他認為,不拉上自己的車,「簡直是白活」。「祥子不想別人,不管別人」,拉車的窮哥們悲慘境遇被他一心買車的願望所遮掩。有時眼裡看到了,但心上沒見。一個人的品質最能在逆境中顯現出來,固執地遵循傳統的老例,使祥子在追求屢遭夭折之後,惡性地發展了自身的優越條件。他認為「同是在地獄裡,可是層次不同」,他開始用身軀,排擠苦難的弟兄了。
過去,他不肯搶別人的買賣,特別是對老弱殘兵,現在「他不管這個了,他只看見錢,多一個是一個」,他拼命顯示自己駱駝般的體魄,卻丟掉了駱駝的品質和心胸。保守的思想,驅使祥子「像一隻餓瘋的野獸」一樣去個人奮鬥;而個人奮鬥,又使祥子「只想著自己的錢與將來的成功」。悲悽的破產農民的生活,他忘卻了;劉四之流對車夫們的壓榨,他視而不見;階級壓迫,社會的水深火熱,他更是木然置之。不僅沒有在坎坷中有所覺悟,卻使出渾身的解數在幻想脫生中走著死亡之路。
祥子的悲劇就在於他自己加速著自己的消亡!這也正是當時社會的罪惡特徵。 作家不僅寫出祥了的悲劇,而且寫出了祥子的悲劇性格的發展。祥子一直在失敗中掙扎,但他的個人奮鬥思想使他認不清周圍環境的嚴峻,至多是問個「憑什麼」!當苦悶襲來,他想的是個人的「倒黴」,認為「整個的生命是一部委屈」。明明是社會泥潭把他淹沒,但祥子只恨嗆他的第一口濁水,把恩與仇全歸結在個別人的身上。
所以他把殘酷的階級對立,看作是虛無縹緲的「鬼影」。追求個人的發財成功,卻愈來愈認不清社會對自己的榨取。面對人生的十字路口,幾經磨難後,祥子內心的善良正直、熱心向上的道德力量慢慢地減退,而自私保守這些小生產者固有的弊病卻在他身上增強。祥子在生活實踐中不是清醒了,而是更加糊塗和愚昧。所以當祥子駱駝般的體魄不得不服從自然規律而衰老,曾被他怨恨的車廠主女兒虎妞成了他的妻子,祥子的視野主要是家庭生活的沉浮,過一天算一天。
買車,拉上自己的車的想法已成舊夢。此時他埋怨的只是自己了,歸罪自己曾有過善良的願望:「當初咱倒是強過呢,有一丁點好處沒有?」他似乎問住了自己,仿佛他於水深火熱中的掙扎失敗,是自己觸的黴頭。其實祥子「要強」的本身並沒有錯,是以進取的態度踏上在城裡謀生的徵途。但殊不知,他的體質、他的勞動及拼死拼活掙來的血汗錢,全是黑暗社會覬覦鯨吞的對象。
祥子囿於小生產者的意識,沒有也不會明白這一點,所以他對財神有朝一日會恩賜於他的渴求,使他趨向委瑣的意識。樸素的反抗不合理社會的鬥志被汙染了,不擇手段地過上像樣日子的思想滋生了。正如他搶別人的生意,而受同行嘲罵後的心理活動所表明的:「這樣的不要臉正是因為自己要強,想買上車,他可以原諒自己」。
所謂的「原諒」,是從他原有的好品質上倒退,他拋棄了勞動者的階級同情心等品德,自願沾染並增加著無業游民的於沉淪中的狡獪氣。因而當祥子奮鬥失敗屢遭不幸後,也不能正視現實,反而自暴自棄,這就必然走上喪失人格以混溫飽的苟活之路。
從祥子由「好強」到「苟活」的變化,小說鮮明地啟迪人們:依靠小生產的傳統信念,在災難深重的半封建中國掙扎,即使有超乎尋常的體力和不輕易氣餒的個人奮鬥精神,即使是在沒有土地羈絆而流入城市的情況下,依然走著悲劇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