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興慧文並攝 《 中國青年報 》（ 2013年11月01日 12 版）
聖母教堂鐘樓
布魯日鐘樓
聖安德魯修道院
布魯日運河風景
布魯日集市廣場
2008年，英國人拍了一部電影，叫《In Bruges》。如直譯成中文，應該是《在布魯日》。但有選詞比較文學的人，將它意譯成了《殺手無假日》。兩者一對照，不難發現後者更迷人，譯者很可能是一位「標題黨黨員」。
別看電影的英文名字不太招人，但其商業味兒濃烈的宣傳海報卻十分雷人：先殺人，再觀景。這是商人賺錢的獨特之處，既概括了電影內容，又刺激了民眾掏錢走進電影院的欲望。的確，電影講述的就是「兩位殺手在英國倫敦殺了人，然後躲到比利時布魯日觀賞風景」的故事。
布魯日是比利時西北部的一座小城市，離北海14公裡，跨過英吉利海峽就到達倫敦了。布魯日的荷蘭語名稱「Brugge」。所以，按音譯，也有譯成「布呂赫」的，其英語和法語名稱寫法相同，都是「Bruges」。
布魯日建城時間大約是10世紀，但它的輝煌和繁榮卻是12世紀～15世紀的事。那時候，布魯日不僅自身是歐洲的紡織中心之一，而且還是歐洲著名的港口之一，轉口貿易十分發達。貿易和經濟上的繁榮也給當地文化和藝術帶來了勃勃生機。
Brugge是橋的意思，由此可以想像，布魯日的橋肯定少不了，共有50多座。有橋就有水，縱橫交錯四通八達的運河也是布魯日的亮點，因此素有「小威尼斯」之稱。如果看看電影《在布魯日》中殺手乘舟暢遊的情景，你或許會情不自禁地想到：「柔美的風光可以軟化殺手的鐵石心腸。」
布魯日至今仍保留著古老的城牆、城門、市政廳和教堂等鱗次櫛比的中世紀建築，說它是一座「活著的建築博物館」一點都不為過。就是因為這些古老別致的建築，布魯日市中心於2000年被列入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布魯日的聖母教堂（Onze-Lieve-Vrouwekerk）建於1089年，非常有名，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它的尖塔鐘樓高達120米，是全歐洲最高的；二是它保存著米開朗基羅創作的《聖母瑪利亞與聖嬰》雕像。這是真品，價值連城。
聖母教堂的鐘樓是最高的，但依我看卻不是最美的。要看最美的，要去幾百米開外的布魯日集市廣場。這座建於1240年、高83米的鐘樓，是布魯日的標誌性建築。如果不惜力氣，沿著366級臺階攀上鐘樓頂部，布魯日的景致會一覽無餘。在電影《在布魯日》中，這座鐘樓是不折不扣的「風景主角」，有關它的鏡頭出現了一次又一次。拿電影中一位遊客的話說：「這是必看景點。」
近年來，到布魯日觀光的華人遊客越來越多。但與其他遊客不同的是，他們除了觀看常規景點外，許多人還希望參觀一下一個與華人有關的去處——聖安德魯修道院（the Monastery of Sint-Andries）。因為，原中華民國國務總理、外交總長陸徵祥曾在這裡出家修行了20多年，而且死後也葬身於此。
然而對於我來說，最先將陸徵祥與比利時聯繫起來的，卻不是聖安德魯修道院，而是2009年拍攝的一部國產電影《我的1919》。影片是反映1919年巴黎和會題材的，內容很熱鬧，也很煽情，但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卻是一句話和一個人。一句話是影片主角顧維鈞說的：「中國不能失去山東，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個人則是以配角面貌出現的陸徵祥。
在巴黎和會上，陸徵祥是民國外交總長兼中國代表團團長。他給我的印象之所以深，不是因為他位高權重，而是因為他有個洋媳婦。需要說明的是，我這麼說，絕不是出於「低級趣味」，而是有感於民國的風氣開放。試設想一下：剛剛脫胎於大清國封建統治的中華民國，怎麼能接受一位娶了洋媳婦的外長呢？
