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 家 可 歸
插隊一年，農閒了，想家的情緒像感冒一樣蔓延開來，大家不約而同醞釀著回北京過春節。
生產隊不同意知青一起走，要求分期分批，為了防止第一批人超假，必須在假條上簽字按手印，保證按時歸隊。為了不影響下一批同學回家，第一批的同學只好委曲求全按了那個有傷尊嚴的紅手印。
當年，回京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汽車、火車要倒幾趟。在那個夜黑風高的晚上，我們深一腳淺一腳跌跌撞撞地抄小路進城。冷風嗖嗖，渾身冒著汗，好不容易走到車站。出過冷汗的臉被風一吹，像小刀子割似的生疼，大夥合計著，得找個地方躲躲，不然挨到早上都凍成冰棍了。
尋尋覓覓找到一個閒置的郵政車廂，大夥一窩蜂鑽進去擠成一團，牙花子打架的聲音清晰可辨，想笑，哪裡笑得出來，腮幫子的肌肉都凍僵了。
受了一夜的罪，買到的還是卡車票。十冬臘月站在卡車上冷風刺骨，沒處躲藏，流出的鼻涕凍成冰溜子了，好不容易挨到銅川，雙腳麻木、上吐下瀉，感冒了。
剛回家四天，中央下達一號文件疏散人口。父親單位通知，被審查人員一律去江西奉新五七幹校。火車上都是去幹校的人，我疑惑，哪來這麼多有問題的家庭和有問題的人呀？剛剛從陝北農村「逃出來」，又去了江西幹校。這是怎麼了？
陝北的土窯洞
到了目的地，父親被安排住進「牛棚」，奶奶、媽媽、我和弟妹五口人擠住在半間平房，這是一處勞改農場的舊址，條件極差。看著這簡陋、陰暗、潮溼的半間房，想起延安破舊不堪的土窯洞，今後的日子會是什麼樣？渺茫而無望。
點名時，我向幹校隊部交了那個按了手印的假條。假期臨近，造反派找上門來攆人，態度惡劣。
離京時，家裡的房子退給單位，北京沒家了。找誰？住哪？沒有著落。一個人回生產隊，多孤獨呀。進退維谷，我不敢告訴家人，他們解決不了問題，還會為我擔心。只能裝作胸有成竹的樣子，說我有辦法，收拾行囊隻身上路了。
我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的人。人在旅途，不知下一站在哪？心在無奈中流浪……只能走一步看一步，遇山爬山，遇水涉水了。
回北京暫住在同學荀梅家。人住下了，心卻沒有一天安寧過，我得知荀梅在外地工作的父親即將回京過年，就悄悄去北京站買了回西安的車票。荀媽媽知道後，哭得很傷心，難過地說：「孩子，你命苦，但凡房子大一點，都不會讓你走……」我很感動，但我知道，我必須走，不能影響他們一家人的團聚。到了銅川，買車票遇到大難題。四五天過去了還沒著落，急得我像熱鍋上的螞蟻。後來碰到一個和我一樣返回延安的女知青，為了省錢，兩人擠到一張小床上，想辦法找記者買票，拖了七八天才回到延安。
一路奔波，千難萬險，終於到家了。天大地大，可是那時，我竟無處可去，無家可歸。沒想到的是，能讓我安身立命的，竟然只有那個陝北遙遠的小山村，那個雖然破舊，但可遮風避雨的土窯洞。
這是我第一次回家的遭遇。俗話說「蜀道難，難於上青天」，想當年，我們這些北京知青回家，真不容易呀。
與 蟲 之 戰
在農村勞動、生活，再苦再累我們都不怕，最可怕的事兒，就是遭遇各種蟲子的「侵略」。
下鄉後，我們招上了蝨子，這小東西藏在衣縫裡、頭髮裡，時不時騷擾你一下，心裡齬簌簌的。為了徹底消滅它們，我們打了一場殲滅戰，燒好了水，先用敵敵畏泡水洗頭，再將所有的衣服浸泡，反覆幾次才徹底解決了問題。
