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這段話的是民國才女林徽因,傾心於應州木塔的是梁思成,應縣最高等照相館是寶華齋,而寶華齋的主人是我的高祖父——高培華。
高祖父其人高祖父生於光緒十六年(1890年),卒於1962年,享年七十二歲。籍貫山西省祁縣谷戀村。谷戀村與喬家大院相距不遠。高氏是村中大姓,佔90%以上。谷戀村經商與耕讀傳統相結合,在商賈輩出的同時,也湧現出大量文人。我的高祖父家中兄弟姐妹九人,在男丁中排行老五。為謀求出路,他十三歲進京,在亨德利鐘錶店做學徒,十六歲出徒。之後走西口到內蒙古歸化城(今呼和浩特市),與當地人李大女結婚,育有兩子。長子高宗唐,次子高宗文。高宗文在十七歲時早逝。高祖父後在軍閥混戰中隨軍為軍官修表。1926年定居應縣直至去世。
高祖父喜愛讀書,生前經常翻閱梁啓超的《飲冰室全集》。軍閥混戰時期,他在北京做學徒時結識的好友高達,為躲避北平戰事,曾去應縣拜訪。高達帶了三大箱線裝書讓高祖父代為保管,之後去往渾源方向,杳無音信。「文革」期間,紅衛兵要把這些書付之一炬,當時還在讀小學二年級的父親,因看到高祖父生前喜歡《飲冰室全集》,就鬥膽把這套書藏起來。
《飲冰室全集》,封面有高達印章除了喜愛讀書,高祖父還會武功。功力多深已然不知,只能從幾件小事略窺一斑。祖父常說高祖父年輕時修補房頂不用梯子,縱身一躍,掰住簷角,一個後滾翻就上去了。當時從應縣步行去大同單程需要一天時間,說不定還會路遇匪徒,而高祖父去大同購進修表器材,經常手拎哨棒步行前往。日本人佔領應縣,給當地百姓照良民證時,不知緣何毆打我的祖父,年近五十的高祖父聞訊,提了木棒槌把三十歲左右的日本兵大打一頓,因而被拘押,後來通過日偽縣長王相,交了二百大洋保釋金才出獄。
修理鐘錶高祖父一生以修理鐘錶為主業,十六歲從亨德利鐘錶店出徒後在李蓮英的帶領下進宮為慈禧修理落地鍾。宮廷鐘錶外表華麗,機械精巧複雜,修理起來並非易事。年僅十六歲的高祖父能被派往紫禁城,可見他是學徒中的佼佼者,而他給慈禧修鍾也獲得認可,得到慈禧獎賞的三顆金豆豆。高祖父帶著這項技藝走西口、隨軍行、留應縣、傳子嗣。曾祖父成年後再次走西口到呼和浩特市,並在那裡的亨德利鐘錶店工作。而祖父在應縣 「高康富修表刻字」的招牌於2007年才取下。雖然我父親已不再從事這一行業,但對鐘錶卻有著流淌在血液裡的熱愛。家中收藏有國產北極星鍾、德國五音鍾、法國自由女神大理石座鐘、英國天文鐘、日本子午鍾、魚尾鍾……而德國方打鐘、美國圓頭座鐘和瑞士伯爵懷表則是我高祖父的傳世寶貝 。父親給這些鐘錶天天上弦,日日調對。打刻打點時,鐘錶齊鳴。
德國方打鐘與美國圓頭鍾高祖父修理鐘錶的手藝在晉北十幾個縣中首屈一指,很多人慕名前來。各種疑難雜症在他這裡均能得到解決。小時候見過我祖父修表,他的放大鏡一會兒夾進眼窩,一會兒眼眶一松又掉在手掌心。有的零件比芝麻還小,工作檯上大大小小的器皿和各種各樣的工具,每個都分得清清楚楚。修表的時候必須心無旁騖、耐得住性子。天熱的時候汗水會順著額頭掉進卡著放大鏡的眼睛裡,刺眼又難受。而高祖父那時的條件就更艱苦了,要步行去大同補貨不說,很多壞了的零件得自己打制磨平。
寶華齋幌子結緣梁思成除了修理鐘錶,我的高祖父還兼修話匣機械,即手搖唱片機。因有一定積蓄,還能結識富有的顧客,高祖父不惜重金購入一臺當時的新鮮玩意兒——德國產大畫幅相機,開了應縣唯一一家照相館。至今父親還保存著高祖父與他的大畫幅照相機的合影。
