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蘇振蘭 夏明星
2008年10月24日，一代名將蕭克上將在北京逝世，享年102歲。在經黨中央審核的「蕭克同志生平」中，有這麼一段話：「1954年11月，蕭克同志任國防部副部長，1955年4月，兼任解放軍訓練總監部副部長，負責全軍的教育與訓練。1957年11月，任訓練總監部部長。在1958年『反教條主義』運動中，蕭克同志遭到錯誤批判，並被解除職務。」的確，解放軍訓練總監部部長，是蕭克上將的重要軍職。這一軍職給他帶來過榮耀，也給他帶來過厄運。而今，這一段歷史已經得到公正的評價……
一、訓練總監部的成立與有影響的工作
1954年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決定：成立解放軍訓練總監部，統管全軍的軍事訓練和院校工作。1955年4月，以解放軍總參謀部軍訓和軍校管理部、軍事出版局為基礎，成立解放軍訓練總監部，與解放軍的總參謀部、武裝力量監察部、總政治部、總幹部部、總後勤部、總財務部、總軍械部一起，形成八總部的領導體制。在編制序列上，訓練總監部僅次於總參謀部，地位極其重要。中央軍委任命劉伯承為訓練總監部部長，由於他在南京軍事學院任院長兼政委，而且身體不好，便由葉劍英代理訓練總監部部長職務，副部長有蕭克、李達、周士第、彭紹輝、郭天民、張宗遜。訓練總監部下設6個二級部，部長都是由副部長兼任：李達任計劃和監察部部長、蕭克任陸軍戰鬥訓練部部長、張宗遜任軍事學院和學校部部長、彭紹輝任軍事科學和條令部部長、周士第任軍外訓練部部長、郭天民任軍事出版部部長。此外，還有體育訓練局、戰鬥訓練物質保障局等部門。一個部門任用這麼多高級將領，足見黨中央、中央軍委對軍事訓練工作的重視程度。
訓練總監部的成立，對全軍的訓練工作是個很大的推動。據蕭克回憶：「領導力量加強了，又充實了很多有軍事理論知識和工作經驗的幹部。以前送到軍事學院培訓的十幾名幹部，這時也回來了。工作範圍（主要是軍隊，還包括地方人民武裝）更加擴大，面展得更開了。由於葉劍英是中央軍委副主席，便於與各軍區和各軍、兵種協調，對組織合同演習等事情，比過去更順利了。」
在訓練總監部，蕭克除了繼續主管（陸軍）部隊訓練外，還分工負責總監部常務工作，協助葉劍英代部長處理一些日常事務。談起葉劍英對訓練總監部工作的指導，蕭克極其欽佩：
「葉帥抓訓練，是立足於現代戰爭的，他極力主張在全軍開展現代條件下的軍事訓練，指出，現代戰爭具有發起的突然性、戰況發展的迅速性、組織協同的複雜性等特點，人們就要根據這些特點組織訓練。在葉帥的建議下，軍委頒發了『在加強特種地形的訓練外，更要加強在原子武器條件下軍隊行動特點和軍隊夜間戰鬥的訓練』的方針。後來葉帥又親自主持制定了『在黨的建軍思想和人民解放軍固有素質及優良傳統的基礎上，繼續提高社會主義覺悟，掌握現代軍事技術，學會在現代——原子時代——條件下及複雜情況、複雜裝備條件下的諸軍種兵種合同作戰，以應付可能的突然事變，保衛社會主義建設』的訓練方針，這就使訓練方針的表述更加準確和完善，也使軍訓工作的指導思想更加明確。」
根據上述方針，訓練總監部重點抓了現代條件下合同作戰的演習。訓練總監部成立後不到一個月，就在北京陽坊地區連續組織了9次防化演習，全軍有3000多名團以上幹部來參觀學習，國防部長彭德懷也到現場觀演。
◆1955年，葉劍英給參加遼東半島軍事演習的軍以上幹部講話。
1955年9月，人民軍隊第一次評授軍銜，訓練總監部一時間擁有兩位開國元帥（部長劉伯承、代部長葉劍英）、六位開國上將（副部長蕭克、李達、周士第、彭紹輝、郭天民、張宗遜），一時間將星璀璨，「是八總部裡聲勢最浩大的」。
