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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悠久的歷史進程中，人們日常出行所使用的交通工具是一個時代的標誌。儘管我國擁有4000多年養驢的歷史，但對於驢的起源與馴化並非是本土化養殖結果如此簡單。據相關文獻調查，作為唯一一種在非洲東北部被馴化的大型動物，驢的馴化原因與其所生存的生態環境與區域狀態有著息息相關的聯繫。
我國對於驢最早記載的文獻可以追溯到西域有關的典籍，而驢的養殖業具有鮮明的區域性。隨著漢朝之後內陸同西域之間的文化交流與社會聯繫，驢開始遍布在社會的諸多領域，為人們的出行與社會實踐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相較於價格高昂的馬而言，為何驢卻能夠成為勞苦大眾最常見的勞作工具？其背後的原因值得深究。
驢在中國古代被廣泛應用的原因
1、產量豐富，能夠滿足市場需求
張騫的出使西域使得內陸地區與西域的社會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不論從商業領域或文化領域而言，這種文化交流的實踐活動都帶來不可估量的積極影響。作為當時西域人民出行主要的代步工具和社會生產工具，驢也帶著其特有的區域文化傳入內陸地區，日益被人們所知曉。唐朝時期對驢養殖業的重視，使得驢的養殖規模和遍布區域愈發擴大，也進一步促進驢種類的多樣化，其多樣化的呈現可以從體型和地域特徵上分辨。
儘管馬的養殖在中國異常盛行，但相較於驢而言，其總體數量一直處於較為平穩的狀態。由於戰亂的肆虐和社會的混亂，作為一種重要的軍事資源，馬始終對軍備領域的貢獻較為突出，也妨礙了馬資源的平民化，使得馬市場供不應求。譬如漢朝在初立之際，便面臨"天子不能具均駟，將相或乘牛車，馬一匹則百金"的窘境。由此不難看出戰爭對馬的培育和繁殖起到主導作用。儘管驢和馬同屬於馬科，但由於驢自身的速度和力量的匱乏，使得其很難在戰爭領域發揮極大的影響力。因此，為了滿足廣大民眾的生活需求與社會實踐的發展，驢的產量在中國一直處於攀升的狀態。
2、體質較強，作用多樣
儘管驢自身也擁有其缺陷性，但由於其優勢較為明顯。譬如在對驢的飼養方面，人們對它的生長情況無須花費大量精力進行關注，相反，由於驢雜食性的特點，使得自身免疫力較高，可以抵擋大多數疾病的侵襲與惡劣環境的迫害，所以生存能力極強。再者，由於最早馴化的驢是生活在土地日漸荒蕪水源極其稀缺的非洲大陸，因而就其自身生存能力而言，都已然經受自然和歷史的雙重考驗。
由於社會生產條件落後，古代勞苦大眾的生活都異常窘迫，而對於其他動植物的飼養並非如同現代一般擁有極大的精力與資源。在這種時代狀態下，驢自然能夠憑藉頑強的生命力和養殖方面的特性在人們的社會實踐中贏得一席之地。換言之，中國傳統牲畜中的羊牛雞都不乏這樣的原因。
驢對於人們生產實踐最為突出的貢獻表現在日常勞作與生產中。由於其自身能夠大量地承擔粗重繁雜工作，進而可以幫助勞苦大眾從勞累笨重的體力活動中得到解脫。譬如成語卸磨殺驢，其中的推磨變為中國古代小農經濟下的勞動社會實踐。除上述功能外，驢作為日常交通工具的功能也有據可循。譬如唐代所描繪的熱鬧景象"街衢人物頗眾，車輿合雜，朱紫繽紛，亦有乘馬者，亦有乘驢者，一似人間模樣"。從中不難窺探驢車的盛行。
3、形象低賤，價格便宜
相較於傳統的馬而言，驢在自身形象上的缺陷和外來物種的身份使得驢在傳入中國之時便難登大雅之堂，甚至在後續的社會中形成呆頭呆腦與愚笨的刻板印象。再者，由於驢無法應用到軍事領域進行作戰，因此上層管理者對這一物種的喜愛程度較低，甚至在歷史上也不乏有君王藉助驢這一西域奇畜來緩解自己的煩悶情緒或尋求刺激。譬如"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以為大樂。"藉助這番言辭記載，不難看出在封建時代下，驢自身的定格化形象已經成為了勞苦大眾乃至君王統治者嘲諷的對象，後來人們又將其等同於昏庸無道的代詞。
除了上述所言的人們的既定理念外，在文學藝術領域的作品中，對驢的藝術加工使得驢自身的形象得到進一步的惡化。甚至將驢和其他物種進行一定程度的比較，用於凸顯有才能的人和庸人之間的差別與溝壑。賈誼在其作品《吊屈原賦》中對驢的擬定，使得驢成為道德低下，手段卑劣，無恥小人的代稱。由於文學藝術作品的藝術加工，使得平民百姓對這樣的印象持一致贊同的態度。
由上述原因不難看出，驢之所以能夠成為小農經濟下勞苦大眾社會生產實踐的勞作工具有其因可循，也進一步彰顯驢對於社會生產實踐發揮不可估量的作用。
【參考文獻：《驢之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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