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華（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副教授、泰山學者。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4CZW019〕階段性成果）
《荀子·非十二子》對子思、孟子的非難，是人們得以了解孔孟之間儒學傳承狀況的重要記錄。馬王堆帛書和郭店竹簡《五行》篇重見天日後，思孟五行說得到確證，相關爭訟似已塵埃落定。然而，荀子對子思、孟子的非難最終落腳於二者對「仲尼子弓」之學的淆亂，這也提示我們，荀子指斥思孟背後還存在著學脈傳承的分歧。由此入手可以發現，荀子批判思孟學派的深層原因，在於二者在孔門易學傳承上的分野。
一
《荀子·非十二子》對子思、孟子學派的批判如下：「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弓為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後世聚訟多集中於思孟五行的具體內容及「僻違」「幽隱」「閉約」的神秘性何在等問題。值得注意的是，荀子指斥思孟學派的最終落腳點在於子思、孟子對仲尼、子弓學說的淆亂上：「以為仲尼子弓為茲厚於後世。」從此入手，或可對荀子指斥思孟的原因做進一步了解。
荀況彩像（清殿藏本）資料圖片
《荀子》曾多次提及「仲尼、子弓」，並把子弓推尊到一個無以復加的聖人地位：「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志，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彼大儒者……仲尼子弓是也」。有學者據此認為，荀子對子弓的高度推尊是其自述師承之舉：「屢言『仲尼子弓』者，是荀子自述其師承。」（郭沫若《十批判書》）那麼，荀子主動接續孔子、子弓，並擔心被子思孟子「案往舊」所淆亂之說，究竟代表了孔門思想傳承中的哪一具體環節呢？詳究孔子、子弓、荀子的學術淵源可以發現，三者在學術傳承上的最大共同點在於對易學傳播的貢獻，荀子與孔子、子弓共同構成了儒家易學傳承的重要脈絡。
《易》與孔子關係密切：孔子不僅明確表示出對《易》的重視：「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述而》）而且據《史記》記載：「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此後，孔子作《易傳》十篇、發掘《易》道精微的說法不斷出現。今人金景芳先生雖然指出《易》之「十翼」不是孔子親手寫定，但也不得不承認「其中當有一部分是經孔子鑑定而保存下來的舊說」；子弓在儒家易學發展過程中的地位亦不容小覷，子弓即孔子再傳弟子楚人馯臂子弘，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及《漢書·儒林傳》記載，馯臂子弘是孔子易學傳承的重要環節：「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值得注意的是，荀子的思想與「《易傳》，特別是《繫辭傳》的思想完全如出一範」（《青銅時代·先秦天道觀之進展》）。此外，荀子同樣強調「善為《易》者不佔」，存在著明顯接續孔子易學思想的成分。
由此，荀子批判思孟淆亂「仲尼子弓」學術傳承的原因可明：子思、孟子一派所「淆亂」的「仲尼子弓」之學，即為荀子所繼承的孔門易學。而子思、孟子所「案」之舊說，也應為孔門易學，但又與子弓、荀子一系大不相同。
二
《易》在產生之初被視為卜筮之書，孔子是《易》由數術闡釋到義理闡釋過程的關鍵人物。馬王堆帛書《要》篇記載了孔子解《易》時輕祝卜而重德義的努力：「《易》，我後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又仁守者而義行之耳。」孔子主張發明原始易學隱而不明的部分，以此尋找到「數」，即可以「成變化而行鬼神」的天道規律，並在此基礎上達成對「德」的終極追求。其中，「數」為基礎和手段，「德」為最終目的。正是基於這一立場，對《易》中原有的祝卜功能和神秘性因素，孔子採用了「後其祝卜」的「不佔」態度，而著重闡發《易》的倫理和教化意義。因此，李學勤先生曾盛讚孔子在《易》由術數到哲學過程中所作的貢獻：「孔子真正把數術的易和義理的易（或者叫哲學的易）完全區別開來。」
