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可夫斯基
◎ 賈曉偉
柴可夫斯基《第六交響曲》(又稱「悲愴」)的第一樂章與第四樂章寫得真是精彩,力透紙背,感情深沉、強烈,形式獨具一格。第二與第三樂章與這兩個樂章相比力度稍弱,但也不失水準。勃拉姆斯和馬勒的交響曲創作,與柴可夫斯基在同一水準,而超一流的大師,無疑是貝多芬。
英國學者大衛·布朗認為,在貝多芬《第九交響曲》完成之後,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響曲》最具原創性,意思是「悲愴」連接了「歡樂頌」的高度,而中間其他作曲家的交響作品,原創上都要弱一些。此種比較不夠恰當,而且「貝九」與「柴六」完全是兩回事。前者是對整個人類的發聲,有英雄主義,且充滿神學情懷。後者則是對俄羅斯大地的告別,如泣如訴的自我掙扎。黑暗的悲痛雲團,一生都在纏繞柴可夫斯基,他難以擺脫。而貝多芬是與陰影搏鬥的巨人,能夠超越今生,自創光明。柴可夫斯基是陰性的,貝多芬則無比剛烈,會把任何鎖鏈扭成一團,扔掉了事。
「悲愴」的錄音版本目前沒有異議,穆拉文斯基指揮的列寧格勒愛樂樂團的唱片穩居第一,企鵝榜與日本榜都給予了極高評價(寶麗金公司出品,封面是穆拉文斯基的頭像,暗綠色)。關於穆拉文斯基,如今難證真偽的是蕭士塔高維奇的回憶錄《見證》裡對他沒說什麼好話。當然,這本書把前蘇聯的音樂界罵了個遍,林子裡沒有一隻好鳥。但在對待柴可夫斯基的態度上卻不敢造次,無論後輩蕭士塔高維奇,還是拉赫瑪尼諾夫與裡姆斯基·科薩科夫,都畢恭畢敬,崇拜有加。
在柴可夫斯基的最後歲月裡,能夠在音樂廳見到他,都是幸事。他已經是俄羅斯作曲家裡當之無愧的第一(拉赫瑪尼諾夫、斯特拉文斯基、斯克裡亞賓、蕭士塔高維奇、普羅科菲耶夫,這些世界級作曲家與他都有距離)。他的「悲愴」,也許能進入世界意義上的交響曲前十之列。
據說,「悲愴」這個名字來自柴可夫斯基兄弟的提議。當然,「悲愴」的意思究竟如何還有爭議,尤其是漢語的意義,與原先的意義不能準確對接,我們只能接受譯名的局限。這部作品,柴可夫斯基是當作遺書來寫的。他極度滿意作品的完成,在指揮其首演後沒幾天就告別了人世。當時還有一位大人物向柴可夫斯基委約安魂曲,被他辭掉了,因為動手「悲愴」,就是自我的「安魂」,斷無可能兩部安魂曲同時寫成。
在梅克夫人不再提供贊助後(後人猜想,是梅克夫人聽信了一些半真半假的讒言),他感到奇恥大辱,想到了自殺。原本需要新的贊助,才能創作沒有後顧之憂,但柴可夫斯基已經不相信財主與大人物了。他的創作思路也隨之改變,更為關注自我,更俄羅斯化。
如果說《第六交響曲》有什麼開創意義,在於它以自我抒發為主,沒有了對衝突與衝突的解決這種古典曲式的尊重。無論貝多芬,還是勃拉姆斯,動機與主題進入迷宮,一定要在搏鬥中贏得出口,以凱旋告慰聽眾,就像善於表演逃脫術的胡迪尼一樣。但進入迷宮,不再尋找出路,在深淵裡混同於深淵,在悲愴裡悲愴,是柴可夫斯基最後得到的人生答案。第四樂章裡,反覆不已的道別如夢似幻,而俄羅斯大地卻一如當初緘默。天地不仁,死亡與新生皆在吹拂的風裡變換。但生者放不下這片大地,拽著幕布舞蹈到瀕死時分。
這是十九世紀的告別。其後,馬勒的交響曲是對奧地利山山水水的告別。到了二十世紀,人與大地的關係再也沒有了柴可夫斯基與馬勒的沉重,個人的成長與自然的母體不再相系相依。那個華茲華斯歌唱自然神秘的時代過去了。而俄羅斯人,天生有種大地神秘主義情懷,柴可夫斯基之後的拉赫瑪尼諾夫在美國延續這種心結,到了二戰之後才沒了回聲。
無論貝多芬的英雄主義,還是柴可夫斯基俄羅斯化的浪漫主義,裡面都有一個巨大的人形,在掙脫,在悲痛。這是調性音樂裡的人形。其後現代主義拍馬趕到,人的影子開始變小,破碎,直至成了一堆不需認定祖國與故鄉的原子顆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