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十年,神經科學在生理、認知和疾病研究領域取得了很多激動人心的進展,但其在理論、技術和方法論方面也一直面臨著巨大挑戰。本期我們專訪了7位來自不同領域的神經科學家,從神經退行性疾病、語言、注意、大腦網絡、睡眠和成像技術等話題出發,探討他們對神經科學的擔憂,以及為什麼我們應該始終對神經科學的前景保持樂觀和期待。
李沉簡
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
請介紹一下您的研究方向。
李沉簡:我們實驗室主要運用分子生物學、遺傳學和行為科學的方法,通過建立轉基因小鼠和大鼠模型,研究神經系統退行性疾病(如帕金森症、亨廷頓舞蹈症和阿爾茨海默病等)的機理。並在此基礎上,研究治療方法和藥物。
把動物模型應用到人身上是否有效呢?
李沉簡:用動物模型研究疾病肯定是必須的,但是也有很多不足。醫學界有個笑話:我們在小鼠身上已經把腫瘤治癒1000遍了。判斷一個動物模型是否有效,我會有幾條標準:在DNA、激素、蛋白、細胞/亞細胞、環路、行為學和病理等水平上,是否都能夠複製人的病症和病理;同時,動物模型不應該有錯誤的或者和疾病不相干的形狀表型。如果能做到這些,動物模型就比較有參考意義,研究它的病理過程也就比較貼近現實。可惜的是,很多疾病模型只是在一個或數個水平上複製了一點性狀,達不到我前面提到的高標準。我們做的動物模型中相當一部分很不錯,所以被世界上很多實驗室和製藥公司接受了。
深度腦刺激(DBS)已經被用來治療帕金森症和癲癇等,它是否可以用在更多腦疾病上?
李沉簡:深度腦刺激的原理是,把一個電極埋到大腦某一區域,用電的方式去刺激。它最初被應用於帕金森症的治療,現在很多醫生和科學家都在研究用其治療心理疾病。深度腦刺激能比較快地應用於病灶相對比較集中的疾病,比如帕金森症。但如果病灶很離散,就麻煩了—電極要埋多少呢?
我們需要哪些技術突破,才能戰勝神經退行性疾病?
李沉簡:我們能夠治癒的疾病非常少,現在還沒有可以根除神經退行性疾病的治療方法。要實現這一點,我覺得有兩條是必須的:第一,對基礎科學的理解,即對神經生物學的理解;第二,造成疾病的因素紛繁複雜,而對於遺傳性疾病,CRISPR-Cas9這類基因編輯技術很重要,這一技術獲得了2020年諾貝爾化學獎。我的實驗室是中國最先採用CRISPR-Cas9方法的實驗室之一,我們目前研究根治亨廷頓舞蹈症用的就是基因編輯。我們現在能做到一次注射把90%的壞基因敲掉,並在小鼠實驗中取得了不錯的效果,但是要應用到人,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當下,我國面臨著非常嚴峻的老齡化趨勢,阿爾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症的患者人數也在增長。您認為政府和社會應採取哪些措施去應對這些疾病呢?
李沉簡:第一,各國都在鼓勵科學家進行基礎科學研究和醫學研究,我認為中國也要持續地予以支持,不能急功近利—美國各大藥廠已經花費2000億美元,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簡稱NIH)花費了幾百億美元用以研發治療阿爾茨海默病的藥物,但尚未成功一例。原創的東西的確是非常難的,但是它值得我們花力氣「死磕」。第二,在研究治療方法的同時,還要做社會經濟醫療。比如,現在還有很多大樓沒有殘疾人緩坡,對於一個帕金森症病人來說,殘疾人緩坡是能救命的設施。這是由社會的良知決定的,而不是科研和經濟。另外,在照顧患者方面,我認為社會也可以做很多事,比如近年來老年公寓、療養院等就發展得相當不錯。從醫療的角度來說,即使治不好病,也可以減緩症狀,施加關懷。醫學界有一句話:偶爾治癒,常常幫助,總是安慰(Cure sometimes, relief often, comfort always)。我覺得面對老齡化趨勢,一個正常社會中,除了政府,其實有些事是單位甚至個人就可以做起來的。我們應該擔負起各自的責任。
(採訪 _ 葉劍鋒 李逸雲 撰稿 _ 漁貓)
大衛·波佩爾(David Poeppel)
紐約大學心理學和神經科學教授
馬克斯·普朗克經驗美學研究所神經科學部主任
請介紹一下您的研究方向。
波佩爾:我對認知的不同方面都感興趣,主要研究語言和言語、音樂和聽覺。我們實驗室的工作重點是心理、行為或心理物理學實驗,會用到各種工具,但更多採用電生理方法,如腦電圖(EEG)和腦磁圖(MEG)。
您認為自己過去解決的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
波佩爾:不可否認,我們的很多想法、理論和模型幾乎都是錯的,大腦遠比我們的粗略估計複雜。認為自己是對的,是一種很天真的想法。我們最多只能希望,我們的模型和想法錯得很有意思,這個想法是值得思考的。我多年來一直在研究語言和言語處理過程,以及大腦是如何組構的。20年前,我和同事格雷戈裡·希科克(Gregory Hickok)開始認真研究語言功能方面的概念。我們發表了一系列有關「言語處理雙流模型」(the dual stream model of speech processing)的論文,獲得了很多關注,教科書上基本都會提到它。
可以解釋一下雙流模型嗎?