一起插隊的同學孫煉，上山勞動時被蠍子蟄了，晚上疼得厲害，坐在炕上抱著腿直哭。我們敲開鄰居的門詢問咋辦？大爺說：「找些菸袋油抹上，不行再去找潮蟲(西瓜蟲）放在蠍子咬的地方吸。」我們先找來菸袋油給她抹上，不見緩解。大半夜的，到哪去找那潮蟲呢？看著孫煉痛苦的樣子，苦思冥想，忽然想起男生宿舍又髒又潮，說不定會有潮蟲。於是便起身敲男生的窯門，十七八歲的男孩瞌睡多，勞動了一天又困又乏，睡眼惺忪開了門，不耐煩地說：「敲什麼敲，大半夜的，讓不讓人睡覺呀。」我們不管三七二十一衝進屋，發現牆角有一堆鞋，蹲下就翻，果然找到了潮蟲，興奮地抓了幾隻大的，如獲至寶跑回窯洞，放在傷口處，潮蟲果然吸吮起來，慢慢的，疼痛有所緩解。那一戰，幾乎折騰了一晚上，第二天上工沒精打採。
1972年，作者（前排右二）和同學在井家灣與中國京劇團創作組編劇嚴肅（後排左三）等合影
我在農村插隊、工作了六七個年頭，也和跳蝨打了多年持久戰。這東西比芝麻粒還小，很難抓到，等你被咬得慘不忍睹，它早逃之夭夭。跳蝨咬的包與蚊子不一樣，又癢又疼，體內會感到陣陣燒灼，有時我們被咬得渾身像桃花怒放，幾乎沒有好的地方，癢起來不知撓哪兒才好，氣的拿針扎。有時備幾個幹玉米芯子，渾身上下搓，直到搓爛，渾身火辣辣的才痛快。可沒想到，被搓爛的地方會發炎化膿。
有一次我身上的包化膿了，兩條腿像扎了綁腿，渾身發冷，頭昏沉沉的，特別難受。孫煉陪我去了醫院。大夫給我試表，39度多，說：「孩子，這樣很危險的，處理不好會患敗血症，來，坐下，我給你處理一下。」我坐到凳子上，下意識地看了牆上的掛鍾，他給我消毒，用攝子把膿頭去掉，塗上藥包紮好。我又看了一下鍾，整整三個鐘頭。身上輕鬆了一節。大夫為我治了那麼長時間，我們很感動。打聽到他叫崔立本，等我好了以後，就到果園買了一大筐「黃元帥」蘋果，寫了一封感謝信送到醫院。
這次我的傷雖然痊癒了，可是與跳蝨的戰鬥並沒結束。不知是誰給我們出主意往炕上撒六六六粉，有效果，我乾脆把六六六粉縫在褥子裡。工作後，下鄉不能背著褥子，於是又被咬得渾身稀爛，苦不堪言。無奈，我想出了新辦法，下鄉總拎著一瓶液體敵敵畏，睡前撒在周圍，跳蝨聞味兒怯步。殊不知，跳蝨被毒死的同時自己也慢性中毒。這個做法我堅持了七八年，都趕上八年抗戰了。
英國著名科學家達爾文有句名言：「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反過來說，就是你要生存就得適應。當年，我們無處逃避，也無法逃避，只有戰鬥，與蟲之戰，艱苦卓絕。不過，總算熬過來了。
麥 收
我第一次參加麥收，是十年動亂期間在北京郊區昌平縣農村。這裡是平原，收麥沒有任何工具，只能用手拔。沒幹過農活手腕沒勁，曬乾的麥稈很滑，一不小心手心就劃破了，嬌嫩的手心，磨出一個個血泡。老鄉教我們用頭髮絲把水泡穿起來，泡裡的水流出來好得快，可是架不住第二天還要繼續幹，只好用手絹裹起來咬著牙繼續拔，血泡又磨破了，血肉模糊好疼呀。
到陝北插隊後，麥子種在山坡上，到了收割時節，滿山遍野金黃一片，這是鄉親們最高興的時候，所有的勞動力都要上山收割。每人拿兩件工具，一把鐮刀一根背繩。在山上割麥子用鐮刀，不至於把手掌磨的稀爛，可山上日頭毒，穿長袖衣戴草帽，也抵擋不住烈日的暴曬。最難的是往山下背麥子，這活又苦又危險。
背麥子要借力，用背繩捆好，借山坡傾斜度挎在雙肩上，一口氣走到場上，中途不能停歇，因為羊腸小路狹窄沒地方放，而且下面是崖畔很危險；知青愛逞能，能背八十斤硬要背一百斤，超負荷地幹。頭回我一下給自己放了五捆，會計關東方在我旁邊說：「太多了不行，少背一捆吧。」我說：「能行。」東方和我們年齡差不多，有他跟在後面有底氣，他幫我扶起來，自己也背著開始往山下走。越走感覺肩上的麥捆越沉，壓得兩條腿直打晃，東方在後面鼓勵著：「慢點走穩住勁兒，一步一步走實，別往旁邊看」，往旁邊看會頭暈。
