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匿名的評論家在英國最新一期的《評論家》（
The Critic）雜誌上發表文章稱英文小說正在衰落。這位作者給出了三個原因：首先是作家都缺乏寫作技巧，即使讀過創意寫作班，50歲以下的作家即使連對話也寫不好。其次是整個出版市場變得十分勢力，文學性較強的小說被平庸之輩拒之門外。TA認為英國當代承襲的文學圖景看低了威廉·博伊德（William Boyd）這樣的作家。第三個原因是小說的人物不再為那些最普遍的道德問題所困擾，宗教話題也不會再成為小說的主題。「身份政治認同」代替了以前小說中嚴肅的普遍性問題。TA諷刺道：「現在小說主人公遇到的最棘手的道德問題只是』這周和誰睡』。」
這篇評論批評了《白牙》作者扎迪·史密斯，說她的對話特色只是會用斜體，還批評了《正常人》作者薩莉·魯尼，認為其小說中的對話充滿了嚴苛的教條主義。作者還為薩莉·魯尼感到可惜，她不到30歲就能寫出兩部有趣的小說，但接下來要花費10年的時間從評論者挖的陷阱中走出來，言外之意，大家並沒有給出中肯的評價，薩莉·魯尼受到了浮誇風尚的影響。
正因為扎迪·史密斯和薩莉·魯尼都是女性，這篇評論招來了女性專欄作家瑞安·露西·科斯萊特（Rhiannon Lucy Cosslett）的質疑，她從這篇評論中讀出了仇視女性作家的味道，總結出「這次是女性殺死了小說」的結論。她說自己已經讀過太多「小說的訃聞」，但好像小說的命比貓咪還要多一些。她認為這兩位女性作家打破了男性作家對女性的慣常思維，她們受到的不同尋常的歡迎程度招來了這些人的嫉妒。其次她反駁道，不是小說衰落了，而是現在的作家不按照以前公認的標準進行寫作了，寫作的道路本來就應該是多元的。
科斯萊特的態度要樂觀一些，她認為現在小說雖然處於「蒼白」的狀態，但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發展。「沒人希望男性白人作家滅亡，只希望他們能給其他性別或少數族裔作家留出些發展餘地。」
LGBT文學石牆暴動（The Stonewall Riots）已經過去51周年。在這51年間，LGBT群體為我們創造了更為民主和包容的世界。時至今日，LGBT文學已經成為當今世界文學一個主要而耀眼的門類。
LGBT文學可以追溯到古典時代。在二十世紀，E·M·福斯特、維吉尼亞·伍爾夫、瑞克裡芙·霍爾的作品中也都有同性內容，從那時起，同性就從文學的內部茁壯起來。伴隨著LGBT運動崛起的LGBT文學誕生了一大批傑出的作品，有戈爾·維達爾的《城市與柱石》、詹姆斯·鮑德溫的《喬萬尼的房間》、珍妮特·溫特森的《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安妮·普魯的《斷背山》、約翰·歐文的《一個人》等。
在今年年初，迪倫·託馬斯獎得主布萊恩·華盛頓，其得獎作品《羅特》（
Lot）中的很多短篇也是屬於LGBT文學範疇裡的。在最近幾十年，LGBT元素已經成為主流文學的一部分，它再也不需要搭載在徒有通俗甚至爛俗的元素之上了。文學已經不需要恐同（homophobia），甚至恐同是文學要譴責的對象，前段時候布克獎基金會副主席艾瑪·尼克爾森被作家們集體控訴就很能說明情況。
在6月「同志驕傲月」（Pride Month），美國兩項重要的LGBT文學獎，即三角文學獎（Triangel Award）、拉姆達文學獎（Lambda Literary Award）揭曉。三角文學獎由美國同志出版協會The Publishing Triangle設立，獎項分為LGBT虛構文學、非虛構文學、女同/男同詩作、跨性別文學等。今年是它的第32屆。拉姆達文學獎也有30餘年的歷史。
越南裔美籍詩人王奧深（Ocean Vuong）憑藉處女小說作《我們畢竟絢爛而死寂》（