這種現象能夠出現而且還能夠被接受，我認為最主要的功勞應歸屬慈禧太后。晚清時，慈禧是中國的最高統治者。如果沒有她的同意和支持，當年熱鬧非凡的洋務運動和預備立憲就不可能搞起來。正是這兩場史無前例的經濟政治思想變革使中國國門洞開，也使許多上層精英人士具備了國際視野和中西文化的交流情懷。在這種情況下，一些人娶洋媳婦也就見怪不怪了。
陸徵祥生於1871年，可以說是洋務運動的受益者。為了培養外語人才辦洋務，清政府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體上相當於今天的外交部）在北京和上海開辦了外語學校。北京的叫「同文館」，上海的叫「廣方言館」。陸徵祥在這兩所學校都學習過，主修的是法語。
1893年，年僅22歲的陸徵祥被選派到中國駐俄羅斯使館當翻譯。在那個年代，使館叫公使館，不叫大使館。自然，館領導也就是公使；那時，清廷也不是每個國家都派公使，而是一位公使負責好幾個國家。比如，當年的駐俄公使，其實是駐俄羅斯、德國、奧地利和荷蘭四國公使，但公使館設在俄羅斯首都聖彼得堡。當時，歐洲國家通行的外交語言是法語。所以，陸徵祥正好用上了所學專長。
當年，清朝的駐俄德奧荷四國公使名叫許景澄。這位許公使是晚清大儒，特別喜歡陸徵祥，許多重大會議或交際場合都要帶著陸徵祥出席。有一次，在一場交際舞會上，陸徵祥結識了一位比利時女子。這就是後來成了陸徵祥妻子的培德·博婓（Berthe Bovy）。培德是比利時駐俄公使的親戚，當時在聖彼得堡一家教會教法語。
1899年，陸徵祥和培德結了婚。陸徵祥的這樁婚姻，出奇之處不僅在於中國外交官討了外國女子做老婆，而且還在於兩者的年齡相差懸殊。培德生於1855年，比陸徵祥大16歲。結婚時，陸徵祥才28歲，培德則到了44歲「高齡」。
陸徵祥婚姻上是幸福的，政治上是複雜曲折的。民國初年，他曾先後8次出任外交總長、3次出任國務總理。其職務變換如此頻繁，不僅反映了個人命運的多變，也折射了民國初年的叢生亂象。
為了凸顯顧維鈞的機智勇敢，電影《我的1919》把陸徵祥描述成了一個性格懦弱的人。但實際情況卻是，陸徵祥十分有主見，辦事也很勇敢。從個人生活上講，作為一名外交官，當年就敢娶一位比他大10多歲的外國人做媳婦，即使拿21世紀的標準來看，也不能不承認他是一個勇敢的人。
從政治生活上看，1911年10月10日爆發辛亥革命後，在革命是否能成功、清朝是否會垮臺等問題還不十分清楚的情況下，作為清廷駐外公使的陸徵祥，便於1911年12月31日和1912年1月19日兩次聯合駐歐使節通電敦促溥儀遜位。這樣的舉動，不能不說陸徵祥有超人的政治勇氣和政治判斷力。
陸徵祥是民國初年的一位政治風雲人物。如果要高度簡約地概括他一生的話，我覺得可以歸結為「一次籤字」和「一次不籤字」。
「一次籤字」指的是1915年他代表民國政府與日本政府籤署了《二十一條》。這是陸徵祥背上「賣國賊」罵名的根源；「一次不籤名」是指1919年他領導的中國代表團拒絕在《凡爾賽合約》上簽字。這是有些人把他視為「英雄」的根源。
但在陸徵祥夫婦看來，這兩項「功過」並不能相抵。因此，陸徵祥夫婦一直為籤署《二十一條》而懺悔。1926年，培德因病去世。據說，她在留給丈夫的遺言中寫道：「子欣（陸徵祥字子欣），我的病大概沒希望了。親愛的，你平生一切都對得住我，只是一件，我認為最不光彩（指籤訂《二十一條》）；你做這件事，不僅對不起我，也對不起你的國家，還對不起上帝。我死之後，你最好到我從前學習的教堂去修行，也許能得到上帝的赦免，還有望死後上天堂。」
培德曾學習過的教堂就是聖安德魯修道院。這座修道院始建於1902年。準確地說，它並不是一座單一建築的教堂，而是由7座建築風格各異的教堂組合在一起的「教堂群」，所以荷蘭語稱之為「Zevenkerken（7座教堂）」。這座修道院屬於天主教本篤會，建立的目的是為本篤會培養傳教士。
聖安德魯修道院位於布魯日近郊，離市中心約9公裡。這裡綠樹蔥蔥，環境優雅，是個修心養性的好地方。1927年，陸徵祥在這裡正式出家做了一名修士；1929年，他立下「三絕」誓言，即絕財、絕色、絕意，決心終生修道。
1949年，中國歷史的上唯一一位「總理修道士」在比利時布魯日病逝，享年7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