波佩爾:「雙流」的概念借鑑自視覺研究。簡單來說,當大腦識別言語時需要兩條通路—首先是「腹流」:這條通路從上顳葉出發,延伸到顳葉的其他區域,它負責將聲音信號處理為詞語的基本表徵,並建構言語的含義。然後是「背流」,它一直延伸到頂葉和額葉的位置,負責處理言語的發音。「背流」還包含部分運動系統,以便你能將話說出口。
您認為自己的工作會如何應用到社會和產業界?
波佩爾:首先要強調的是,不需要將應用強加於研究之上。研究最好的一點在於,它本身就是好的,是由好奇心驅動的。我不會為了應用而做研究,我更關心研究的結果。我的工作是由我對生理方面的興趣推動的,例如我們的模型是否能幫助診斷言語障礙、發育障礙?能否應用於AI和工程系統?其次,我工作的一個重要助益在於訓練年輕科學家,讓那些更聰明的年輕人貢獻出不同想法—對基本問題、工程問題和臨床問題的深刻思考。
您對年輕的神經科學家有什麼建議嗎?
波佩爾:如今你需要擁抱技術並努力積累技術技能,但我的建議是仔細閱讀舊文獻,閱讀這個領域內的奠基性文獻。例如,我要求實驗室的每個人都要讀大衛·馬爾(David Marr)的《視覺計算理論》(Vision)的第一部分。再就是閱讀哲學文本,比如傑瑞·福多(Jerry Fodor)的The Modularity of Mind(《心靈模塊性》)。此外,還需要嘗試閱讀20世紀50年代的行為學研究—不是行為主義,而是動物行為學的研究,例如諾貝爾生理學獎獲得者廷伯根和勞倫茲(Tinbergen & Lorenz)對本能的研究。為什麼要讀這些?這不僅因為他們對鴨子的分析很酷,更是因為他們思考和嘗試建構問題的方式,就像在做原型工程。
(採訪 _ 李枝蔚 子銘 撰稿 _ 杞人 陳隨)
馬蘇德·海珊(Masud Husain)
牛津大學神經病學和認知神經科學教授
牛津生物醫學研究中心神經系統疾病負責人
《大腦》(Brain )期刊主編
請介紹一下您的研究方向。
海珊:我在健康的人們身上研究神經科學,嘗試了解大腦如何把注意力聚焦在信息上並記住它們,人們怎樣被激勵,做事的動力又源自何處。我也想知道注意力、記憶和動機過程在神經疾病患者身上發生的變化。我很幸運既可以做基本的神經科學研究,又可以讓這些成果有臨床應用。
我們該如何理解注意力,以及只能短暫存儲信息的工作記憶?
海珊:我們或許覺得自己很聰明,可以吸收所有知識,但大腦的空間是有限的。感官系統獲取的信息,無論是視覺、聽覺還是觸覺,都在不停地輸入大腦,而我們對其中大多數信息都不感興趣,因為它們和生活沒有太大關係。所以,從很多信息裡選擇重要的信息很重要,但我們也需要儲存信息,並決定儲存哪些信息以及是否要長期儲存它們。例如做算數,我無須一直記住每個步驟,只要把結果放到長期記憶裡就好了。簡而言之,注意力和工作記憶是大腦信息的把關者,是它們在控制有多少信息被選擇,有多少信息需要被長期地記住。
注意力缺陷是特異性疾病,還是在很多疾病中共有的現象?