荀子繼承了孔子以「德」解《易》的做法，不僅刻意迴避《易》的卜筮功能，主張「善為《易》者不佔」，並尤其強調《易》的倫理道德色彩。例如《荀子·大略篇》：「《易》之《鹹》，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鹹，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以上所論涉及《序卦》「夫婦之道不可不久也」及《家人·彖》「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荀子糅合二說，借用《易》的卦理傳達其教化倫理思想。可見，今人對荀子「深通孔子以人事解《易》之學」（徐芹庭《易經源流：中國易經學史》）的評價是相當中肯的。
《新編諸子集成·荀子集解》資料圖片
與荀子相較，子思、孟子的易學傳承脈絡則略顯晦暗不明。其中，子思對《易》的傳承爭議不大，例如相傳為子思所作的《表記》《坊記》《緇衣》，便多次引《易》；而「率性」「盡心」「俟命」等《中庸》精義亦與《易》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相通。高亨、金德建、武內義雄等學者均據此認為「子思一派長於《易》學」。然而《孟子》七篇卻從未引《易》，雖然歷代學者屢言《孟子》精於《易》，例如宋代大儒程頤稱「知《易》者莫如孟子」「由孟子可以觀《易》」，焦循在《孟子正義》中亦稱：「古之精通《易》理，深得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旨者，莫如孟子。」甚至今人呂紹綱先生通過比較《孟子》思想與《易》之精義指出，孟子的性善論、仁義觀等均與《易》六十四卦密切相關，並據此稱：「孟子而不知《易》，天下何處更尋知《易》之人。」然而，由於今本《孟子》中未見明文論及《易》的部分，因此學界多認為思孟學派並不傳《易》。但如果突破今本《孟子》七篇的局限，回歸戰國秦漢時期《孟子》的早期傳本中去，這一論斷或可改寫。
今本《孟子》七篇，並非戰國《孟子》原貌，在西漢末年劉向領校典籍後，仍可見「諸子略」儒家類《孟子》外書四篇及「兵家略」陰陽類《孟子》一篇。秦代焚書，唯《易》卜不焚，儒家經傳與諸子均未倖免，以致西漢初年「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然而唯獨《孟子》「篇籍得不泯絕」，成為漢初最早問世的一批文獻。這也提示我們，早期《孟子》傳本得以免禍或與其中存在《易》卜成分有關。值得注意的是，《漢書·藝文志》中有《孟子》一篇被列入「陰陽」類，這類作品恰恰與數術《易》多有相合。《漢書·藝文志》指出兵陰陽作品具有「順時而發，推刑德，隨鬥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的特點。顏師古注曰：「五勝，五行相勝也。」可見，這篇《孟子》具有懂得事物發展變化規律、熟悉五行變化、善於運用神秘性力量以達成目的的傾向，這與《易》「數」特點高度相似，如《周易·繫辭》提到「天地之數」的時候，稱「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帛書《易之義》篇有「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的記載，也認為易學精髓在於通過對「數」的神妙運用，從而洞悉規律、指導實踐。而據帛書《要》篇記載，孔子解《易》步驟為「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荀爽釋曰：「幽，隱也」。對比可見，被列入陰陽家的《孟子》一卷恰恰處於利用《易》「成變化而行鬼神」，即「幽贊而達乎數」的數術易階段，尚未達到「明數而達乎德」的義理易要求。這也正是荀子指斥子思孟子學說「僻違」「幽隱」「閉約」的原因所在。
在此基礎上重新審視思孟五行說，能夠發現其背後也有易學思想的支撐。《易之義》載：「位天之道曰陰與陽，位地之道曰柔與剛，位人之道曰仁與義。」所謂「柔剛」即是對五行的統稱。按照上述觀點，陰陽、五行與仁義意義相通，只是分別對應於天道、地道與人道不同層面。而郭店楚簡《五行》篇仁義禮智聖「行之於內謂之德之行」，「不行之於內謂之行」的記載，與上述思想若合符節，也體現了以人道「仁義禮智聖」與天道陰陽、地道柔剛（五行）對應一體的思想。由此可見，荀子指斥思孟五行說的原因，並非在於「仁義禮智聖」本身，而是對與之一體的數術易學因素的反對。同時可見，孔子雖有區分數術之易與義理之易的努力，但對「數」與「德」的傳承分野與爭議，直至孟、荀時期依然存在。
《光明日報》（ 2019年09月07日 11版）
[ 責編：李伯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