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4日，葉挺、項英將新四軍軍部以及直屬部隊共9000餘人，分成三個縱隊，奉命開始北移。
起初基本一路順利，但當1月6日行進到茂林時，遭到埋伏多時的國民黨軍襲擊；由於葉挺、項英等新四軍主要領導，在開了7個小時的會後，仍拿不出有效的應對方案，失去了突圍的最佳時機。
第二天，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下令32集團軍向新四軍發起進攻，經過多日的浴血奮戰，新四軍已到了彈盡糧絕的地步，加上一直得不到中央的有效指示，新四軍又失去在星潭突圍的機會。
14日，饒漱石考慮到葉挺在第三戰區有很多故交，建議其下山與國民黨軍談判，但葉挺下山後，不僅談判不成，自己也身陷囹圄；見遲遲不見葉挺歸來，饒漱石預感到一定是出事了，便組織部隊拼死突圍。
新四軍副軍長項英、副參謀長周子坤等一行人在山裡與敵人反覆周旋了一兩個月；3月12日，幾人在赤坑山上的蜜蜂洞落腳，但連日的轉戰，使軍部的副官劉厚總對革命失去了信心，見項英身上帶著幾根作為軍費的用了金條，遂起了歹意，趁著深夜大家熟睡，開槍殺害了項英、周子坤，帶著錢財下山投奔了國民黨反動派。
項英這位身經百戰的高級將領，沒有犧牲在衝鋒的路上，卻倒在了叛徒的槍下。
項英是湖北江夏人，早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項英就已開始領導工人運動，在黨內的資歷很深。
1934年，由於第五次反圍剿的失利，中央蘇區的根據地日益減少，黨中央機關以及中央紅軍被迫離開經營多年的江西蘇區，實行戰略轉移；臨行前，成立了中央分局以及中央軍區，由項英擔任書記以及軍區司令兼政委，留下堅持遊擊戰爭，這也為項英日後的命運，埋下了伏筆。
1934年10月初，參加長徵的紅軍主力開始集結，項英指揮紅24師接替紅軍主力的防務，嚴密封鎖消息，掩護主力的集結；在中央紅軍開始長徵後，項英隨即領導留守部隊，轉入遊擊戰爭，這一打就是三年。
1937年7月7日，日寇發動了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開始全面侵華；在這危急時刻，國共兩黨再次攜手合作，共同抵禦外敵；根據雙方的協議，長徵到陝北的紅軍三大主力改編成八路軍，在南方堅持遊擊戰爭的紅軍遊擊隊，改編成新四軍。
但新四軍的領導人選，雙方遲遲未能敲定，最後蔣介石單方面做出決定，任命已脫黨多年的葉挺為新四軍軍長；同年秋天，葉挺到達延安，面見了毛偉人，表示願意在黨的領導下工作；至此，黨中央也同意葉挺任新四軍軍長，並任命項英為副軍長兼新四軍軍分會書記。
由於葉挺並非黨員，因此按照規定不能參加黨的活動，也無法查看黨的機密文件；但項英考慮葉挺的尷尬處境，為方便工作，及時主動將黨中央的決策通報給葉挺。
即便如此，兩人不同的經歷、性格、作風，勢必會在日後的工作中，產生很大的矛盾；而身為軍長的葉挺，也感到自己只是名義上的軍長，並沒有太多的實權，導致他多次出走，最後還是在周恩來的反覆勸說下，葉挺才重新回到了新四軍。
也正是這些矛盾，當新四軍被包圍在茂林時，意見一直無法統一，錯過了最佳的突圍時機，致使新四軍遭到重創。
那麼，項英不幸犧牲後，留下的兩個兒女，後來過得如何呢？
項英的長女是項蘇雲，1931年在上海出生；在項蘇雲出生前，父親項英已前往中央蘇區工作，名字還是教育家陶行知給她取的。
1938年，由於日寇的侵略，在淮安讀書的項蘇雲輾轉來到了延安；不久後，項英奉命到延安開會，這是父女第一次相見，一共呆了12天；但令人沒有想到的是，這是第一次見面，也是最後一次；項蘇雲後來回憶：父親把他一生的父愛，都在那12天給了我。
項英在開完會後，便告別了兒女，繼續前往抗日前線殺敵；1941年項英在皖南事變犧牲後，項蘇雲並不知情，直到1945年才得知這個不幸的消息。
1948年，項蘇雲被中央派到蘇聯學習紡織，回國後長期在事紡織行業工作，直到1991年離休。
項英唯一的兒子是項學誠，與姐姐一樣，與父親呆在一起的時間屈指可數；作為烈士的子女，項學誠長大後投身軍營，曾是海軍北海艦隊的高級軍官，但遺憾的是，項學誠在1974年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