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象，上海人。少年負笈雲南邊疆，從兄弟民族受「再教育」凡九年成材，獲北大英美文學碩士，哈佛中古文學博士（Ph.D），耶魯法律博士（Ph.D）。著／譯有《貝奧武甫：古英語史詩》（北京三聯，1992），《中國智慧財產權》（英文，Sweet＆Maxwell，1997，增訂版2003），《木腿正義》（中山大學，1999），《玻璃島》（北京三聯，2003）及法學評論、小說詩歌若干。現定居美國，從事智慧財產權及競爭資訊等方面的法律業務，兼哈佛法學院客座教授（電郵：fengxiang＠earthlink.net）。
馮象先生的《聖經》譯註工作，是兩年前初次見面時就聽他說起的。兩年來，與馮先生見過幾次面，又通過電郵，陸陸續續他也曾談起相關的話題。恰巧，前些時候馮先生再度回滬，帶來了他的新著《創世記：傳說與譯註》（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版），這是他譯經的初步成果。乘此良機，筆者就《聖經》譯註與馮先生作了深入的訪談。
彭倫：您在前言中說，早在十多年前就有了譯經的計劃。當時您還在哈佛念中古文學博士學位吧？能否先談談怎麼會產生這個念頭的？
馮象：哈，這事常有人問起。十多年前——那時已經在法學院了。我在一篇短文《不上書架的書》（《南方周末》2003年6月5日）裡提了一句，有位神學院朋友找我討論經文，大概用的是和合本吧。譯文蠻認真，一字字好像摳得挺死，但一查原文，那麼多舛錯，還詰屈聱牙，比老學究作律詩還彆扭。怎麼辦？只好拿英語欽定本（King James Version）來給他對照。那是我熟讀的譯本。莎士比亞前後那個時代的英語，語言學上叫做「早期現代英語」，還沒受現代學院語法和中產階級語言禁忌的約束，表達特別豐富而有韌性，可以大量吸收《聖經》（古典）希伯來語的詞彙句式和修辭。現代英語譯本，從廷代爾（William Tyndall，1490－1536，因譯經被教會作異端燒死）開始——他的《新約》（1525）跟馬丁·路德的德譯本（1522－1534）差不多同時——通過幾代學者的努力，經歷了教派間的血腥屠殺和政治妥協，才有了欽定本（1611）這座文學豐碑。那朋友對照讀了，也很感慨；他後來當了牧師，極受社區敬重。要說念頭，最早得感謝先師楊周翰先生的教誨。他給我們研究生講十七世紀英國文學，英譯《聖經》和欽定本是重頭戲，外教也跟著一塊兒聽。楊先生得知我在學拉丁語，就把他譯的維吉爾史詩和奧維德《變形記》送給我。我出國後，譯古英語史詩《貝奧武甫》的時候，又多次賜信指教。說到翻譯，我第一個要感激楊先生。
《創世記：傳說與譯註》，馮象著，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
彭倫：最近有則新聞挺有意思。上海市教委把舊約《聖經》列入學生課外閱讀參考書目，有家長提出抗議，不想讓孩子太早接觸宗教。我倒覺得，這些家長可能多慮了，因為《聖經》不僅是宗教文獻，更是文學經典，對於我們理解西方文化應該很有幫助。您能簡單談談它的文學價值嗎？馮象：還是那句老話：讀書無禁區。不要小看孩子，起碼小學三年級開始，有比大人還懂事的；感覺敏銳，會思考問題，看法獨到，比父母高明。「舊約」是基督教的說法，有貶抑猶太教為「舊教」的意思。所以西方學界通稱「希伯來語《聖經》」，只在專指基督教《聖經》時，才說「舊約」與「新約」。我依從這個學術慣例。希伯來語《聖經》的內容和文學類型包羅萬象，從律法神諭、部族歷史、箴言布道文到詩歌傳奇，應有盡有。語言風格我曾用八個字概括：「樸素、聖潔、雄健（而）熱烈」（見《不上書架的書》）。這樣的文字我們沒有，包括和合本等舊譯在內；所以我譯經，也是為了豐富中文的思想表達。當然，如同其他古典文獻，《聖經》有不少深奧難懂的地方。如果覺得律法、神諭艱深，族譜或布道文枯燥，跳過去就是了。我們大人小時候讀《三國演義》《紅樓夢》《聊齋》，不也是這樣？
