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懲罰機制是比較完善的，對於不同惡劣程度的犯罪，都有與之輕重相應的懲罰。對於一般的小偷小摸，通常是罰款或者進行教育；對於情節再嚴重一些的，或判坐牢、或採取一定的刑罰。這些處罰其實都還能讓人接受，這不算是最殘酷的，在中國古代，除去被砍頭以外，最殘忍的應該當屬被流放了。背井離鄉、居無定所，天南海北的漂泊，這對一個人來說，無論是在身體上還是精神上都應該是最大的打擊了。
例如，大文豪蘇軾就曾因政治立場問題而被流放，前前後後長達三次之多，第一次被流放於黃州，第二次被流放於惠州，第三次被流放於儋州即現在的海南（當時可不是旅遊島，據說蘇軾過去之後連筆和紙都搞不到），且一次比一次更趨向於環境惡劣的蠻荒地帶，並最終客死他鄉，其中心酸可想而知。
遠離家鄉、旅途奔波勞頓，我們可能覺得再沒有比這更殘酷的懲罰了，大部分人最後往往屍骨都埋在異地，對於講究落葉歸根的中國人來說，這是極其慘重的懲罰。當然如果後人有本事，還孝順，也能夠把屍骨接回故土。不過總的來說，人都已經死了，生前的痛苦是徹底永恆了。
但是我們看到，古代歐洲甚至近代的歐美，有一種懲罰叫做「驅逐出境」，比我國古代的流放還要徹底。而且流放的原因也是說不清道不明，俄國著名作家索忍尼辛，就曾因獲諾貝爾獎被驅逐出境（世界近代史以來俄國雖然國家落後，教育卻極其發達）。這種情況不僅出現在俄國，在美國也有類似狀況，美國喜劇演員卓別林就曾因其政見與美國當局相悖，而被驅逐出境。
那麼，問題來了，中國古代的流放與外國的驅逐出境相比，哪一種懲罰更殘酷、更折磨人呢？要知道一個是留在國內，一個是趕出國家，差異還是很明顯的。
一、從距離的遠近來說。
古代中國的流放，無論流放到多遠，縱使天南海北，最終都還是在國家統治的領土之中的，不會超出這個範圍。因此，即使被流放，人們有的也僅僅是思家之感，並不會產生念國之情。然而思想之情悠悠，對父母兄弟老婆孩子的思念是古代中國人心中最大的癥結。
外國的驅逐出境，是不在本國家統治的領土之中的，並且從此以後都不允許再回到祖國，這時，被判罪的人不僅有了思家之感，也有了念國之情。好在外國人由於宗教信仰等原因，對親人的思念之情往往不是很嚴重，而且一般被驅逐者還是可以帶家人。
二、從能否重回故鄉來說。
中國古代的流放一般針對的都是做官的人，這些人通常是由於所在的黨派被排擠，或者同僚的陷害而被迫流放。被流放並不意味著一輩子都不能翻身，指不定哪一天所在的黨派就會被當權者重新啟用，而被流放的人也就有望重回政治權利中心。總體來說，如果對一個官員進行流放或者貶或者貶庶，一定程度上也是對有用人才的保護。相傳宋英宗臨死之前就告訴身邊的人，蘇軾將來一定能做宰相，所以氣候的神宗、哲宗都包含了蘇軾，王安石、司馬光貶蘇軾，都也看在皇帝的態度上留有情面，蘇軾的好朋友章悸當了參知政事後想弄死蘇軾，也被皇帝保住了。
外國的驅逐出境是永久性的，如果沒有特殊情況，就不存在翻盤的可能，所以一個人一旦被判驅逐出境，那就意味著一生都要與祖國分離。所以被流放的人對自己祖國的執政者通常非常不忿，用自己的全部才華都在抨擊他們，比如高爾基，比如卓別林。不過如果驅逐出境者翻身了，那就是國家發生了大事，甚至全世界發生了大事。比如拿破崙復闢，回到法國之後，這對整個世界都能產生震懾；比如被流放的列寧回國，改變了整個人類歷史。國外對於政治鬥爭一半不採取肉體消滅的方法，底層革命例外，至於其原因可以借用清代大才子金聖歎的一首詩解釋：
聞到頭堪剃，而今盡剃頭。有頭皆要剃，不剃不成頭。剃自由他剃，頭亦是我頭。請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