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石祥恩在三博腦科醫院
「你要當一個什麼樣的醫生很重要。你是想當一個真正在患者身邊、walk to walk的醫生？還是只想說啊、講啊、當talk to talk 的醫生？我當然不反對醫生去做學術交流，但還是應該踏踏實實把精力放在看病上更好，治病救人一定是最主要的。」
他來自東北，採訪時言語間時不時會流淌出黑土地的味道，然而只要談及神經外科，周身洋溢的卻是南方人的細膩。或許正如他所言，「教育具有一種魅力，通過不斷地學習，你可以變成另外一種人。」
石祥恩: 主任醫師、教授、博士生導師，首都醫科大學三博腦科醫院神經外科教授，擅長顱咽管瘤、各種顱內巨大複雜動脈瘤、痙攣性斜頸、顱內各種腫瘤、腦血管病的外科治療等。作為第一術者手術治療顱內各種複雜腫瘤8000餘例，治癒率為95%以上；手術切除顱咽管瘤近1000餘例，腫瘤全切除率95%以上。
石祥恩曾有兩年下鄉插隊的經歷，兩年時間不算長，卻給了他追求新生活的勇氣。
1977年，高考恢復，成千上萬的青年夢想復甦，石祥恩也開始思索自己的明天，他當時瞄準了醫學院。他選擇了錦州醫學院，後來叫遼寧醫學院，現在是錦州醫科大學。「為什麼選這個學校呢？因為別的醫學院有很多專業，如果某個專業滿了，就會把學生調劑到別的專業。而錦州醫學院當時只有一個醫療專業，鐵板釘釘。」
1982年大學畢業前全班合影，最後排右一為石祥恩
對於當年的石祥恩來說，學習是一種享受。醫學院呈現出一個精彩紛呈的世界，隨著新知識的注入，視野的開闊，他的目標越來越明確——成為知識廣博的好醫生。「我不斷地學習，從本科到碩士，到博士，再到博士後，所有能在學校讀的書我都讀了一遍。」
大學畢業後，石祥恩到了錦州醫學院附屬醫院。當時，神經外科是一個邊緣學科，沒有CT，沒有顯微鏡，沒有核磁，只有造影，診斷起來非常困難，很少有畢業生願意到神經外科。
「當時大家求知慾很強，畢業後的首選是醫學院的基礎部，實在不行才到醫院，優先選擇是內科，因為內科有時間看書。但男生分到內科的很少，大多數去了外科。外科一般會優先選擇小科，比如眼科、耳鼻喉、整形科等，再其次就是大外科，最不願意幹的就是普外、骨科和腦外科。」
石祥恩也想找一個能多讀書的科室，偏偏他的一個同學非常欣賞他，把他推薦給了自己的父親，而他父親正是神經外科的主任。梁教授非常認真地和石祥恩談話，強調腦外科是一個很有發展潛力的科室，希望他能跟著自己幹。石祥恩當時就本著一條原則——想多看書，梁教授不但保證不耽誤他看書，還親自幫他找來了很多重要的醫書。
在梁教授的引領下，石祥恩很快就迷上了充滿了未知和挑戰的神經外科。他對讀書的熱情甚至與日俱增。
1992年，石祥恩在首都醫科大學神經外科專業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師從我國神經外科創始人王忠誠院士。博士畢業後，他選擇留下來，幫助導師王忠誠做了很多實實在在的工作。1995年，38歲的石祥恩榮升為大外科副主任。
1992年博士論文答辯會,石祥恩(左二)與導師王忠誠院士(右二)
在最意氣風發的時候，他選擇了出國深造。1996年至1998年，石祥恩在美國佛羅裡達大學神經外科做博士後,從事下丘腦區和第三腦室手術入路研究。在國際神經外科界最權威的佛羅裡達大學神經外科顯微解剖實驗室，他師從國際著名神經外科專家Albert L.Rhoton Jr.教授。
1989年，在全世界範圍內評出了5位世界頂級神經外科大師，王忠誠和AlbertL.Rhoton Jr.都在其中。能夠近距離聆聽他們的教誨，石祥恩感覺幸運之極。
石祥恩曾經無意間的一個舉動，讓AlbertL.Rhoton Jr.教授對他刮目相看。「當時在國外有一個中英文對照軟體，我花了一百三十多美金買回了這個『Chinese star』軟體。有一天，Albert教授看到我使用的軟體非常吃驚，因為當時很多中國人都買盜版，只有我的是正版」。從此石祥恩就成了教授口中的「Chinese star」。
