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維坦按：著名的米爾格拉姆「電擊服從試驗」遭人詬病的主要原因，除了倫理層面上的，還在於其科學試驗的控制變數上：一旦需要的維持固定、不變動的條件難以實現，就很難保證試驗結果的準確性。但最近，一位認知神經科學家試圖用真的電擊來發現米爾格拉姆試驗中存在的漏洞。
話說回來，除了納粹執行命令屠殺猶太人，其實每個人或許都會遇到不情願（被迫）執行某件事情和行為的經歷（也明知到會給潛在的對象構成傷害）——那麼，下命令的人應該比被迫執行命令的人負更多的責任嗎？
文/Joshua Barajas
譯/Xaviera
校對/鳳梨
原文/www.scientificamerican.com
在防彈玻璃後受審的艾希曼：作為在猶太人大屠殺中執行「最終解決方案」的主要負責者，1962年5月31日夜間，艾希曼被處以絞刑。
1962年，大屠殺的組織者阿道夫·艾希曼最後一次努力爭取審判的寬大處理，他在一封信中寫到，他和其他低級別軍官「被迫服從，只是工具」，將成千上萬猶太人死亡的責任推給他的上級。這個「只是服從命令」的託辭在二戰後的紐倫堡審判中震驚四座，成為艾希曼庭審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點。
然而就在同一年，耶魯大學的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拉姆進行了一系列著名的實驗，這些實驗測試了「普通人」是否會遵從權威人物的命令傷害他人。令人震驚的是，結果表明每個人心裡都有陰暗的一面。
斯坦利·米爾格拉姆
米爾格拉姆的研究，解答了一個人會不會被迫做出可惡舉動的問題，但是最近（2016年2月18日）公布的新研究，則解釋了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結果。
「具體而言，服從指令而做出的行動，會使參與者對行動的後果產生一種距離感——以為後果並不是由他們自己造成的。」該研究的合著者派屈克·哈葛德在一封郵件中這樣寫到。他是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的一位認知神經科學家。
換句話說，當人們服從命令時，儘管犯下罪行的是他們自己，他們實際上還是沒有將之與自身聯繫起來。
這項發表在《當代生物學》上的研究，將這種距離感描述為，在人們遵從命令而行動的過程中，他們覺得更像是在做「被動的舉動而不是完全自發的舉動」。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和比利時布魯塞爾自由大學的研究人員通過調查強迫怎樣改變人們的「控制感」，而得出了這個結論。控制感是一種心理現象，指的是一個人對於自身行動所造成的某些外部結果的意識感覺。
米爾格拉姆「服從電擊試驗」的部分過程截圖
簡單地說，哈葛德將這種現象描述為撥動一個開關（行動）來打開一個燈（外部結果）。行動和結果是典型的同時發生的事件。然而通過這兩個實驗，哈葛德和其他研究人員表明，在行動和結果之間人們感覺經過了很長的一段間隔，雖然之後的結果令人不快。就好像你撥動了開關，但是延遲了一兩拍的時間燈才亮。
「這種（斷線）顯示出控制感的減弱，好像參與者被強迫做出的行動令人感覺更加被動了。」哈葛德說。
哈葛德小組的研究與米爾格拉姆的經典研究不同，他們引入了一個令人震驚卻被米爾格拉姆忽略了的要素——實際的電擊。米爾格拉姆當時是假裝將電壓提高為450伏特。而哈葛德說，他們用了「適度疼痛但可容忍的電擊」。
2015年，導演米歇爾·阿米瑞亞德將米爾格拉姆的實驗改編成電影《實驗者》
根據米爾格拉姆的實驗，他的志願者們被分為「老師」和「學生」。在「老師」中，65%的志願者願意（有時不太情願）按下按鈕，將高至450伏特的電壓施加到一個素未謀面的陌生人身上，「學生」則待在另一個房間。儘管能聽到這個陌生人的懇求聲，包括聽到他說自己有心臟病，米爾格拉姆的研究表明他的志願者們聽到命令後，仍然繼續電擊著「學生」。當然，參與者們都沒有真的被電擊。
電擊試驗示意圖
「米爾格拉姆的研究建立在欺騙之上：參與者們收到管理員的指示，對一個演員實施『劇烈的電擊』，但後者其實只是假裝被電擊，」哈葛德說，「很難弄清參與者們在這樣的情況下是否真的被騙到了。」
這是斯坦利·米爾格拉姆「服從實驗」的視頻（1962年5月）：
21世紀初，耶魯大學收到米爾格拉姆的大量文件，其他的心理學家在更仔細地篩選了這些筆記後，都對此持批判態度。
吉娜·佩裡在《電擊：臭名昭著的米爾格拉姆心理實驗中不可告人的秘密》中，洋洋灑灑地批判了該實驗的方法中的一連串問題。佩裡說，米爾格拉姆對實驗的控制遠不如最初的想法，引入的變量也誇大了實驗數據。
哈葛德稱他們小組的研究更加公開透明。在第一個實驗裡，他將參與者分為「代理人」和「受害者」，他們輪流向對方施加溫和的電擊，或是給予罰款。在某些情況下，第三人——「實驗員」——坐在房間裡給出是否造成傷害的指令。其他情況下，實驗員會看向別處，讓代理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
在這個測試中，「代理人」按照實驗人員的指令或自己的意願，可以對「受害者」實施電擊或罰款。圖片：卡斯帕爾等人提供，由《當代生物學》（2016）刊登
那麼結果怎樣呢？研究人員測試出人們在受到強制的情況下，行動和結果之間的知覺時間有一個「小卻顯著」的延長。也就是說，當人們「服從命令」而做出行動時，他們對行動和結果的控制感沒有像自己做決定時那麼強。
在這個測試中，「代理人」沒有被權威人物警惕的目光所注視。他們可以自由地對「受害者」實施電擊或者罰款。圖片：卡斯帕爾等人提供，由《當代生物學》（2016）刊登
在第二個實驗裡，該小組探究了控制感的缺失是否也能在研究對象的大腦活動中表現出來。之前的研究已經發現，當人們被迫接受命令時，大腦活動會受到抑制。
因此像之前一樣，受試者們需要選擇是否電擊別人，無論是被強制還是根據自己的意願，但是現在他們在做選擇時能聽到一個聲音。這個聲音能引起大腦反應，這種反應能通過腦電圖測量出來。
哈葛德的小組根據大腦對這個聲音的響應發現，人在受到強迫時，大腦活動實際上被抑制了。他們在第二個實驗中還使用了問卷調查，以對志願者們做出更明確的判斷，分析為什麼志願者們會說奉命行事時覺得自己的責任比自由行事時小。
哈葛德說，他們小組的調查結果不是為紐倫堡審判中納粹的辯護正名，任何聲稱自己「只是遵從命令」的人都應當受到質疑。
但是，「我們的研究的確顯示，他的辯護也許潛在地與他當時做出行動的感受相一致，」哈葛德說。
「如果人們奉命行事的確會減少對此的責任感，那麼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一點，這真的很重要。首先，下命令的人也許應該比被迫執行命令的人負更多的責任，」他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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