1955年11月，由葉劍英元帥親自擔任總導演，訓練總監部在遼東半島組織了一次空前規模的抗登陸演習，參加這次演習的有陸、海、空三軍指戰員4.8萬人。這是人民解放軍第一次組織的在使用原子、化學武器條件下抗登陸防禦演習。目的在於摸索現代戰爭條件下訓練和作戰經驗，用比較標準的動作，形象教育的方法來訓練指揮員和軍隊。在演習中蘇聯、朝鮮、越南、蒙古等國都派了軍事代表團來參觀，黨和國家領導人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等都到了現場。1956年，全軍都加強了在使用原子、化學武器條件下，軍隊行動特點的訓練，從而初步取得了現代條件下合同戰術訓練的經驗。
通過上述演習、訓練，豐富了我軍在現代條件下作戰的知識，取得了諸軍兵種合同戰術訓練的經驗，從而把我軍的訓練工作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1957年底，由於葉劍英忙於軍事科學院的籌建工作，由蕭克來接替他擔任訓練總監部部長和黨委書記。
二、在聯繫實際學習毛澤東著作、檢查工作中有無教條主義的問題時，訓練總監部內部爭論出現了
蕭克接手工作不久，一場突如其來的反「教條主義」運動開始了。
早在1956年2月，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蘇聯領導人尼基塔·赫魯雪夫批判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對約瑟夫·史達林的個人崇拜，破除了那種認為蘇聯、蘇共和史達林一貫正確的迷信，對黨中央、毛澤東震動很大，中央開始反思向蘇聯學習過程中有無教條主義傾向。同年6月，黨中央為紀念建黨35周年，向全國發出了《關於學習〈改造我們的學習〉等五個文件的通知》，號召學習《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學習與時局》等毛澤東著作，要求通過學習提高思想水平，克服主觀主義（指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特別是克服在學習外國經驗中的教條主義傾向。
訓練總監部在組織學習黨中央這個通知時，回顧了建國以來學習蘇軍經驗的情況，檢查了工作中有無教條主義的問題。蕭克回憶說，隨著學習的深入，對全軍的訓練工作，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認識：
「絕大多數同志認為，在向蘇軍學習過程中，存在某些不切實際、機械搬用和形式主義的毛病。比如，對蘇軍條令、制度中某些不適合我軍實際的東西，沒有加以選擇地套用。同時，也認為，我們是在一無所有的情況下學蘇聯的，因抗美援朝急於用，不抄不搬一部分也不大可能。因為那時我軍的武器裝備大部分是從蘇聯引進的，技術教材和戰術教材自己一時寫不出來，只能用他們的。這樣，必然帶來一些副作用。但總的看，建國6年來，軍訓工作成績是主要的，缺點錯誤只是前進中的支流，也是能很快糾正的。但也有少數同志認為，教條主義在軍隊訓練和教育系統已成為一種主要傾向，從訓練方針、訓練內容到訓練方法，都有嚴重的教條主義，已是方針、路線問題。」
訓練總監部副部長、軍事學院和學校部部長張宗遜上將，就是持後一種觀點的代表。在回憶錄裡，他回顧說：「訓練總監部開辦了讀書班，通過學習這五個文件，不少同志對前一段的工作進行了反思，認為我軍的訓練工作中，有生搬硬套蘇聯經驗的教條主義傾向。大家分析了蘇聯和中國國情不同之處，蘇聯軍隊和中國軍隊成長過程之中有不同的傳統，兩國軍隊的裝備水平也有很大差距，這些都決定了我們不能全套照搬蘇軍的制度，不能照抄照用蘇軍的理論。我通過學習和思考，覺得這些同志的意見是可取的，幾年來我軍的訓練工作雖然取得了很大成績，但由於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我們在學習蘇軍經驗時，未能很好地強調結合我國我軍的具體情況，採取有選擇地學習的態度。同時也認識到，之所以產生這種情況，主要是由於我們的經驗不足，因此，我們不宜偏重追究責任，而應該很好地吸取經驗教訓。當時，我提出幾點意見和部裡的其他幾位領導同志商量。」