高祖父與大畫幅相機大畫幅相機十分笨重,不易搬動,拍攝時必須使用三腳架,對攝影師體力要求較高。使用這種相機時,攝影師需要在相機後面遮起一塊大黑布,然後在大黑布裡「暗箱操作」一番,等一切就緒後才按下快門。大畫幅的攝影,需要提前備課,做到心中有數。構思、布置、拍攝、衝洗,每一步都需要很高的技術。
這種相機畫幅大,影像清晰度高、品質好,而且具有移軸調整功能,可以避免因觀察點而產生的透視變化,所以特別適合拍攝建築物。他留給後世的照片除了他和我高祖奶的肖像,還有晉北地區的文物古蹟:應縣木塔、大同雲岡石窟、渾源懸空寺及廣靈水神堂。這些照片記錄了文物古蹟當時的狀態,是珍貴的歷史材料。而應縣木塔照片的來歷更是一段有趣的故事。
高祖父拍攝的大同雲岡石窟上世紀30年代,中國營造學社成員到各處測繪先人留下的偉大建築。他們去大同調查之前,梁思成從日本學者的著作裡知道應縣有一座11世紀的木塔,塔內有精美佛像。自從梁先生聽說此事,對應縣木塔的關心就超過了他自己的日常生活。
「早晨洗臉的時候,他會說『上應縣去不應該是太難吧』,吃飯的時候,他會說『山西都修有頂好的汽車路了』。走路的時候,他會忽然笑著說,『如果我能夠去測繪那應州塔,我想,我一定……』」
然而由於當時沒有長途電話,朋友中也沒人去過應縣,「最難受的一點是他根本還沒有看見過這塔的樣子,連一張模糊的相片,或翻印都沒有見到!」應縣地處偏遠,交通不便,梁先生擔心輾轉一番所看到的只是一處廢墟,或是明清重修的塔。於是他想了一個辦法,寫信給應縣最高等照相館,託付寄送一張應縣木塔的照片。不久後他果然收到,就如本文最開始所說的「這才是偵探小說有趣的一頁」。
梁先生收到照片後,確認木塔尚存,於是把調查應縣木塔納入計劃。營造學社成員測繪完大同古建築後,林徽因先期回北平,梁思成、莫宗江和劉敦楨於1933年9月17日赴應縣。
梁思成在應縣居留幾日,住處離塔亦不遠。測繪之餘,還不忘探訪我的高祖父。梁先生探投「應縣最高等照相館」時曾提出給予酬謝,而高祖父則託付梁先生買些北平的信紙和信箋,因為應縣沒有南紙店。南紙店專門出售用宣紙等南方優質紙張加工而成的多色套印花色小箋。至今仍聞名遐邇的北京琉璃廠「榮寶齋」,其前身即為南紙店中最負盛名的「松竹齋」。想必高祖父少年時期在北京亨德利做學徒時,曾見過或使用過這類精美的信箋。在那個軍閥混戰、物資匱乏的年代,高祖父沒想著要一些大洋、食品等可以改善物質生活的酬勞,卻要了一些無用的信箋。難怪林徽因說 「這照相館的索價很新鮮」,而梁先生和我高祖父攀談後亦誇讚 「高師傅儒雅」。只可惜梁思成探訪我高祖父時,照相館已不再營業。梁思成在寫給林徽因的信中提到,「我在此每天除爬塔外,還到**齋看了託我買信箋的那位先生。他因生意蕭條,現在只修理鐘錶而不照相了……」我高祖父和梁思成的這段故事正如林徽因評價:「至少那**齋照相館的事例頗有始有終,思成和這塔的姻緣也可稱圓滿。」
高祖父拍攝的應縣木塔梁思成於1933年初次測繪木塔時說:「這塔的現狀尚不壞,雖略有朽裂處。八百七十餘年的風雨它不動聲色的承受了,並且它還領教過現代文明:民國十六、七年間馮玉祥攻山西時,這塔曾吃了不少的炮彈,痕跡依然存在,這實在叫我臉紅。第二層有一根泥道栱竟為打去一節,第四層內部闌額內尚嵌著一彈未經取出,而最下層西面兩簷柱都有碗口大小的孔,正穿通柱身,可謂無獨有偶。此外槍孔無數,幸而尚未打倒,也算是這塔的福氣。現在應縣人士有捐錢重修之議,將來回北平後將不免為他們奔走一番,不用說動工時還須再來應縣一次。」