海珊:我認為這裡確實涉及一個重要問題,即研究人員觀察大腦的方式有時非常狹隘。研究病理的分子生物學家會說有很多種大腦疾病,而臨床醫生會說在多種疾病中都發現了注意力缺陷的問題。因此,我們有兩種關於大腦的思考方式:一種是基於還原論思想的機制研究,另一種是基於病人的臨床表型研究。我們需要在這兩個層次的解釋之間架起一座橋梁,去了解在注意力缺陷患者的大腦中是否有異常的連接通路和病理特徵。如果初步猜想這些連接通路和病理特徵會影響注意力缺陷,我們就應該接著去觀察多動症、阿爾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症是否也會影響這些連接通路,是否也會有這些病理特徵。許多不同的疾病都可能導致相同的表型,一種疾病也可以導致許多不同的表型,這取決於哪個腦系統、哪個連接通路受到這些病理的影響。
漠然是怎麼產生的?它否與注意力缺陷有關?
海珊:當我們提及漠然時,是在談論那些無法通過問題、注意力或記憶力以及所有其他原因來解釋其動力喪失的患者—那些在家裡什麼也不做的人。我們必須思考能激發正常行為的機制。我們此前懷疑,有些人的漠然是否源於無法產生行為選項,他們甚至想不到該怎麼辦。結果表明,至少在我們研究的患者中,這不是問題。然後我們開始思考,即使人們能夠生成行為選項,也必須能夠在這些選項之間選擇。在面臨不同選擇時,一定存在權衡某種行為的潛在回報與行為成本的機制。每個人都願意為獲得高回報而努力,但是我們發現很多患者不願為低報酬工作,多巴胺調節了低報酬的工作意願。如果我們給其更多的多巴胺類藥物,他們會發現獎勵的動機更多,也更願意為此付出努力。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機制性問題,即是否可以通過對大腦神經化學和動機迴路的了解,更改人們的動機。
您認為神經科學界面臨的最大問題和挑戰是什麼?
海珊:我認為最緊迫的挑戰可能是缺乏好的理論框架來理解認知功能。我們在生成大量實驗數據方面沒有問題,但缺乏好的理論,這些理論對這個領域的進展可能是很重要的。
(採訪 + 撰稿 _ 蘇怡汀 杞人)
蘭迪·麥金託什(Randy McIntosh)
多倫多大學心理學教授
貝克雷斯特中心羅特曼研究所所長
請介紹一下您的研究方向。
麥金託什:我們利用實驗數據(成像數據、生理數據)建立了一個計算機模擬平臺。這些數據被用來建立基於連接組的模型,可以幫我們理解正常工作的大腦,也可以用來檢視患者群體大腦的動態變化。了解如何調整模型中的參數來改善動態,或許能啟發一些治療幹預的手段。
將大腦模擬為神經網絡為什麼重要?
麥金託什:這是由幾件不同的事推動的。首先是腦成像研究的激增,其中最重要的技術突破之一就是我們如今能觀察到大腦的連接。大體上,我覺得人們漸漸意識到為了理解大腦的功能,就應該理解這些網絡以及它們是如何支持神經功能的。而問題在於,當我們開始研究大腦網絡時,並沒有已有的語言可以用來表達這種結構。因此我們引入了網絡科學的概念,其能將網絡描述得更直觀,讓我們能夠用一種全新的語言描述大腦。
您認為網絡神經科學中有哪些亟待解決的難題和挑戰?
麥金託什:最難的部分是將網絡的特性與認知或心理功能聯繫起來。我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隱含在大腦的神經網絡特徵中的另一屬性,即所謂的複雜系統或複雜適應性系統,並沒有得到廣泛討論。它們有十分特別的性質:第一,它們是動態的,隨時間變化而改變;第二,它們發生在不同尺度上,這意味著不同尺度的動態行為的整合才是系統正常運行的關鍵。因而,並沒有一個所謂的測量大腦活動的最佳尺度,當我們拘泥於一個單一的尺度時,往往錯失了很多其他東西。
您認為虛擬腦項目和網絡神經科學,會對我們理解神經退行性疾病有什麼幫助?