On Earth We're Briefly Gorgeous）摘得三角文學獎虛構文學獎即Ferro-Grumley獎。本書由企鵝出版社出版，它在早先還摘得Goodreads的兩項大獎。王奧深出生在越南，其祖父是赴越作戰的美國兵，她的母親出生後就被送進了孤兒院。「一個美國兵幹了一個越南農姑。我媽就存在了。我就存在了。炸彈就沒有了=無家=沒有我。Yikes」，他在此前的詩歌中寫道。《我們畢竟絢爛而死寂》丈量的是主人公小狗和記憶檔案中的故鄉、神經質且不會說英語的母親、在菸草場的出櫃的距離。在這部融報告文學、移民文學和書信體小說為一體的作品中，他對母親說，我寫作以走近你媽媽，而每一個字母都落到比你更遠的位置。
《我們畢竟絢爛而死寂》王奧深畢業於紐約大學創意寫作系，目前在馬塞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負責一個MFA項目，他是2019年麥克阿瑟天才獎的授予人。他的處女詩集《有出口的夜空也有疤痕》（
Night Sky With Exit Wounds）獲得了T.S.艾略特獎，廣受讚譽。其詩歌特色主要是減弱元音的存在、連綴詞句。他的詩歌總是充滿停頓的痕跡，從他的朗讀中你很容易發現這一點。他的詩歌，或者說他的寫作涉及的是成長中的自我經驗，性、政治、寫作，有自白派特色，但更簡潔、更立體，不愧是安妮·卡森的學生。在一個訪談中，王奧深說自己最近在閱讀李立揚的詩歌，其處女詩集《玫瑰》展現了在邊緣中的瑰麗。
在驕傲遊行（Pride Parade）的第50周年，《紐約時報》請幾位LGBT作者講述他們自己對於Pride Parade和LGBT的看法。剛剛獲得普立茲獎的傑裡科·布朗告白了自己的同性戀史。他們在遊行中認識，之後對方選擇了成家生子，他記得他妻子得知此事後，兩人大打出手的局面。老套的愛情破產後，他探索在性愛之外的種種，他不斷回想起那些熱烈的遊行隊伍。他認為抗議是行得通的。託馬斯·佩奇·姆克貝（Thomas Page McBee），一位跨性別男性作家，認為驕傲是羞恥的反面。LGBT們在看不見的地方存在，但絕對不應被抹除。LGBT們也不需要用遊行來證明自己。
華語世界的LGBT文學可以追溯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其時，姜貴、白先勇、李昂等人都有重要的作品呈現。可是到了八九十年代，LGBT文學才成為一門顯學，在中國臺灣，酷兒文學也是在這個時期成為一個主流，這主要得益於其時的同志運動。在今日的臺灣文學中，酷兒文學已是蔚為大觀，邱妙津、郭強生、紀大偉、朱天文、洪凌、陳雪……2017年《聯合文學》就曾推出《清熱同志文學史》專號。
在《晚安巴比倫》中，紀大偉在語境上對酷兒和queer做出了區分，酷兒作為一個本土化的譯詞，它必須要鑲嵌於本土故事之中。在他看來，酷兒也不同於同志，同志追求身份認同，酷兒則懷疑身份認同，「所欲所為是四處亂竄的，很難以單種認同加以統一」。酷兒文學尋求的是身份的異變與表演，欲望的流動與多樣，因此酷兒文學和科幻、恐怖、性愛等元素都有交好。郭強生分享了類似的想法，他說：」同志二字對我來說，更像是一種迂迴的美學，它不斷向我揭露，身份是怎麼被建構出來的。同時，我認為同志是一個提供人喘息的空間……就時空上，《斷代》或許可以接上《孽子》……同志相愛的形式又是什麼？我們對於愛的認識從何而來？我必須說，主流對愛的界定是刪節版的，人們不會告訴你愛充滿扭曲、變形、黑暗。」
已和戀人成婚11年的陳雪對愛情似乎更為達觀。在答《聯合文學》的訪問中，她說：「我對著天地間所有的爪痕與豹尾複述，唯有跨越了人與物之間的惦念，才是語言所堪能觸及又無法留住的所在……距離彼時的許久之後，我赫然領悟，原來自己被指派為守護使的角色。我將創造且滋養某個無與倫比的生命：祂/牠既是貓兒，亦是人兒；此外，祂更是某種尚未想像得出境的事物——歷經許多百萬年，罕有無倫的交合方可能所綻放的事物。」
反種族主義風波隨著Black Lives Matter抗議活動的進行，出版商不得不面對各種壓力，同時族裔文學和反種族主義文學受到人們的廣泛關注。黑人作家和族裔作家們也紛紛在推特上的#publishing paid me#話題標籤下面，吐露自己的艱難和苦楚，他們相信自己在改變著歷史。詩歌基金會（Poetry Foundation）上周的遭遇似乎表明了某種轉向。然而，沸騰在網絡上的反而是千百種雜音。