彭倫：在我有限的閱讀視野中，國內專門研究《聖經》的學者似乎並不多。您了解國內《聖經》研究的現狀嗎？
馮象：我出國20年了，回國主要同法律界交流，不太了解國內的《聖經》研究。好像從前朱維之先生寫過希伯來文學史，書名忘了。金陵神學院和一些大學的宗教系、外語系有《聖經》課程；我認識兩位請去教課的美國神學教授，聽他們談過見聞。受中以建交、文化交流和商業需求推動，北大東語系開了希伯來語專業，並請了外教，培養語言人才。宗教界我熟悉的是華東師大已故的徐懷啟先生。徐先生解放前做過聖約翰的牧師，精通古典語言和經文教義，名望極高。可惜辭世早，未能完成他的《基督教史》。遺稿整理成《古代基督教史》出版，是先父作的序。我現在還時常查閱。他原來還計劃翻譯亞里斯多德《工具論》和黑格爾《宗教哲學講演錄》，也被迫放棄了。那樣博學的神學家，現在再沒有了。
彭倫：我冒昧地問一句：您希望自己的《聖經》譯註，達到什麼水準？
馮象：盡力而為吧，爭取對讀者和同道有個交代，經得起時間的甄別。
20世紀的中國文學，原創方面，上半葉成就高，因為有魯迅；現在罵他或造他一個謠言也能出名賣個錢。下半葉雖然也有少數不錯的，但放在文學史的長河裡看，就不值一提了。除非玩時髦理論，在大學混飯吃，不會費勁去評論。翻譯則不同，一百年成果斐然；人才之眾，領域之寬，影響之深遠，史無前例。就西文六大語種，英、法、德、意、西、俄而言，大體上法國文學的翻譯最為傑出。例如傅雷先生的巴爾扎克和羅曼·羅蘭，李丹／方於先生的《悲慘世界》，我想是沒有人能夠超越的了。不但語言優美，譯者的藝術氣質乃至人格理想都與原著契合無間。我是在鄉下啃了法語原著，「文革」結束才讀傅雷、李丹／方於的。那真是了不起的創作（翻譯也是一種創作），從此懂得了什麼叫文學翻譯。
彭倫：我細讀《創世記》的譯文，覺得非常享受，譯文不僅有很強的節奏感，文字上也非常活潑生動，令我想起《史記》以及中國古典小說的行文風格。這是不是您的翻譯追求？
馮象：太史公的文思筆法，我以前常常琢磨，覺得妙不可言。大概受了些影響吧。不過，翻譯和原創寫作的路數不同。翻譯首先要忠實原文（源語），在原文指示的語義韻律和風格意境的框架內運用譯文（目的語），不能自由想像發揮；遣詞造句，要受制於源語和目的語雙重的約束。所以，翻譯本質上不是學問，是經驗活。外語當然要過關，還要學習文史哲等等各門專業知識。但是臨到下筆，理解了的，往往未必能夠順利表達。要靠經驗和技藝「旁敲側擊」，前人比作「帶著鐐銬跳舞」。這在《聖經》史上，也有一個博大精深的傳統。那就是《創世記／前言》講的，從希臘語七十士本開始，經由拉丁語通行本、德語路德本、英語欽定本，直到法語聖城本和猶太社本，那個經典西文譯本的傳統。不研究這些經典譯本，不吸取前人的經驗技藝，譯經必定寸步難行。我以為，中文舊譯之所以水準欠佳，無文學地位，除了未能網羅一流人才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西文譯本的技藝研習不夠。換言之，沒有把《聖經》當作文學文本來閱讀、體會、鑽研、移譯。
彭倫：從2002年開始初稿，到現在《創世記》出版，兩年過去了，您完成的僅僅是舊約《聖經》的開篇，可見翻譯難度之高。您對於整部《聖經》的譯註進度，有沒有通盤的考慮？準備幾年完成？您覺得，譯註《聖經》，需要哪些方面的知識準備？翻譯的難點是什麼？