當時他覺得為了學習花錢買書和學習用具是理所當然的，而這在美國人看來事關誠信。再後來，Albert 教授擔任主講時，常常讓石祥恩任助教，每次都會給他五到七分鐘時間講一個小題目。
每次七分鐘的演講對石祥恩的影響極大，「我敢於站在國際舞臺上把自己的內容和觀點講明白，這非常重要。」 多年後的今天，石祥恩經常穿梭在國際學術舞臺，2015年，他也是唯一一位被北美神經外科學會（AANS）邀請專題發言的中國醫生。
「現在國際性的學術會議很多，很多中國醫生不去，去了也不講。這次土耳其的世界神經外科大會，相當於神經外科領域的奧運會，不去不講就失去了和國外同行交流的機會，中國醫生在這方面需要多多加強。」
2013年石祥恩在第13屆世界神經外科大會上做主題發言
1998年，石祥恩回到天壇醫院；2001年，他出任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神經外科主任； 2004年，他與一群志同道合的師兄弟創建了三博腦科醫院。
談到三博的創立，石祥恩說走了很多彎路，但一切都是值得的，因為三博給了有熱情、有才識的年輕人一個發揮的舞臺。他認為三博最大的財富就是人才，雖然醫院每踏出一步都步步驚心，雖然還有諸多有待於完善之處，但是擁有人才就擁抱了明天。
「我現在就想退休，但醫院裡的年輕人還需要帶一帶，離開我，他們不是活不了，是可能活不好。我們國家這些獨生子女自我意識太強了，培養一個好醫生和培養一個好運動員一樣難。」
如果真的退休，石祥恩說自己會去寫小說，因為經歷足夠豐富，他對自己的文筆也很有信心。雖然文學夢值得期待，他絕不後悔這輩子選擇了醫生這個職業。
2017年9月在手術室為患者做海綿竇腫瘤切除術
記者：您為什麼說「培養一個好醫生和培養一個好運動員一樣難？」
石祥恩：現在的很多學生有一個大問題就是只想自己，不想別人。前一陣，我的一個博士生來找我籤字,因為我有科研經費，就給他們每個月發點錢補貼生活。籤字時，我看到名單上多了兩個人，他說找兩個人平均一下就不用交稅了。
我一聽就火了，合理納稅是義務。國家培養一個博士這麼多年，交點稅還難受，以後還怎麼為社會服務？國家經濟要發展、社會要穩定、邊防要守衛、民生要保障，需要花錢的地方很多，為國家多納稅是我們每個人的義務。如果沒有感恩的心，不知道回報社會，讀書再多也沒用。
當時我很生氣，把他臭罵了一頓。可能很多人覺得我不通人情，但是，人首先要自律，一個沒有底線的人是很可怕的。這也是很多獨生子女身上存在的問題。
2016年9月教師節，石祥恩與他的博士和碩士研究生在一起
記者：在您求學過程中，您的導師是否也強調學做人重於學技術？
石祥恩：做人好才能成為真正的大師。比如，神經外科專家AlbertL.Rhoton Jr.教授每年都在北美神經外科學會（AANS）和北美醫師協會年會（CNS）進行授課，每次授課時，他首先講的不是專業技術，而是強調每位神經外科醫生最重要的觀念——愛病人，而不是愛疾病。醫生愛心的培養重於能力的培養，要用與生俱來的愛心培養我們的同情心。
他說最好的外科醫生是有愛心和同情心，有技術沒有愛心的醫生沒有價值，最好的神經外科醫生應該是精通你的患者。
我非常認同他的觀點，作為醫生，技術固然重要，但一定要有同情心和愛心做支撐。如果只是技術好，品質惡劣，那就是惡魔，就像日本731部隊，全都是醫生，可他們做的不就是惡魔的行徑嗎？
1998年與美國佛羅裡達大學神經外科主任A.L. Rhoton Jr. 教授在北美神經外科會議顱底解剖學習班上
記者：回到技術層面，作為治療顱咽管瘤的頂級專家，您又是怎樣一步步成長起來的？
石祥恩：顱咽管腫瘤是危害性很大的腫瘤，對病人是巨大的痛苦，對家庭是巨大的災難。顱咽管瘤的患者一般是兒童，7—12歲是發病高峰期。我們有一個河北患者，曾經治了十年，由於第一次手術沒有完全切除，以後每年手術一次，十次手術，十年的經歷，她爸爸原來是稅務局副局長，後來只能是一個在崗職工了。他父親的事業完全耽誤，孩子十年不發育，這個家庭基本是失去了歡樂和希望。
一開始醫生都不願意接這樣的病人，因為治療效果不好，病人經常抱怨，醫生的聲譽和工作都可能受到影響。但是病人總得有醫生管吧，我就開始一步步探索，隨著經驗的積累，效果也慢慢好起來。