張宗遜的「幾點意見」，其中之一是「戰略方針和訓練方針的關係」：1956年3月，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彭德懷重申了我軍必須堅持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具體內容包括：戰略上的防禦戰和戰役戰鬥上的進攻戰、戰略上的持久戰和戰役戰鬥上的速決戰、陣地戰和運動戰相結合等等。……戰略方針決定訓練方針，對原子武器的防護（包括攻防作戰）教育，無疑是對的，對高、中級幹部進行一些使用原子武器條件下的攻防作戰訓練也是需要的；但應該考慮到，要使我們的軍隊完全像蘇軍那樣在使用原子武器條件下作戰，短期內是達不到的。這不是蘇聯會不會給我們幾枚原子彈的問題，而是還須具備其他許多條件。如部隊機械化，制空權，通暢的運輸線，足夠的經常不斷的彈藥和裝備的補充，這些都不能只決定於外援。因此，我主張按「敵有我無」為背景進行戰術訓練，「敵有我無」訓練好了，到「敵有我有」時，問題比較好解決。
由張宗遜的「幾點意見」之一看來，他對葉劍英主持制定的「學會在現代——原子時代——條件下及複雜情況、複雜裝備條件下的諸軍種兵種合同作戰」的訓練方針，是有「意見」的。直到晚年，張宗遜還感慨：「這些認識的變化，在我來說有個學習漸進的過程，開始提『不走樣地學』等口號，沒有強調有選擇地學，對訓練工作產生了消極影響，助長了照搬照套，對於教條主義傾向的出現，我是有責任的，也是有教訓的。」事實上，張宗遜的觀點是有代表性的，蕭克回憶：「訓總內就有人對當時全軍正在執行的訓練方針提出了不同意見，他們認為在我軍的裝備還很落後的情況下，『要使我們的軍隊完全像蘇軍那樣在使用原子武器條件下作戰，短期內是達不到的』。有一位同志還說，『我沒看過你們搞的訓練計劃，但，我就是感覺到你們做的訓練計劃，內容多，時間少，消化不了。脫離我軍實際。我們的實際是有槍無彈，有車無路，有路無油。』『脫離這個實際，搞在原子武器條件下作戰訓練，就是教條主義。』有的同志還以質問的語氣說，『你們的原子彈在哪裡？！』沒有原子彈，就不應該實行『在原子武器條件下作戰訓練』的方針。」
三、「軍事學院是教條主義的大本營」、「訓練總監部是教條主義司令部」的論調相繼傳出
1956年9月，南京軍事學院在學習五個文件時，也產生了分歧。張宗遜回憶：「南京軍事學院在學習五個文件聯繫實際時，也出現了爭論，集中表現在戰役系學習的我軍一批高級幹部，在學習戰役法之後，認為我軍裝備還較落後，如果打起仗來，必須以劣勢對優勢，還得使用我們自己的傳統打法。大家還認為講戰例不能只講蘇德戰爭的十次打擊，還應該講我們解放戰爭後期的三大戰役等等，迫切地要求在戰役教學中做出適當的改革措施。」一部分學員對當時實行的「六個小時一貫制」的課業制度，和近似「三堂會審」的考試形式，反映強烈，認為這不符合中國人的生活習慣，太緊張，太嚴格，受不了。也有的學員給上級寫信，反映軍事學院「在教材方面，教學方法方面，對待我軍的經驗的態度方面以及其他方面」，都有教條主義傾向。在此情況下，作為南京軍事學院的直接主管部門首長，軍事學院和學校部部長張宗遜決定到南京調研。
◆劉伯承元帥（右）在1958年5月軍委擴大會議上受到錯誤批判。
1956年11月，張宗遜帶了一個工作組到南京，在軍事學院和總高級步兵學校開了若干次座談會。張宗遜回憶：「那時，劉帥依然在外地養病，因此沒有機會向他請示和聽取他的意見。通過這次調查研究，我寫了一份比較系統的報告，主要肯定了幾年來學習蘇軍的成績；同時指出學習中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把一些不適用於我軍的東西也學來了，並提出了一些改革的建議。這篇報告後來以文章形式摘要登在《解放軍報》上。」
工作組的報告，引起了中央軍委對學習蘇軍經驗的重視。1957年2月，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又帶了一個工作組到南京軍事學院調查。兩個月後，彭總給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寄去一份報告，對軍事學院的教學工作做了這樣的評價：