為了抵抗這些雜音，J.K.羅琳、魯西迪、喬姆斯基、阿特伍德等150多位作家在《哈潑斯》上發布一封公開信，向公眾倡導公開辯論、言論自由和寬容。作家託馬斯·查特頓·威廉士（Thomas Chatterton Williams）說，川普是清銷員們的頭（Canceler in Chief），對他們的矯正不應喪失我們的規則。這些籤名者們有的是左翼，有的右翼，有的是白人，有的是猶太人，他們相信人類社會分享著一些基本的價值。他們抵抗著如今興盛而跋扈的「清銷文化」（cancel culture）。
文學經紀人雪妮絲·費舍爾（Cherise Fisher）稱上世紀九十年代是黑人文學的輝煌時期，但後來出版社就失去了願意大批採購黑人文學的零售點。書籍的出版仍然是一個關乎市場的事情，投資、讀者，這些都不是想像中的事情。作為一個黑人，或者一個現代的、進步的「超級黑人」，她仍然無法免於黑人讀者群的想像和數據現實。
在風波中，2019年布克獎獲獎小說《女孩、女人、他者》（
Girl, Woman, Other）登上英國小說暢銷榜榜首——隨後它也被授予了英國圖書獎。作者伯納德·埃瓦裡斯託（Bernardine Evaristo）是奈及利亞移民和英國白人女教師的第四個孩子。《女孩、女人、他者》充滿政治意味，它探討了英國黑人女性的狀況。她希望可以拓展人們對英國黑人女性的想像。書中有些女性出身底層憑藉自己的努力實現了階層躍遷。
《女孩、女人、他者》不得不說，桑戈爾們所定義的黑人性（blackness）在今日已經有了不同的意味了。
少數族裔作家們的出版困境和稿酬低下是一方面，他們所取得的成績又是另一方面。在小說世界，傑斯明·沃德（Jesmyn Ward）的《拾骨》（
Salvage the Bones）、《歌唱，不朽地歌唱》（
Sing, Unburied, Sing）獲得了2011、2017年的美國國家圖書獎；科爾森·懷特黑德的《地下鐵道》獲得2016年的美國國家圖書獎。基蘭·德塞（Kiran Desai）的《繼承失落的人》獲得2006年的布克獎；馬龍·詹姆斯的《七殺簡史》獲得2015年的布克獎。還有查迪·史密斯、奇瑪曼達·恩戈茲·阿迪契……
在詩歌世界，自從羅傑·羅賓遜（Roger Robinson）的《移動天堂》（
A Portable Paradise）獲得了T.S.艾略特獎和英國皇家文學學會翁達傑獎之後，詩人們對黑人文學或少數族裔文學就開始有著更多的期待和憧憬。羅賓遜是千里達及托巴哥人的後裔，他的少年時代在故鄉度過。如今他在倫敦做了很多詩歌工作坊和實驗室。
詩人林頓·奎西·詹森（Linton Kwesi Johnson）和迪倫·託馬斯獎獲得者詩人凱尤·欽貢伊（Kayo Chingonyi）都是羅賓遜的擁躉。林頓提及傑恩·科特斯（Jayne Cortez）的政治詩歌《就在這裡》，它是這樣的結尾的，「如果我們不鬥爭/如果我們不堅持/如果我們不組織和聯合/找到權力來主宰我們的生命/那麼我們就會帶上/受囚的猙獰表情/卑下的風格化表情/自殺者的古怪表情/恐懼的非人性表情/壓抑的腐敗的表情/永遠永遠永遠/就在這裡」。凱尤認為詩歌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神秘的能力，沒有它社會就會僵死一團。
他們的詩歌有點類似於「表演詩歌」（Performance Poetry），它是即興的、批判性的、觀念分享的、社群共治的，總之是很符合現時代的詩之正義的。在最近幾年，專門為黑人或少數族裔設立的詩歌獎也多了起來，伯納德·埃瓦裡斯託就設立了布魯內爾國際非洲詩歌獎（Brunel International African Poetry Prize）。
新作幾種蘇珊·豪（Susan Howe）的新作《和諧》（
