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份《關於吉林大學出版社〈中國繪畫的藝術探究〉抄襲中國國家畫院副院長張江舟〈思與境偕〉第一章「當代中國畫創作現狀」的情況說明》呈現在本報記者面前。
【編者按】近日，一份《關於吉林大學出版社〈中國繪畫的藝術探究〉抄襲中國國家畫院副院長張江舟〈思與境偕〉第一章「當代中國畫創作現狀」的情況說明》呈現在本報記者面前。據了解，南昌工程學院人文與藝術學院副院長李平於2015年出版的《中國繪畫的藝術探究》（吉林大學出版社，ISBN 978-7-5677-3735-8）第八章第一節「當代中國畫創作現狀的分類與辨析」（P142-P151），全文剽竊抄襲張江舟於2010年出版的專著《思與境偕》（江西美術出版社，ISBN 978-7-80749-852-0）第一章「當代中國畫創作現狀」的內容，抄襲逾萬字，且「一字未改」。其實，近年來關於「學術抄襲」的事件屢屢見諸報端，從曾經的博導王銘銘到今天的副院長李平，抄襲事件中不乏著名教授、學科帶頭人甚至院校領導，緣何如此？難道這僅僅是學術不端？或許不僅於此，正如某設計領域專家所言：「一位優秀的藝術設計師為何只能以專著、論文進行職稱的評聘，難道一件優秀的設計作品不行？」這其實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高校的職稱評定、職位晉升等制度方面的不完善、不健全問題。為此，本期時評以「學術抄襲為何屢禁不止？」為話題，邀請相關專家展開討論。
學術抄襲從主觀上來看，是利益驅動學術的後續效應。不難發現，中國高校的學者一旦成名，各種榮譽便紛至沓來，行政部門也樂意錦上添花，財富和地位便穩定下來，即使被人發現學術不端，也是「輕舟已過萬重山」，當下所爆料的學術抄襲或不端現象只能說是冰山一角。
一個人追求財富和榮譽沒有錯，錯的是採用不當的手段獲利。抄襲就是學術上徹頭徹尾的「盜竊」，盜竊來的學術文章，更成了浪費紙張、破壞學術風氣的垃圾，甚至誤導後世學人。但是，從學術抄襲現象的引爆來看，抄襲獲利者往往不只是學術失範，而是做事做人不斷失範後，才從內部爆出其醜，而且相關單位也是在「紙包不住火」的情況下才會處理當事者。本來，學術刊物只是一種交流渠道，但現在卻很難看到學術交流現象。上個世紀，學術刊物上常見到「與某某人商榷」之類的文章，這是正常的學術交流，而當下的刊物變成個人表達乃至表現的場所，缺少學術交流和批評文章，學術界失去了內部的爭鳴和論辯。因此，學術刊物逐步異化為學術產業鏈的終端。
大學是傳播知識和生產知識的地方，但是否該要求所有的教授都生產新的學術知識呢？如果以學術生產來作為教職的評定依據，那麼，研究員與教授的區別又何在？大學的教育對象從傳統的精英轉向大眾化的教學後，教師或教授該有什麼樣的評價方式呢？從上世紀知識壟斷時代，到現今的知識互聯時代，教師該有什麼樣的技能？擔當什麼樣的角色？如果這些問題不能得到解決，那麼舊人事制度就難以破除。如果教師或教授連起碼的誠信都沒有，如何為師？何以示範？一個學者，要麼具有學術能力，要麼具有技術能力，否則也就難以為師。
愛因斯坦曾說，提出一個問題往往比解決一個問題更為重要，因為解決一個問題也許只是數學或實驗上的技巧。那麼，我們的教育環境是否能培養提出問題的學生呢？學者都是從學生而來，如果學生教育就培育不了「發問」的種子，那麼，缺乏問題意識的學人如何成為有學問的學者？實際上，中國教育整體上存在「重學輕問」的教育問題。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考得從質疑開始，沒有質疑何來問題？只有有了質疑，才有可能落實到理性探究。質疑意識的培養沒有在中小學的教育中得到有效的重視，分數成為目標，而不是提出有質量的疑問和解決對策。不會找問題是當下教育的致命傷，打個難聽的比方，教育已經把學生變成了養雞場的雞，不會自己找食吃，教師提供糧食，學生負責吃。高中、本科、碩士、博士成為讀書流水線上的各個環節，大部分學生在讀研之前忙什麼呢？複習英語、背誦政治題，這樣的學生對學科問題會有多少思考呢？而前面兩項於當下是必備的學術研究能力嗎？所以，冷靜下來看，本末倒置的研究生選拔制度下的學生能有多少學科的問題意識呢？他們有多少時間用來思考學術問題呢？
一個課題，若沒有新的現象、新的角度或新的證據和技術路徑，就難以成為所謂的學科問題。而今只要搜索學術文獻系統，就不難發現，一些課題不斷重複地出現，其研究結果也大多雷同，毫無新意。毫無新意的課題論文不斷地重複做，最終的結果就是沒有新解，抄襲成了一些學人爭取利益的手段。究其根本，學術不是目標，職稱職務才是目標，為了飯碗不擇手段。
為何這麼多學術不端行為沒有被及時發現呢？一個因素是論文只是現有評價制度下不得已而為之的敷衍，另一個因素就是濫竽充數的利益動機，即使被舉報，其單位也未必順利並公允地作出處理。前者該糾正制度的問題，後者則是動機和利益的調查。
此外，能否建立敢作為的學術不端行為處理制度也是關鍵。當下的學術不端行為處理方式就是叫家長自個兒回去「打孩子」，但自己單位能下手處理那個盜竊作假的「孩子」嗎？參與處理的領導如果自身功夫不硬或護短，在處理學術不端上自然容易大事化小、息事寧人。這樣的方式符合了所有角色的利益，但是卻嚴重損害了公共利益。
學術問題不是思考就一定能解決的，如果沒有實踐的體會和感悟，思考就變成了臆想，如果固化了看問題的角度，思想就失去了新意和價值的發現。藝術領域的學術探討必然或基於現象和事件的觀察，或基於實踐中的方法困境，或基於教學中的問題發現，但是這種過程不是一個可安排、可計劃的理想學術過程。很多經驗性總結和技法創新，需要長期實踐的不斷探索才可能有所創造，學術上的三言兩語，需要半輩子的體悟。但是，這種內在的累積無法得到驗證和人事表格化的評價。一個管理做法就是粗暴的數據化管理，人的內心思考和行為可以數據化嗎？很多教育家和藝術家，他們的行為就是一種優劣的表徵，但是人事部門卻以一種逃避的方式來處理，把人的行為和心證等同於「物」的考量，那就是論文數，即使是按「物」來評價，更是簡化為以物的數量和刊物檔次來衡量，忘記了論文只是學術交流的方式之一。儘管政策上倡導雙師型，倡導不拘一格評價人才，但這樣的政策喊了十年之久，仍然沒有落實到操作層面的人事制度建設上。
如果不能區分「學」「術」的不同特徵，不能建立不同的評價審定模式，就只能造成學術不端的重現。思考從行政人事、學術評價、處理問責等方面建立合理的制度，才是減少學界不端亂象的關鍵。中國當下的學術不是「產能」過剩，而是「產量」過剩，忘記了「學術當為天下利」的初心，就淪為各種業績表現，而無關學術本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