麥金託什:我們一直認為,可以通過研究疾病分子層面的原因來克服阿爾茨海默病,但現在我們知道,導致該病的原因不是單一的。即使有非常類似的臨床表現,導致臨床表現的原因也可能會千差萬別。所以,在痴呆症尤其是阿爾茨海默病的應用前景上,虛擬腦項目提供了一種衡量手段,以期能跨越不同尺度的研究,以及在疾病的臨床表現和對退化的反應等方面多融入一些個體差異。因為所謂的臨床表現,很大一部分是退化本身和個體應對這種變化的適應的結合,而這種適應能力可能與疾病的起源同樣重要。
您認為腦科學會如何幫助人類社會發展,換句話說,我們為什麼需
要腦科學?
麥金託什:最早強調這些的是以色列前總理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他在生命的最後階段奮力宣傳腦科學的重要性。腦科學是理解我們都一樣的一種方式,如果你理解了這一點,種族或社會經濟團體間的緊張對立會隨之消失。因為你會意識到這個人與我相同,不平等會是對自我的一種侮辱;你會意識到何以為人的東西就裝在我們的腦子裡,於我於你都是一樣的。
(採訪 + 撰稿 _ 卓涵)
徐 敏
中國科學院神經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神經環路與行為調控研究組組長
請介紹一下您的研究方向。
徐敏:用一句話概括我目前的研究內容,那就是:我們為什麼需要睡眠?我們需要弄清楚兩個最基本的科學問題:睡眠行為的主要功能是什麼?睡眠-覺醒周期是如何被調控的?我們希望通過回答這兩個問題能夠更深入地理解睡眠,最終為臨床上大量的睡眠相關疾病的診療,提供一些理論基礎和治療思路。
關於睡眠的生物學基礎,到目前為止都有哪些發現?
徐敏:雖然我們對上一問中的基本問題還沒有明確答案,但對睡眠行為的很多方面都已經有了比較深入的理解。比如,睡眠-覺醒周期調控的最基本特徵是睡眠穩態和生物節律調控。睡眠穩態是睡眠覺醒周期最重要的特徵,它描述了睡眠-覺醒之間的動態平衡,通俗地講,就是隨著覺醒時間的延長,睡眠壓力或者想睡覺的衝動會越來越高,而睡眠的過程也就是睡眠壓力釋放的過程。其間,一些代謝分子和細胞內的生化過程介導了覺醒期間睡眠壓力的升高。另外,大腦內特定腦區的活動參與了睡眠-覺醒周期的調控—有些腦區對於維持覺醒至關重要,還有些腦區對於睡眠的起始和維持很重要。而在睡眠過程中,大腦還非常活躍地在處理其他事情,比如細胞修復、記憶鞏固等。
這些發現能否幫助我們更深入地了解睡眠障礙?
徐敏:失眠等睡眠障礙在現代社會非常普遍。失眠人群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因為缺乏科學睡眠的基本知識,這也是為什麼我作為一名科研工作者,在研究睡眠問題的同時,也會利用各種機會參與睡眠科普活動。我希望通過我們在睡眠基礎研究方面的工作,加上睡眠科普方面的努力,能使更多人擁有更加高效、健康的睡眠。
您認為有哪些與大腦相關的比喻是不恰當或讓人誤解的?
徐敏:一個常見的不當比喻是「睡覺時大腦就關機了」。事實上,在睡眠過程中,大腦更像是「切換了工作模式」:在分子層面,許多與細胞修復相關的基因轉錄和蛋白合成在睡眠中都相對活躍,很可能是在修復一些覺醒期間積累的損傷;在細胞層面,睡眠中突觸結構被重塑,部分突觸連接被弱化從而刪除無用信息,保證次日的學習能力;在環路層面,睡眠中仍有許多腦區處於興奮狀態,甚至睡眠本身的維持也有賴於相關環路的正常工作。此外,大腦的「夜班工作內容」還包括:腦脊液流動以清除大腦代謝廢物,腦垂體前葉分泌生長激素,海馬神經元再現覺醒期海馬活動以鞏固記憶等。
您認為腦科學有哪些亟待解決的難題和挑戰?