馮象：《創世記》之後，《出埃及記》等四篇的譯註快完成了，明年應該可以出版。接著是《約伯記》、《詩篇》、《箴言》等「智慧書」。這部分文學性強，韻律複雜，難譯，所以先做。多久才能完工不好估計，因為還有許多別的事情。
至於譯經的知識準備，我望不見盡頭。《聖經》是西方文明的源頭經典之一，古代以色列人的歷史和文化，包括宗教思想與制度實踐，跟迦南、埃及、兩河流域、小亞細亞及東地中海文明息息相關。你想，那要學多少東西，簡直令人生畏！而「智慧始於畏懼」：《聖經》和希臘人、羅馬人都有這個講法。所以我不敢稱專家，只是譯者而已。
具體到翻譯上的難題，就太多了。我做了些筆記，將來整理出來可以發表。舉個簡單的例子：《創世記》1：6，上帝說：大水中間要有蒼穹，把水分開！
然後原文用了這麼一個短語：wayehi－ken.字對字地譯成英語，便是欽定本的「and it was so」：「果然（如此）」。這短語在《創世記》第一章重複了七次，每次都緊接著上帝的「創世之言」（上帝說＋直接引語）。數字「七」在《聖經》裡常象徵完滿、神聖、大力，而上帝以「言」（dabar，希臘語：logos，英語：word）創世的完滿無缺，正是這短語的含義和重複的力量所在。怎麼譯？三種較為流行的舊譯——（新教諸派）和合本：事就這樣成了。（天主教）思高本：事就這樣成了。（聖經公會）現代本：一切就照著他的命令完成。都囉嗦無力，不能達意。何況造蒼穹、分大水等等上帝的意願的完滿實現，稱之為「事」就毫無神聖意味；再重複七遍，簡直俗不可耐了。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拿拙譯來比較一下，看如何處理。
希伯來語《聖經》的語言十分簡潔，詞彙、語法也不複雜。不像希臘人的作品，從荷馬史詩到柏拉圖，那種地中海波濤孕育的女神般的瑰麗多姿和哲人頭腦的純淨、雄辯。然而越是簡潔的文字，越難翻譯：你必須捨棄一切修飾，回到語言的根本，回到常用詞彙、口語甚至古漢語。從頭開始，重新審視漢語的習慣和極限，尋求最恰當的表達而再現「上帝之言」。這可說是譯經面臨的最大的挑戰，也就是我跟你說過的，改造《聖經》中譯的基本語彙和句法的艱巨任務。
彭倫：您對《聖經》花了那麼大功夫，卻不是基督徒，您難道不擔心有讀者問您，一個不信基督教的人憑什麼翻譯《聖經》，不光翻譯，還要來解說？
馮象：這我還真沒有想過。我的師友和同事中基督徒、猶太人不少。他們聽說我這項工作，都十分高興和支持。不過你這個問題挺有意思。因為，希伯來語《聖經》原本是古代以色列人的宗教典籍和民族文化遺產，後來才被奉為基督教的「舊約」。恐怕很多讀者不知道，《聖經》還是伊斯蘭教的經典。《古蘭經》（馬堅先生譯本）說：「他（真主）曾降示《討拉特》和《引支勒》於此經之前，以作世人的嚮導」（3：3以下）。《討拉特》就是摩西所傳的法（torah），希伯來語《聖經》的起頭五篇；《引支勒》則是耶穌所傳的福音（injiil，英語：gospel）。伊斯蘭精神的確是非常寬容的：「穆薩（摩西）、爾撒（耶穌）和眾先知所受賜於他們的主的經典，我們對於他們中的任何人，都不加以歧視，我們只歸順他（真主）」（《古蘭經》3：84）。
那麼，譯經或翻譯任何人們信仰的經典，信仰能否成為前提條件，或者說，信仰是否有助於譯者的理解和表達呢？我看未必。當年孟實（朱光潛）先生譯註馬克思著作，引來一頓狠批，鋪天蓋地，說他這兒錯那兒錯，無非因為他只是個學者。可是今天再讀，誰及得上他的譯文沒有？
我回國講學，常有學生想當然把我當作教徒了。大概因為學者式的對各種宗教包括異端的寬容態度，這些年來不多見吧。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
我想發言>>>>
（編輯：李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