老書記雷雨堂教作者（右二）和插隊知青種莊稼
終於走到山下了，還要走一段平路才能到場上，東方說：「你別急，我先走，還能多背一趟。」他超過我快步往場那邊去了，沒想到這段平路比山路還難走，我臉憋得發脹，汗像小河一樣流淌，心也跳得快蹦出來了。走到一片玉米地旁，實在走不動了，我坐到地上，把麥捆從肩膀上卸下來，放到水渠邊上。啊！一下輕鬆了，我深深呼了幾口氣，舒展了一下麻木的雙臂，調整了僵硬的身軀，用袖子擦乾汗水，準備再次上路。沒成想平地往起背麥，沒人幫忙根本起不來，於是我使出了吃奶的勁兒，在地上來回折騰，還是站不起來。正急得沒辦法時，聽見有人喊我的名字，原來東方見我半天沒回來，知道有情況，一路尋回來，幫我把麥子背回場上。喝了碗涼水，我們又上山背下一趟。
許多年後，我回生產隊見到東方，拉話間，提起那次背麥子的事，東方說：「當年，你們那批知青真不容易，把苦吃咂了（陝北話吃遍了），現在退耕還林，再不用上山背麥了。」
是啊，知青吃的苦，只有同齡的老鄉最清楚，他們見證了知青一路走來的艱辛，自己回味，也是感慨萬千。
窯 洞 小 學
陝北山區窮困，知識和文化奇缺，我們這些其實文化並不高的知青，在山裡人眼裡已經是大文化人了。插隊的第二年，我被隊裡派工當了孩子王。
我挨門挨戶去動員學生，開學的時候來了十幾個娃娃，怯生生的站在那裡，大多沒有洗臉，像秦腔裡唱三花臉的。女娃娃頭上一層白花花的蟣子，看得人心裡很不舒服。我決定第一堂課，先上「文明衛生」課，燒了兩大鍋熱水，邊講衛生常識邊給他們洗頭洗臉。給男娃娃們推了頭，用篦子給女娃娃篦了蟣子。陝北人有句話說「旮裡旮旯種的好糜谷，山窪窪裡出的好娃子」，這一收拾大變了模樣，男娃娃個個虎頭虎腦，女娃娃個個水靈漂亮，除了衣衫破舊，一點不比城裡娃差。
說實話農村辦學實在不容易，教學不像城裡那麼簡單，首先是沒有資金。為了讓孩子們都能買得起書本，我們帶著學生進山挖藥材、打酸棗，曬乾後賣到城裡的醫藥公司，增加學校收入。生產隊分給學校一塊地，自收自支貼補學校費用。農忙時組織學生拾麥穗、掰玉米、拾糞等，掙工分，分紅利。
農村的孩子特別樸實，他們沒有城市孩子那麼優越的條件，除了念書外，要承擔許多繁重的家務勞動，擔水、拾糞、打豬草、撿柴禾。特別是女孩子稍大一點，還要燒火做飯照顧弟妹，真是「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呀！
作者（後排左一）和一位北京知青（後排右一）與窯洞小學的孩子們
和孩子們在一起的日子非常快樂。我教他們跳舞、唱歌、遊戲，性格改變了，有時走路都連蹦帶跳。幾年下來，我和孩子們有了深厚的感情，除了吃飯睡覺，都和他們在一起。
最讓我感動的是那年回家探親，孩子們以為我一去不復返了，團團圍住不讓我走，有的娃娃哭的滿臉淚水，簇擁著半天走不出村口。有人不知咋回事，報告了隊長，隊長趕來，看見孩子們有的拿著瓶子，有的端著碗，有的捧著升子，有的拎著布袋，裝著芝麻、小米往我手裡塞，嘴裡還喊著「姚老師別走」，「老師別走」，隊長明白了，從孩子手裡拿過布袋，把其他容器裡的小米、芝麻集中放進布袋，遞到我手上說：「拿著，這是孩子們的一片心意。」他招呼孩子們一直送我出了村口。
我走在小路上一步三回頭，揮手讓他們快回去，看著漸漸變小的身影，心中湧起無限感動，「老師一定要回來」，「老師早點回來」的呼喊聲，久久，久久，在山谷裡、在我的耳畔迴響。
水長流人常動，只有教書育人的事業是永恆的。幾十年過去我從不曾忘記那裡的山，那裡的水，那裡的鄉親，那個窯洞小學，那裡的孩子們！
赤 腳 醫 生
