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老北京的特色建築，除了金碧輝煌、莊嚴肅穆的皇家宮廷和苑囿，便是那些充滿市井煙火氣息的胡同和四合院。
第五期「京華物語」欄目，我們從畫家況晗作畫、陸原撰文的《樹影 鴿子 人：胡同北京的生趣與鄉愁》中摘取了精美的圖文，透過它們，仿佛可以瞬間穿梭回到那個昔日的北京城。這些鉛筆畫所繪胡同景象，隨著舊城改造和翻修，如今的面貌已經大有不同，但那裡的情韻卻至今未變。本文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為中國美術館館長吳為山所撰序言，第二部分為書中正文內容節選。經出版方東方出版社授權刊發。
《樹影 鴿子 人：胡同北京的生趣與鄉愁》況晗作畫，陸原撰文，東方出版社，2020年4月
留住胡同
撰文|吳為山（中國美術館館長）
摘編|徐學勤
一支鉛筆記錄著胡同的過去，一本畫冊再現了老北京的情韻。擺在我面前的這本書，因其獨特，引發了我的許多思考。
胡同，是老北京的印符，是北京文化的象徵。胡同，展示著光陰流逝所積澱的文化之美，美在平平和和的持家寄寓，美在唇齒與共的鄰裡親情，美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節律，美在尊卑有別、長幼有序的道德教化。
元、明、清以來，作為祖祖輩輩繁衍生存的空間，胡同承載著一代代老北京人的悲歡離合。晨曦初露，斜陽餘暉，皓月明光，那磚瓦、門樓的斑駁，在光影的映襯下，敘說著歲月流痕。然而，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演進，不少北京胡同在推土機的轟鳴聲中，被鋼筋水泥和玻璃幕牆構成的高樓大廈所取代。老北京人找不到回家的路，迷失在川流不息的車流之間，只留下纏綿的記憶……
況晗生長在山清水秀的南方，南京師大美術系畢業後分配至北京，單位分給一間胡同大雜院裡的平房，遂與胡同結緣。每日生活在胡同裡，他對胡同的眷戀和鍾情日濃一日，看著胡同在推土機的無情碾壓下一片片地消失，他黯然神傷。「得把消失的胡同用畫筆留下來」，懷著堅定的信念和執著的精神，他開始了與推土機的賽跑。
況晗：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1961年生於江西宜豐，1989年畢業與南京師範大學美術學院，曾榮獲首屆徐悲鴻獎學金。1988年在母校舉辦有史以來第一個學生個人畫展。2002年先後在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北京雲峰畫苑舉辦「留住胡同——個人寬線條鉛筆畫展」。作品《京都紀事》入選中國美協第十三屆新人新作展，組畫《城市變遷》入選第九屆全國美展。《拆遷之前》入選《紀念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發表六十周年》全國美術作品展並獲優秀作品獎。出版有《留住胡同——線條鉛筆畫作品選》等書。
況晗肩挎相機，背扛畫板，跑遍了北京大大小小的胡同，拍下了數萬張照片，勾勒了無數幅素描，創作了數百幅胡同鉛筆畫。他用藝術手法記下了時代的變遷，錄下了古城的歷史文脈，留住了皇城根的魂魄，為當下與傳統的文化接續寫下了厚重的一筆。
況晗的鉛筆胡同系列作品展示著市井的喧鬧，布滿了風俗的芳香，接地氣，通人脈，勾起了無數老北京人的美好回憶。他用自己的獨門技法描繪出胡同的春夏秋冬，撫慰了千千萬萬顆懷念胡同、思念故土的心靈。讀他的畫能夠穿越時空，仿佛又回到了那些在胡同裡度過的美好歲月。