「……在過去幾年的教學中，存在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在教學中的教條主義相當嚴重。最主要的表現是教學內容和我國我軍當前的實際情況不相適應。在教材和作業選定中，對於我軍黨委集體領導和首長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制度，對於我軍的政治工作制度照顧少，多半是採用了一長制。」
「……從學院方面來說，在成立六年多之後，對於結合我國我軍的實際情況進行教學，仍然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特別是經過1956年9月全院學習五個整風文件，學院中的許多同志已經感到有反『教條主義』必要之後，而院黨委仍然徘徊、猶豫、拖延，未能下定決心，使黨委領導在教學工作上落後於客觀實際了。」
蕭克對報告表達了不同意見：「對那種認為教條主義是訓練和教學工作中主要傾向的觀點，是不同意的，特別是把軍事學院冠之以『教條主義大本營』的說法，不滿意。我認為，工作中有缺點、有錯誤，可以批評，可以糾正，但不能誇大事態。軍事學院在教學方面有生搬硬套的東西，但還不能說是在整個教學內容上都『與我國我軍的實際情況不相適應』。」
四、訓練總監部機關四級幹部會議批張宗遜激起千層浪
1958年春天，訓練總監部召開了機關四級幹部會議。這次會議是為了貫徹黨中央的「雙反」決定，開展反右傾保守、反貪汙浪費，同時反「教條主義」，會議由蕭克主持。在反貪汙浪費的問題上，大家的認識比較一致：訓練總監部對全軍的訓練經費精打細算，把能節約的都節約下來，共核減經費1200多萬元，這樣有利於國家經濟建設。討論到反右傾保守和反「教條主義」的問題時，大家對張宗遜的意見比較大。
這時，張宗遜已調到總參謀部擔任專職副總參謀長去了。考慮到大家對他的意見很多，蕭克等也想把前段的工作總結一下，就請示中央軍委秘書長黃克誠，要不要請張宗遜回來聽一聽？黃克誠明確表示，讓他回來，參加會議。
張宗遜回來後，大家無形中把矛頭指向了他。據張宗遜回憶：「於是我又奉命重回離別了三個月的訓總聽取批判，當時，我在組織上、行政上已同訓總無任何關係，既無權參與會議的領導，也無法獲得會外的任何信息，只能隻身坐在被告席上挨批。發言者的帽子不斷升級，從『保守主義』、『經驗主義』、『修正主義』到『反蘇』、『右派』等等。被點名批判的還有孫毅、彭施魯（在我兼任院校部部長時他們曾任副部長和處長）等幾個同志。」幾十年後蕭克將軍也坦言：「現在回過頭看，對他有意見轉達一下也就可以了，沒有必要把他請回來；請回來後，又不是和風細雨提意見，不利於解決黨內的不同意見。」
◆1959年2月18日，任中央軍委訓練總監部部長的蕭克在南京軍事學院典禮上發表講話。
然而，在四級幹部會議快要結束的時候，事情突然起了大變化。總政治部派了工作組來，他們一到就表態說，訓練總監部是搞「教條主義」的。會議風向急轉，反「教條主義」成了會議的主流。就在這時，蕭克接到了參加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的通知，訓練總監部的四級幹部會便暫時休會。這次軍委擴大會議，是中央成都會議提出召開的。會議開始時，並沒有把反對「教條主義」當作中心議題，因為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說：「軍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條，但建軍基本原則堅持了，還不能說是教條主義。」不過，那時北京的軍事機關中，反「教條主義」的空氣已經很濃了。
五、林彪主動介入，使中央軍委「確定以反『教條主義』為主題」
從5月22日，中央軍委擴大會開始，開了約兩個星期，反「教條主義」就成了會議的主題，這次擴大會開始時發的文件，所批評對象都是×××（當時被批評的人不點名，用×××表示三個字的名字，××兩個字的名字）。