徐敏:腦科學目前還處於起步階段,包括在神經系統的發育、各種行為的神經基礎、神經系統的疾病等問題上都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其中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大腦太複雜了,而我們目前的研究手段還相對不足。因此,亟待解決的難題之一就是研究工具的創新。比如,如何在高時空解析度上大規模記錄行為中的神經活動。
您如何看待如今研究中的方法論,尤其是您的研究領域?
徐敏:迄今為止,絕大多數睡眠或其他行為的神經基礎研究都基於這樣的思路:假定存在某個腦區或某些神經環路對於一個特定的行為是必須的。換句話說,我們似乎總是在下意識地尋找控制特定行為的中心。以睡眠為例,一方面我們發現很多腦區對睡眠都有調控作用,但還未發現抑制哪個腦區後睡眠行為就消失了;另一方面,我們藉助大規模神經記錄技術發現,即使是很簡單的行為也會引起全腦尺度上神經活動的改變。這些都表明,尋找負責特定行為的中心腦區的思路可能存在局限性。同時,單一行為可以引起大範圍腦活動改變的現象,也為我們理解神經系統帶來了新的挑戰:這些神經活動意味著什麼?大腦如何對這些行為編碼?我覺得這些都值得我們好好思考。
(採訪 _ 小節)
李 楠
麻省理工學院亞薩諾夫實驗室(Jasanoff Lab)助理研究員
德克薩斯大學西南醫學中心助理教授
請介紹一下您的研究方向。
李楠:我主要做功能磁共振成像中的分子功能成像,專注檢測神經遞質以及細胞和分子層面的全腦動態信號,來了解大腦的功能機理。我在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攻讀博士期間,跟臨床醫生研究人員合作很多,比如做中風病人的康復,用小動物實驗模型研究神經可塑性等。在麻省理工學院麥戈文腦科學研究所,我們團隊將最新的成像方法應用到認知方面的疾病研究中。在神經科學領域,我的背景比較特別—不是神經科學專業科班出身,我的生物醫學工程教育背景給了我多學科交叉的思維角度,以及工程類思維方式。
您最希望解決的一個神經科學問題是什麼?
李楠:我比較感興趣的是多巴胺相關的獎賞激勵系統,比如其在習慣性學習行為、成癮、帕金森症中的作用。多巴胺神經元很有趣,單個多巴胺神經元在下遊腦區,比如網紋體裡,有上千個神經突觸,這種信息的傳遞是廣播式的,但下遊信號的局部釋放卻不盡相同,而且有不同的時間和空間的動態。我希望能從神經遞質和神經環路的層面,更多地了解基於全腦的激勵系統如何運作。此外,多巴胺不僅影響人此刻的行為,也會影響之後的習慣。我對其在藥理層面的相關應用也很感興趣,即在分子層面上如何幹預上癮。
您對未來30年神經科學發展的期待或擔心是什麼?
李楠:我們很幸運,神經科學在新技術的推動下有了很多革命性的新發現。在這個領域做得久了,就會變成一個雜家,需要知道的東西非常多,也需要對新技術非常敏感,然後才能促進自己的實驗設計。我希望有更多年輕人加入對分子層面的功能磁共振成像技術研究中來,希望到二三十年後,它能夠成為大家認可的成熟的技術,而不是停留在目前小眾前沿的位置。
我擔心的是大家對技術的盲從,以及對自己真正要做的科學問題的茫然。我最近在看The Brain from Inside Out(《大腦由內向外》),這本書的作者尤裡·布扎基(György Buzsáki)也談到,現在的計算能力和數據採集能力都有突破,但我們缺少對核心腦科學問題的思考以及成熟的實驗假設和方案設計。做實驗不能只為了收集數據,用時髦的記錄方法或成像方法並不能保證有重大發現。這種「大數據,小見解」之於整個領域都是比較大的挑戰。
您認為神經科學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李楠:作為一位普通科研工作者和大腦愛好者,我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夠給同行以幫助和啟發。希望我們的研究能夠對神經性和精神性疾病的診斷和治療有所貢獻,也能讓大眾更客觀地了解大腦功能及相關疾病,減少對精神類疾病患者的誤解和歧視。我個人比較不認同將大腦獎賞激勵機制的研究應用到商業運作中去。
您會給準備進入神經科學領域的年輕人怎樣的建議?