Concordance）仍然是鮮活的「語言派詩歌」（Language Poetry）著作。蘇珊·豪的母親是都柏林人、葉芝的學生、阿貝劇院的演員。蘇珊出生於1937年，一個打字機時代，如今看來已是古老而笨重的打字機伴隨她的一生，也滲透到她的詩歌寫作中。她在青年時期沒有進入學院和研究所裡的打算，但後來她還是被學校邀請去授課。她曾經去紐約學畫，這使得她的拼貼術相比於文字更接近繪畫。在理論上，她將自己歸屬為90年代的客觀主義者那一波，而非法國後現代主義理論家們。在系譜學上，她繼承的是龐德、威廉斯和克蘭的詩學，她將其碎片化和新媒介化，屬於安妮·卡森一代——儘管安妮·卡森要謹慎周全得多。她的詩歌在最低限度上沒有語法，文體優雅精巧，在最高限度上則逼近了藝術。目前，她所取得的最高榮譽是2017年的古根海姆獎學金和2018年的格裡芬詩歌獎。
《伊萬和伊萬娜奇幻而悲慘的生活》是瓜德羅普女作家瑪麗斯·孔戴的作品，它剛剛被理察·菲爾科克斯（Richard Philcox）譯介到英語世界。在這部作品裡，孔戴讓兩個雙胞胎完成從瓜德羅普、巴黎、馬裡再到巴黎的幾度遷徙，一股腦將當下社會面對的膚色問題、貧困問題、宗教問題、新舊殖民主義問題、種族主義問題、亂倫問題、恐怖主義問題、移民問題全都拋給了讀者。孔戴出生在加勒比海的瓜德羅普島，在父母的期望下，她去索邦大學就讀，畢業後去幾內亞等國做老師。她在1985年獲得富布萊特獎學金赴美留學，並在1995年至2005年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法語。她在40歲才發表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說，主要是因為她對自己的作品缺乏信心。她的作品的政治性極強。在訪談中，她對全球當下的問題持樂觀態度，她希望變革會在不久的未來發生，「這需要時間」。
《夜晚。睡眠。死亡。星星。》喬伊斯·卡羅爾·奧茨出版新作《夜晚。睡眠。死亡。星星。》（Night.Sleep.Death.The Stars.）。書的題目取自惠特曼的《一個晴朗的夜晚》，但它的內容卻沒有這麼輕快和浪漫。這是一個反種族主義的政治故事，和正在發生的喬治·弗洛伊德之死及其後續正相協調。通過這部喜劇性的小說，奧茨的訴求是很明確的，麥克拉倫家族所代表的美國種族主義和精英主義正在危害這個社會。沒有變革就不會有正義。「受害者幾乎都是有色人種，白人很少成為被攻擊的對象…… 」，奧茨寫道。奧茨的著作多達100多部，這讓她收穫了美國國家圖書獎、耶路撒冷獎等多種獎項，她在6月剛剛獲得了德爾杜卡世界獎。奧茨很寵愛她的貓，莉莉絲。
布麗特·班尼德（Brit Bennett）的作品《消失的那一半》也是探討種族主義的。它和《夜晚、睡眠、死亡和星星》的不同在於：它是從有色人種內部出發，它的背景往前置了一段時間，定在上世紀中葉。史黛拉和迪瑟蕾代表著非裔的兩種選擇，一種是混入白人社會，一種是在自己的社群內部。史黛拉將自己塗白的經歷，也是犧牲另一半自己的經歷，這也是書名的含義。布麗特在答《衛報》的採訪時說，她喜歡歷史和情感之間構成的張力。這部作品的改編權已被HBO購買，它的電視劇版本將在未來和觀眾見面。
馬華文學從金枝芒、蕭遙天、姚拓，到黃崖、潘雨桐、張景雲、溫祥英、王潤華、李永平，到溫瑞安、張貴興、方天，再到林幸謙、黃錦樹、陳大為、鍾怡雯、李天葆，再到歐陽文風、賀淑芳、林惠洲、胡金倫、黎紫書、方肯、梁靖芬、龔萬輝、張柏榗……馬來西亞華文文學構成了一個必要的文學共和國。
今年的聯合報文學大獎便由馬華作家張貴興的《猴杯》摘得。今年的評審團由王德威、向陽、呂正惠、周芬伶、張瑞芬、楊澤、駱以軍組成。張貴興對自己的身份認同不完全是馬來西亞人。他說：「來臺灣前，我是砂拉越的（第三代）華人……」，砂拉越是在1963年與諸國組成馬來西亞，在此之前，它短暫地充當著英國殖民地。1976年，張貴興赴臺灣求學，並在1982年拋棄自己的馬來西亞國籍。不過，他並不像李永平那樣否認自己是馬華作家。像婆羅洲的風候一樣，張貴興的寫作也充滿熱帶氣質，語言精緻、故事肥美，這在越來越大眾化、文學獎化、雜誌化的臺灣文學現場顯得很不合群。在一次採訪中，張貴興說自己要寫最後一部長篇，背景設在臺灣，以感念臺灣收留他這個一無所有的流浪漢。