最後，批判的矛頭也逐漸集中到蕭克和李達的身上。為什麼會發生這種變化？一年後的1959年8月，林彪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批判彭德懷時講的一段話，可以作為註解：「去年軍委擴大會議『反教條主義』的情況，我記得很清楚。訓總四級幹部會議開了個把月，這時候彭德懷同志究竟站在什麼立場上是很含糊的。在軍委擴大會議以前，彭德懷同志的態度也是不明確的。我剛回京時，有的同志找到我那裡去，無意中談到蕭克，說蕭克有『教條主義』傾向，我才開始接觸到這個問題，當時軍委擴大會議馬上要開，但並沒有確定以反『教條主義』為主題。我得到這個材料以後（指有人向他講了軍事學院和訓練總監部的問題），認為應該以這個為主題，軍委擴大會議應該有這個思想內容。把情況報告毛主席，毛主席認為應該開展這個鬥爭。會議是毛主席決定的，材料是×××提供的，這才有去年以『反教條主義』為中心的軍委擴大會議。」這時候，林彪已是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的主持人，而彭德懷則是批鬥的對象，這裡顯然有打擊對方，抬高自己的成份。不過，林的這番話卻無意中還了彭德懷的清白：「在軍委擴大會議以前，彭德懷同志的態度也是不明確的」，表明彭無意藉此機會整人；林「把情況報告毛主席，毛主席認為應該開展這個鬥爭」，這時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懷只是奉命行事。
6月9日，黃克誠傳達毛澤東的指示：主席對會議的決心很大，開不好，大家就不要走，並決定會議範圍擴大到師。6月20日，開全體大會，會議正式代表增加到1004人，還有列席的438人，會場移到中南海懷仁堂。「彭德懷在大會上講了話，他一開始就提出反『教條主義』鬥爭是『在建軍新階段中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並給我們扣上了『軍事教條主義』、『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建軍思想和戰略方針』的帽子。」（蕭克語）
6月23日、29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懷仁堂發表講話：「現在學校奇怪得很，中國革命戰爭經驗不講，專門講『十大打擊』，而我們幾十個打擊也有，卻不講。……不知道軍事學院、訓總到底有多少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列主義本來是行動的指南，而他們當作死條條來啃，馬克思、列寧的話，一定批評他們是教條主義。」當時，南京軍事學院在講戰役打擊時，把蘇聯衛國戰爭中反擊德國的「十大打擊」作為基本教材，所以毛澤東才有此不滿。「毛主席講話後，會議又升溫了，採取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方式，批判教條主義、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反黨宗派活動等。大會先後點了我、李達、陳伯鈞、宋時輪、粟裕、葉劍英、劉伯承的名。當時正在外地養病的劉伯承，帶病來京，一下火車就直接到會作檢討。因身體不好，特別眼病加重，眼壓很高，住進醫院。」（蕭克回憶）
鬥爭愈演愈烈，蕭克和李達等被打成「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代表人物」，並編造了「以蕭克為主帥，李達為副帥的反黨宗派集團」，說他們是「有計劃、有組織地向中央和軍委的正確路線猖狂進攻」。隨即，中央軍委撤銷了蕭克、李達在國防部和訓練總監部的一切職務。