現在，大家會覺得這個手術特別能鍛鍊人，因為它涉及到神經外科管理病人的基礎、水電平衡、電解質紊亂等的調整；手術部位很深，確實能幫助病人解決實實在在的問題，醫生也就很有成就感。
當年的狀況是，如果一年能做10例，就非常了不得了。那幾年，我一般一年最少做30例，最多50例。所以，2009年我們在歐洲神經外科雜誌上發表了中國醫生309例顱咽管瘤手術報告，引起了全世界譁然。美國新澤西大學神經外科主任、時任美國醫學會主席、長期從事顱咽管瘤手術治療的Peter Carmel教授，專程來醫院訪問。他看到病房內50%以上的患者均為顱咽管瘤手術患者，術後效果都很好，每年手術約70-80例顱咽管瘤，他很受觸動。
Peter Carmel教授在美國非常有名，早期顱咽管瘤的所有文章幾乎都是他寫的，他退休時，有了120例顱咽管瘤手術經歷。當時他已經近70歲，沒有精力做更多手術，想來核實一下我們的報告是否真實。考查後他非常滿意，對我也非常信任，然後就開始滿世界地給我們做宣傳。他給我文章的一個批語是這樣寫道：這是一個金標準，是所有醫生經過多年努力才能達到的。
2009年 4月石祥恩向Peter W.Carmel 教授介紹顱咽管瘤患者手術後的情況
人一輩子幹不了多少事，把一件事做好很不容易。我的心態很開放，把大家都帶起來，才是對醫院、對患者真正的好，現在我們醫院能做這個手術的醫生很多。隨著技術的不斷完善，我希望既能把孩子救下來，同時也別讓它復發，減少病人和家庭的痛苦。
記者：作為民營醫院，三博腦科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這些年您感觸最深的是什麼？
石祥恩：實在地說，是很多人的支持才有三博走到了今天。如果沒有政府的支持，就沒有今天的三博；如果沒有復興醫院的支持，三博當年就沒法落腳；如果沒有西城區政府、區衛生局、北京市衛生局的支持，三博就不能掛牌經營；如果沒有首都醫科大學的支持，三博怎麼搞教學？當年這個醫院還沒開，首都醫科大學就已經開始支持了，當時存在神經外科專業競爭的問題，來自各個方面壓力非常大，現在想起來我還想掉眼淚。
首醫的呂兆豐校長（現已離任）、王曉民副校長等人,是站在北京市醫療衛生事業發展的高度上來支持三博。在三博還不成氣候的時候，衛生部就把三博作為神經外科培訓基地……所以是政府的絕對支持，才讓三博發展到今天。
三博發展的關鍵是人才。我始終認為「不管理」才是最好的管理，員工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非常重要，要好好愛護員工，讓員工有家的感覺，主人翁精神才能發揮出來。非常刻薄的管理者都是短命的，我認為管理一定要人性化。
1996年開始, 石祥恩舉辦全國顯微外科技術學習班,目前已培訓1000多名醫生，圖為第40期學習班照片
記者：治病救人是醫生的天職，也是榮耀，但在行醫過程中，也會有很多無奈，甚至痛苦。做醫生36年，您感覺最痛苦的是什麼？
石祥恩：當醫生非常不容易，最大的痛苦就是不被人理解。有些病人，找你看病時怎麼都行，手術效果沒有達到自己的預期就翻臉不認人。前一陣，我剛接了一個患者，來時都給我跪下了，因為他去了很多醫院都不願接收、不給治，我們收了，但手術效果不理想，後來就演變成醫鬧。
現在的社會風氣不好，醫鬧橫行，有些不明真相的媒體也難免會誤導事實，給醫生造成了很大壓力。目前，很多醫院在管理方面不到位，有時醫院為了息事寧人，寧願花錢了事，這就更助長了歪風邪氣，這對醫生、對病人都沒有好處。
作為醫生，只有敢於探索極限，醫學才會發展，在現在的社會風氣下，如果誰也不敢探討極限，醫學還怎麼發展？三博就是希望給醫生一個比較寬鬆的環境，讓他們能夠專心致志探索醫療的極限。
【本文記者：韓輝麗 @寧靜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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