到陝北插隊前，我想學一項為貧下中農服務的本領，便向軍訓的醫生學了針灸。到隊裡後，看到老鄉特別需要醫生，又在自己身上學會了打肌肉針。教師、赤腳醫生成為我插隊做的最主要的兩件事，我很喜歡也非常投入，從早到晚像穿了紅舞鞋似的旋轉不停。
離村最遠的一戶人家姓張，一天一個叫團圓的女子，風風火火地跑到知青點找呂天俐和我，說救救他爸，我們去了。他父親是腦溢血後遺症，半身不遂不能自理。我們沒看過這麼重的病，答應他們一家人試試看。
這一試就是兩年多。每天吃罷晚飯我倆就去給大爺扎針，扎了一段時間效果不明顯，又重新商量方案，採用在重點穴位上注射B12，再配合針灸的療法，慢慢老人知道疼了，有了好轉的兆頭，增添了我們的信心，更上心地給老人扎針。
偏僻的小山村
不久，呂天俐招工離開了，只剩我一人堅持著。山高路遠，晚上夜黑風大，走路難免害怕，聽到夜貓子的怪叫或大風的呼嘯，心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心跳加快如同搗鼓。我大聲唱「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給自己壯膽。碰到下雨下雪的惡劣天氣，團圓的哥哥張福山，會迎來送往。就這樣堅持，堅持，再堅持，終於有了成效，張大爺能掛著拐自己上廁所，到礆坢上坡上曬太陽了。
有個叫女娃的年輕婆姨，月子患了奶瘡，每天要過河，去公社衛生院換藥，不太方便。我提出幫她換藥，她的乳房發炎了，爛了一個大窟隆，每次我把放在裡面的紗布條一點點拉出來，清理完傷口，再把沾滿消炎藥水的紗布條，一點點塞進去，看著很恐怖。她咬著牙疼得直冒汗，還鼓勵我：「沒事，沒事，儘管弄。」看著傷口一天天好起來，我們倆都鬆了一口氣。
還有一次，紅芳的母親得了背搭瘡，背後碗大的一塊蜂窩狀的創面流著膿血，我和同學閆華玲一起去的，她看我清創面處理傷口，說：「你膽真大，是個當醫生的料，我不行，一見血就暈。」世上的事往往陰差陽錯，後來她招工幹了最不願意幹的醫務工作，我卻與當醫生失之交臂，做了行政工作。
我還收集了一些土藥方，這是當年缺醫少藥的農村，老百姓自己治病的智慧結晶，挺管用。
那些年雖苦雖累，蹉跎歲月也有值得回味、值得驕傲的事情。農村是個艱苦的地方，也是個歷練人的地方；農村是物質匱乏的地方，也是可以寄託精神的地方。
陝北的人民很質樸，你給他們一縷陽光，他們會給你一個溫暖的太陽。
琴 殤
1979年，我調到西安工作不久，忽然聽說和我一起插隊的武建勇已去世三年了！我非常震驚，他只有二十多歲呀，出什麼事了？
中學我們在一班，他坐前排我坐後排，幾乎沒說過話。他會拉二胡，是學校文藝宣傳隊隊員，很自得，我不太喜歡他傲慢的樣子。
插隊一起生活後，大家發現他變得孤獨而怪僻，與學校時判若兩人。
一次隊裡分配我倆進城賣菜，有機會聊了很多。知道了他家庭的變故。他父親曾在郵局工作，十年動亂初期被新劃地主成份，開除公職遣送回老家，想不開患了精神分裂，母親沒有工作，斷了生活來源，姊妹三人都去了農村。突如其來的變化使他一下子從天上跌到地下，難以承受。
我雖然同情他，但不贊成他處事的消極態度。便用自己的體會開導勸解他，要正確面對不能頹廢，路要靠自己往前走。或許我的真誠打動了他，後來遇到什麼事，他都願意找我幫著參謀。
1970年，開始招工，同學們陸續離開農村。武建勇躁動不安，有一天，他和我說：「我特別著急出去，好掙錢養活媽媽，出身不好走不了，真不知該怎麼辦了？」我想到他有一技之長，便提示他：「你不是會拉二胡嗎？或許是條出路呢。」
一天，他從城裡回來，帶回一把小提琴。