直到1959年5月14日，黨中央批轉了總政治部《關於以蕭克同志為首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和反黨宗派活動》的報告，並以中央文件形式下發到團及地委，這場反「教條主義」運動才算結束。
六、反「教條主義」使訓練總監部被撤銷；歷史最終證明：反「教條主義」是錯誤的
1958年12月11日，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之後，決定撤銷訓練總監部，其所屬各部、局合編為軍事訓練、院校管理、軍事出版三個部，分別由李作鵬、郭天民、孫毅任部長，劃歸總參謀部建制，分工由張宗遜主管。幾十年後，作為這次事件主要人物的張宗遜上將，感慨地說：「訓總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先是批判我的經驗主義，接著又批判蕭克同志的教條主義，許多同志跟著表了態，甚至說了過頭話，互相傷了感情。後來撤銷訓總，編為三個部歸我主管，由於我的思想工作做得不細，不少同志心情不夠舒暢，成為後來特別是『文革』中折騰的原因之一。」
在這場運動中，蕭克、李達、郭天民等十幾人都被打成「反黨分子」，這些在訓練工作崗位上兢兢業業，辛勤工作，為建設正規化、現代化的革命軍隊作出了貢獻的同志，有的被撤職，有的降職降級，有的降職降級後被送地方安置。
由於反「教條主義」開了惡劣的先例，使全軍各級主管訓練工作和院校工作的幹部，大部分受到錯誤的批判；院校教員特別是教研室主任一級的幹部，因被指為「傳播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媒介」而調離院校，改行做其他工作或轉業處理。此舉「嚴重打擊了為部隊現代化建設刻苦工作的幹部的積極性，使他們長期心有餘悸，不敢抓軍事訓練，不敢抓院校工作，不敢學習外國經驗，不敢開展軍事學術研究活動，建國以後剛剛起步的全軍正規化、現代化建設受到嚴重挫折。這就是那次軍委擴大會議反對『教條主義』，開展所謂的兩條路線鬥爭的惡果。」
歷史畢竟有著自己不可更易的規律。一切被顛倒的真偽、善惡、是非，終將會恢復他們的本來面目。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實踐的檢驗，反「教條主義」運動越來越被證明是錯誤的。
真正解決這個問題，是在20世紀八十年代以後。1980年秋，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鄧小平明確地說：「那次反『教條主義』是錯誤的。」在全軍後勤部長座談會上，徐向前又說：「建國以後，辦了很多學校，有很大成績，但後來吃了兩個大虧，一個是反對正規化吃了虧，二個是『反教條主義』吃了虧。」
1986年10月16日，在劉伯承元帥追悼會上，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代表黨中央對反「教條主義」作了徹底否定，明確指出：「反『教條主義』是錯誤的。」
1987年1月27日，中央軍委《關於新時期軍隊政治工作的決定》指出：「從五十年代後期開始，我軍政治工作逐漸受到『左』的思想的影響，錯誤地開展反『教條主義』鬥爭和批判『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給我軍建設和政治工作造成很大的損害。」
1987年11月25日，總政治部和中央軍委紀律檢查委員會專門發了文件，為在1958年因所謂「教條主義」問題上受到錯誤處理的蕭克等同志徹底平反。總政治部對這些受錯誤批判及錯誤處理的同志作出「徹底平反」的決定，也是對他們在人民解放軍這段歷史中的貢獻作出了公正的認可。至此，1958年的反「教條主義」已成為了有公論的歷史，對這段歷史進行反思，是有很多深刻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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