李楠:首先,在本科階段學好數理化,基礎要紮實。其次,在研究興趣上應儘可能多涉足交叉學科。因為大腦並不只是一堆細胞,它的連接非常複雜,腦的不同層面是有關聯影響的,而且大腦和整個身體也並非彼此孤立。如果真的希望進入這個領域,應該去了解神經科學的發展史,或者讀一讀諾貝爾獎獲得者的經歷。最後,推薦一本入門書The Idea of the Brain (《大腦的構思》),以及一檔播客Brain Science with Ginger Campbell, MD(《腦科學》)。
(採訪 _ 曾童心)
井 淼
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
北京腦科學與類腦研究中心青年學者
請介紹一下您的研究方向。
井淼:攻讀博士期間,我主要在開發一種新的分子螢光探針,可以實時檢測大腦神經遞質變化(由於大腦本身的複雜性,不同細胞之間需要進行精細的信息交流以實現特定功能,而這種交流在大多數情況下依賴於神經遞質的釋放和接收)。這個探針是通過對神經遞質的受體進行改造,將其和一種特殊的螢光蛋白進行分子融合而實現的。當特定神經遞質濃度改變時,就可以激活神經遞質受體,從而牽扯螢光蛋白產生亮度變化,以便我們通過成像方法來進行實時的觀測。目前我們課題組還希望進一步應用這些探針解析生理或病理情況下神經遞質的功能,比如,在神經系統和免疫系統相互作用時,有哪些分子發揮了功能。
螢光探針能給腦科學研究帶來什麼突破?
井淼:探針可以在十分精細的尺度上記錄神經遞質的變化,在觀測到其特定變化後,就能進一步解析其功能和機理。腦科學的魅力就在於,有太多的重要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析。以神經遞質為例,它釋放以後能夠擴散多遠?某個神經遞質是否在不同腦區受到特異性的局部調控?在一個神經元中的不同神經遞質能否同時釋放,是否具有不同的調控?特定腦區或細胞的神經遞質釋放異常是否會導致疾病的某些症狀?我們期待應用探針可以為回答部分問題提供線索。
從您的研究經歷出發,您認為腦科學研究中最困難的是什麼?
井淼:這是一個高度交叉的學科,可能需要新的儀器和技術,精巧的實驗設計和動手能力,強大的數據分析和提取能力,以及從根本上理解大腦運作背後機制的模型和理論,以上只是一部分。最有趣也是最困難的,也許是需要涉獵廣泛的理論知識,與時俱進。大腦中有幾百億個神經元,形成萬億級別的突觸連接,且每個突觸都能在毫秒量級接收和處理信號;單單涉及突觸小泡與細胞膜的融合釋放這一步,就需要超過50個蛋白形成的複合物通過巧妙的分步反應實現。這種可以同時在宏觀和微觀進行研究的感覺是奇妙的。
從短期和長期來看,您最希望解決的腦科學問題是什麼?
井淼:我們目前在研究大腦損傷後如何通過不同細胞間的信息交流,來實現有效的損傷修復。在短期之內,我希望能夠解析大腦如何感受損傷以及起始修復,嘗試找到重要的分子靶點,為開發新的治療方法提供信息。從長期來講,我希望能夠找到一種方法可以定量化記錄神經元在特定時刻接收的所有信號輸入。大腦本身就像一個未解方程,如果我們能窮舉不同輸入,觀測它的輸出,就有可能逆推出大腦的一些編碼機理。
您認為大眾對腦科學存在哪些誤解或者需要了解的地方?
井淼:我覺得和大眾最相關的就是疾病和藥物。由於很多神經疾病的機理尚不清晰,大眾有可能會被一些非科學的聲音誤導。這是需要科學家和大眾共同努力的方面。此外,人們對一些精神疾病的觀點也需要改變。目前許多人都有壓力、焦慮甚至抑鬱等精神問題。傳統觀點可能認為這些都是矯情,但是在腦科學研究中,這些問題都是有對應的細胞和分子機理的,是客觀存在的變化。如果人們能正確認識精神疾病,並且用積極的態度進行幹預,就能夠極大程度地避免其進一步惡化。
(採訪 _ 嶽川)
(原載於《信睿周報》第4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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