從那天起，礆坢上響起不絕於耳的琴聲。礆坢成了他的舞臺。不管天氣如何變幻，唯有他的身影不變，肩頭一副擔糞用的墊肩，下巴夾著琴，一手按弦一手拉弓，一拉就是一兩個小時。
武建勇喜歡的小提琴
春天，禾苗一天天長高，他的琴聲從噪音慢慢變得柔和；夏天，莊稼蓬勃旺盛，他的琴聲從練習曲變成了完整的樂曲；秋天，豐收在望，他的琴聲日臻成熟……
機會終於來了，他被渭南地區文工團招走了。
後來大家分配到不同單位，各忙各的，中斷了聯繫。那年回京探親，我找程宏烈一起去他家拜望。
他家住在西單一條胡同裡，敲開房門，迎面牆上掛著武建勇的遺像，桌子上放著曾經改變他命運的小提琴，旁邊擺放著幾朵小白花。
她母親頭髮蒼白，雙目迷茫，腰背微駝，十分憔悴。武建勇是家裡唯一的男孩，白髮人送黑髮人好不悽涼。
他姐姐訴說了他的情況，武建勇到文工團不久，想和一個女孩談戀愛，被拒絕後情緒不好。聽說不少知青想方設法回北京，也萌生回家的願望，那時知青回京比登天還難。他給中國青年報、中央團委等部門寫信，費了很大週摺，還是不成。最後想出了一個無比殘忍的法子——自殘，把一個手指生生弄斷，拉不成琴，逼單位放人。
終於回到夢寐以求的北京。殊不知，高度緊張和心中鬱結埋下了隱患，起初頭疼昏厥誤以為是患了癲癇，其實己是腦瘤晚期，不久就去世了。
人生無常，命運多舛，生命脆弱，人殤琴傷。痛苦可以造就人，也可以毀滅人。武建勇的死，留給活著的人太多的悲傷、懷念與思索。
山 丁 子 樹 下
在延安插隊時，我們隊的一個男知青騎馬摔壞了腰，幹不成重活，生產隊把他派到學校和我一起當老師，我們成了同事。
我文靜持重，他喜玩好動，教學可以互補。為了發揮他的特長，我們商量想修一個籃球場。生產隊很支持，利用課餘時間我們和學生平整出一塊灘地，隊長特批砍了一棵大樹做籃球架，書記去工廠焊了籃球框。籃球場修好了，學生特別高興，閒暇時老鄉也來學打籃球，竟成了山溝裡的一景。
記得那年冬天下雪，我們到高明家去補課，天還沒有完全黑下來，到了半山坡，忽然發現一棵山丁子樹，白雪覆蓋的枝頭殘留著像櫻桃大小的果實，被白雪映的像紅瑪瑙一樣晶瑩剔透。我驚喜地指給他看。他個子高，伸手就摘下幾顆遞給我。我順手塞到嘴裡，冰涼酸甜挺好吃。高興地說：「你也嘗嘗，味道不錯。」我倆站在樹下，邊摘邊吃。我說：「多摘點，拿回去給大夥嘗嘗。」他跳著摘高枝上邊的果子，我掏出一塊手帕接著。天漸漸黑了，我說：「行了，差不多該走了。」他忽然彎腰把我抱起來，這突如其來的動作嚇了我一跳，我下意識地喊道「幹什麼？快放下，山丁子都撒了！」他放下我，我們尷尬地站在那兒。他結結巴巴地說：「我一直想告訴你，你是我政治上的救命恩人，你讓我知道應該怎麼做人，我喜歡你。」
其實，一種說不出的感覺我隱隱約約意識到了，他對我有好感。我也不是無動於衷，總覺得還缺少我渴望的東西，還不足以點燃我心中深埋的火種，停留在友情階段徘徊。
我說：「我幫助你是應該的，我不過是比你早經歷了些許磨難，早成熟，承受能力強一些罷了，別想太多，不早了，趕緊走，不然晚了！」
美麗的山丁子樹
像海浪遇到大山的穩重，碰撞後退潮，歸於平靜。或許是我的不呼應，或許是我瞬間的冷漠，我們沒有再說什麼，一前一後，向高明家走去。
二十出頭的年齡，在農村，和我們同齡甚至比我們小的女孩子都出嫁了，沒嫁走的也被指指點點，說成是老姑娘了。可是知青，仿佛不食人間煙火。
前程沒有著落，有資格談戀愛嗎？
在農村安家落戶，做好思想準備了嗎？
他給我的這個信號是真情實意？還是一時衝動？
……
我輾轉反側，想了很多，沒捋出頭緒。剛剛萌芽，還沒有破土的情感胚芽，很快就打蔫了。