然而,梁先生沒想到應縣木塔在未得營造學社參與的情況下已經「修繕」。1936年7月,他再次測繪時,應縣木塔已不是原來的樣子。應縣百姓在風水先生蘇墨的倡議下,拆除了塔上所有夾泥牆,改裝成現在的格扇門。原因是他們認為木塔本為玲瓏塔,而清康熙年間,應州知州章弘主持維修加固的夾泥牆封堵破壞了應縣的風水。梁思成在《山西應縣佛宮寺遼釋迦木塔》報告中扼腕嘆息道:「現在不惟壁畫失亡,且因改換格子門,拆去斜戧,危及塔身的結構,比民國十九年戰爭中彈時損害尤烈,可謂為木塔八百餘年以來最大的厄運。」梁先生疾呼「在最近的將來,必須恢復原狀,否則適足以促短塔的壽命而已」。讓人欣慰的是,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項目組於2016年部分實施了類似於斜戧的加固措施,且採用智能系統,可以有計劃地定量糾偏。
在所有傳統建築中,木構建築最易遭受破壞。研究者之所以重視歷代修繕記錄,是為了通過探求原狀,找到最合適的保護方法。在我高祖父拍攝的照片中,木塔巍然挺拔,二、三、四層夾泥牆上字跡可見,保留了慘遭「厄運」前的木塔原狀,是珍貴的影像資料。
更為重要的是,在營造學社成員只聽說卻從未見過應縣木塔的情況下,是我高祖父拍攝的照片明確證實了這座遼代高層木構建築的存在,是高祖父拍攝的照片喚來了中國學者對應縣木塔的第一次科學測繪。 這次調查第一次記錄了木塔所在的佛宮寺布局,第一次測繪了木塔的詳細構造,第一次指出維持木塔穩定性的營建方式。這次調查還結合碑記、方志和匾額題記,進一步確定了木塔建造於遼清寧二年(1056年)。這份最早的科學記錄是研究應縣木塔最重要的基礎。
從高祖父跋山涉水拍攝這麼多文物古蹟可以看出,他購買相機不單單是為了擴大生意,而是為了一份愛好,一份理想。在那個戰火紛飛、物資匱乏、民不聊生的年代,高祖父帶著一技之長走南闖北,養家餬口。在經營生意的同時兼顧自己的愛好;在家園被侵佔時奮起反抗;在物質匱乏時不忘精神上的需求;雖生活不易,仍懷揣夢想……高祖父這些鮮活的歷史讓我莫名地感動。
(高培華生平部分源自作者父親高平口述,文中圖片均由作者父親高平提供。)
參考書目[1] 林徽因《閒談關於古代建築的一點消息》,《梁思成全集》第一卷,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1年。
[2] 梁思成《山西應縣佛宮寺遼釋迦木塔》,《梁思成全集》第十卷,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7年。
[3] 李志榮《應縣木塔的原狀—兩部應縣木塔調查報告閱讀札記》,《2011年中國考古學會年會暨宿白先生九十華誕紀念文集》,科學出版社,2012年。
[4] Wilma Fairbank. Liang and Lin: 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s Architectural Pas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5] 杜福《應縣釋迦塔修繕加固史簡表》,《應縣釋迦塔論集》,應縣三晉文化研究會,2013年。
[6] 王林安,永昕群《應縣木塔保護研究》,文物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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