在今年3月接受《上海書評》採訪時，黃錦樹也承認「無國籍的馬共成了無國籍的馬華文學的一個隱喻或是容器」。自馬來西亞建國後，馬華文學作為單一民族國家之下的少數族裔文學就定調了，史氏的反離散論在此是不恰當的。「在地化的文化政治實踐，在有國籍的馬華文學出現之後，就已經不再可能。」對於馬華文學來講，「中國性」是一個「幽靈」的存在。而上述一切歸根結底還是馬華文學的自我認同問題。它的再述、它的失落、它的抵抗都是當下華語文學中一個並不前沿、但就絕不落後的文學現場。
在大陸更為知名的黎紫書於5月出版了自己的新作《流俗地》，被王德威評價為「柳暗花明的寓言」，自是不錯。她在答《聯合文學》時說：「《流俗地》以西馬中部一個城市為背景，再以一幢位處鬧市的組屋為根基，寫一眾尋常百姓再普通不過的生活和他們的人生。……小說裡的人們並沒有在真正意義上參與政治，他們只是活在了時間和歷史裡。」盲女阿霞在混亂和骯髒中保持著謹慎的洞察，兀自發著不凡的光。她說：「我覺得我們這一代寫小說的人，對故事都失去一種該有的敬意，甚至多少表現得有點蔑視故事。」王德威在序言中寫道：「《流俗地》就是匹夫匹婦、似水流年的故事，但細心的讀者會發現，國族大義那類問題早就在穿衣吃飯、七情六慾間消磨殆盡，或者成為晦澀怪異的執念。……華人社會以內的世道人情再千迴百轉，其實是內耗的困局，華人社會以外的國家仿佛不在，卻又無所不在。」和他人不同，黎紫書在追求和解，她還抱著更大的希望。
跨性別作家簡·莫裡斯出版了自己的日記《哈利波特》的作者J.K.羅琳在網站（www.theickabog.com）免費連載她封存多年的作品《伊卡狛格》（
Ickabog），中文版也同步發布。羅琳的新聞可不是這部新作，而是作者在推特上的言論，她素來以直言著稱。
上月，羅琳在推特轉載devex文章，說「『會來月經的人』，我明明記得曾經有個詞是形容這些人的。誰來幫我想想。Wumben？Wimpund？還是Woomud？」該言論被認為有對跨性別者惡意歧視的嫌疑。和羅琳同屬一家文學經紀公司的四位作家，因該公司拒絕發表支持跨性別者權利的聲明，與之解約，作家們表示，「只有阻礙著弱代表（underrepresented）群體享有平等機會的結構性不平等被挑戰和改變時，言論自由才能存續。」這次的風波在早先時候已經有所展露。作為女權主義者的羅琳被視為是變排激女權分子（TERF）。
簡·莫裡斯面對公開指責，羅琳在推特上發布一篇長文，痛陳自己早年的性侵醜聞和婚姻創傷往事。的確，從政治意義上講，羅琳是一個反平等主義者，或許還是一位反民主者。不過，羅琳強調的不是社會性別（gender），而是生理性別（sex），且她認為sex是優先於gender的。她說：「如果生理性別不存在，也就沒有什麼同性相吸。……我理解並尊重跨性別者，但是抹殺生理性別的概念會讓很多人不能有意義地討論他們的生活。」她設想跨性別男性是生活在一個充滿偏見和暴力的「單性空間」（single-sex space）而不得不選擇了跨性別。
《再思再想》中國讀者最熟悉的跨性別者或許是簡·莫裡斯，她以旅行文學著稱。1972年，有了四個兒女的她將自己的「James」改成了「Jan」。在她晚年的作品《她他》（
Conundrum）中，她說自己是在母親的西貝柳斯的氛圍中，明白了自己長錯了身子。她寫道，「我相信錯生性別的衝動……遠不止是一種社會性衝動，還是生物性的、想像性的，尤其在本質上是精神性的。……從童年的宗教性幻想中汲取了一種信念，即達到完美境界的最合乎人情的捷徑是在婦女中的佼佼者身上——尤其在剛過絕經期的善良、聰明、健康的婦女身上。她們已擺脫了性機能的束縛，其他方面依然富於創造力，對於愛和情慾仍非木石，經驗適度，全無野心而不失抱負。無論哪國，無論哪個人種，整個而言這個範圍內的人是我最仰慕的：我得意的是，哪怕只是在後列，哪怕只在側翼，我現在總算跨進了她們的行列。」在今年早些時候，簡·莫裡斯出版了自己最近幾年的日記，《再思再想》（
Think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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