72年大招工開始了，每個知青心中都抱著希望，找機會快點出去。有一天北京幹部老楊找我談話，由於某種原因，讓我謙讓一個名額，我答應了，這就意味著這次招工與我無緣。潛意識裡，我萌動著一種期盼，如果他不走，我們就繼續在這個村裡教書，那……
招工的最後名額確定下來了，我們隊一起來的十七名北京知青，這次將全部走完，只剩我一人。那晚，四野寂靜，生產隊給知青新蓋的五孔窯洞，仿佛張著大口，吞噬著漆黑的夜。我沒有點燈，一個人瑟縮在土炕上，腦子一片空白，終於莫明其妙地放聲慟哭，淚水像延河洩洪一樣奔瀉，我忽然覺得自己那樣孤獨和無助。
我心中升騰的一個泡影破滅了。我抹去最後一滴眼淚，第二天，該幹什麼繼續幹什麼，好像一切都不曾發生
青蔥年代，山丁子樹下的一瞬留下一段青澀的情感記憶。
煉 丹 心
煉，丹，心，是我們一起插隊的三個同學名字的諧音。「煉」是孫萰，「丹」是姚丹，「心」是程治馨。
插隊那年，孫萰禍不單行，一連發生了幾件不愉快的事情。先是行李卷丟了，我和程治馨把兩條薄被給她，先湊合著蓋。後來組織上給她賠了被子，沒成想這條被子也沒保住，燒炕灶時，火星濺到上面，收工回來，被子燒得沒法蓋了。一次，孫萰把溼棉鞋放在灶口的石板上烘烤，開會回來，滿窯洞都是煙，棉鞋被燒得所剩無幾。還有一次上山勞動，被蠍子蜇了，疼得一夜無眠。
1971年，她上了長安美院，不久傳來消息，她患了癔症。她母親託關係將她轉回北京，先在街道工廠當鈑金工，後調北京工藝美術商店工作，和一個鐵路工人結了婚，好不容易日子平穩了。四十來歲，丈夫患腦血栓偏癱，侍奉了十餘年後去世。她一路跌跌撞撞走來已渾身是病，我有時迷信的思忖，當初「萰」字改成「煉」字，是不是改出了麻煩？這麼命運多舛。
我從五十年代末就開始經歷家庭磨難，比較早熟。選擇插隊有三重原因，一是出身不好，插隊是唯一出路；二是我是老大必須自立，減輕家庭負擔；三是政治空氣壓抑，想換個活法。十六七歲閱歷太淺，再成熟也是懵懂少年。只聽延安來的人說得天花亂墜，身臨其境，全然不是宣傳中的樣子。各種艱辛、磨難考驗著我們，身體的痛苦可以慢慢承受，意想不到的誤解才是永久難以彌合的心痛。對於家人的誤解，我是在妹妹一次次發洩中得知的，我很傷心也很無奈。許多知青有著同樣的感受。
我認識一個知青離婚了，下崗了，回到北京，自己帶著兒子打拼，家裡房屋財產沒有她的份，甚至連父母的墓碑上也沒有她的名字。她說，沒有人希望她回北京，因為家人認為，既然離開了，就不應該再回來！另一個知青離婚了，回到北京不久，為了給結婚的兒子騰房，又回到延安尋求歸宿。
我們吃盡了苦，歷經了磨難。
程治馨受到的最大磨難是工作以後，我倆參加工作在基層農村，除了掙工資，其實比插隊還艱苦。為了便於下鄉，我們學騎自行車，車技都不好。有一次她騎車進城辦事，不慎摔到楊家嶺大橋下面，椎骨骨折，多處軟組織挫傷，受到不小的驚嚇和病痛折磨，很長時間才恢復。
從左至右：孫萰、姚丹、程治馨（煉、丹、心）
因為我們是共和國的長子，是共和國的同齡人，有的是家庭的長子，我們的命運與這個國家同命相連，休戚與共，息息相關，我們一路前行，不管經歷多大的風雨和磨礪，我們始終恪守：「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作者：姚丹，北京老知青，豐盛學校初68屆畢業生，1969年上山下鄉到延安插隊，1973年調延安縣河莊坪公社工作。
1975年至1978年，在延安市城區區委辦公室、延安地區輕工業局計劃科工作。1979年至1994年，在陝西省輕工業廳計劃處、陝西省勞動廳工作。1995年回京，任北京大柵欄街道工委宣傳部副部長。2000年底退休。
來源：一壁殘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