況晗的鉛筆畫，以扁平寬的粗線條，融油畫的筆觸、水彩的透明、版畫的力道、國畫的蒼勁於一體，筆筆力透紙背、入木三分。他的筆就像雕刻的刀，刀刀到位、刀刀見神。直筆、橫筆、偏鋒、點彩，其布局錯落有致、層次井然，其線條乾淨利落、變化多樣，其色調深淺有度、濃淡相宜。細品況晗未處理過的鉛筆畫作品，就像在觀摩一件浮雕，凸凹有序、深淺得當。沒有繁瑣的筆觸、多餘的細節，有的只是情驅筆隨，一氣呵成。
況晗十分注重情與景的交融、動與靜的映照，努力用人物來打破建築的靜謐與呆板。追逐嬉戲的孩童，匆匆奔波的行人，忙碌敬業的商販，辛勤勞作的主婦，怡然自適的老人……他筆下的人物，平凡中見深邃，簡約中見真情，情深意遠，京味十足。
素描既是造型藝術的基礎，也是獨立的畫種。西方名家對此多有論述：「素描是所有繪畫種類的源泉和靈魂」（米開朗基羅）；「素描是最貞的藝術」（羅丹）；「素描是高度的藝術誠實」（安格爾）；「我不需要悼詞或什麼東西，只希望在我的墓上寫一句話：我從內心裡熱愛素描」（德加）。然而，況晗的鉛筆素描用無數的面取代了線條的組合。眾所周知，面積越大，阻力越強，這需要他巨大的臂力和無窮的毅力。
況晗自稱「磨鉛筆的人」，他敏銳地發現了鉛筆與胡同之間精神特質上的契合，他勇敢而幸運地拿起了最簡單、最經濟的鉛筆，把黑白造型玩到了極致，不僅玩出了獨特的風格，還玩出了一個新的畫種。他一畫二十五年，畫出了一方新天地，不但得到藝術界的認可、收藏界的追捧，還贏得了成千上萬「老北京」的感恩和擁戴。
況晗的鉛筆畫一如他的性格——稜角分明卻又細緻入微，他默默無聞、鍥而不捨地走著自己的路。作為況晗曾經的老師，他三十多年前剛入校時我就極為欣賞他這股子犟勁兒。我為他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驕傲，並期待他在藝術道路上不斷開創自己的新天地。
撰文|陸原
摘編|徐學勤
北鑼鼓巷
北鑼鼓巷，位於北京市東城區鼓樓東大街北側。明朝屬靈椿坊管界，清朝屬鑲黃旗駐地，今屬安定門街道轄區。
南鑼鼓巷名稱，因舊稱「羅鍋巷」演變而來，北鑼鼓巷，因位於南鑼鼓巷以北而得名。北鑼鼓巷和南鑼鼓巷，都是元大都時期統一規劃設計建成的街巷，共同的特點是兩側都有排列整齊、東西對稱的胡同。北鑼鼓巷兩側有很多胡同的名稱始於元朝和明朝，其中的法通寺胡同今稱華豐胡同，淨土寺胡同今稱淨土胡同，沙拉胡同今稱紗絡胡同，千佛寺胡同今稱千福巷，東絛兒胡同今稱東絛胡同。
北鑼鼓巷西側的胡同向西穿過寶鈔胡同與舊鼓樓大街相通，元朝的鐘樓鼓樓建在舊鼓樓大街，鐘樓鼓樓前後都是密集的商鋪。元朝《析津志》記述，鐘樓前方十字街有米市、面市、鵝鴨市、緞子市、帽子市、珠子市，鐘樓後方有鐵器市、靴市、窮漢市。鼓樓左右有出售果木、餅面、柴炭和各種器用的店鋪，鼓樓東南的轉角街市有多家針鋪，鼓樓西斜街面臨積水潭海子，有望湖亭，有舞榭歌臺酒樓飯館，是貴官富商遊賞之地。在這些繁華的商業街上，大量流通著寶鈔紙幣，因此元朝在北鑼鼓巷和寶鈔胡同之間，設有寶鈔庫和倒鈔庫。
寶鈔胡同在明朝稱為倒鈔胡同，名稱源自元朝設在這裡的倒鈔庫。「倒」意為「倒換、更新」，「鈔」是元朝發行的寶鈔紙幣。倒鈔庫負責回收磨損破舊的寶鈔，寶鈔庫負責印製發行新的寶鈔。《元史·百官志》記述，戶部下屬有「燒鈔東、西二庫」，由正九品官員「監燒昏鈔」，「昏鈔」即字跡模糊的破舊寶鈔。《元史·文宗本紀》記述，元文宗至順二年（1331年）十月，「燒在京積年換倒昏鈔二百七十餘萬錠」。明朝沿用寶鈔紙幣，也有倒鈔制度。《明史·食貨志》記述，洪武十三年（1380年），「以鈔用久昏爛，立倒鈔法，令所在置行用庫，許軍民商賈以昏鈔納庫易新鈔」，並且按照鈔票面額收取百分之三的工本費。
北鑼鼓巷路西的千福巷，有元朝古廟千佛寺，清朝稱為千佛寺胡同。清朝管理鑄造錢幣的機構戶部寶泉局，設在大興縣胡同以東，下屬有四個造幣作廠。《日下舊聞考》記述，「東作廠在東四牌樓四條胡同，南作廠在錢糧胡同，西作廠在鑼鼓巷千佛寺胡同，北作廠在北新橋三條胡同」。千佛寺胡同曾被稱為「錢局」胡同，1965年改稱為千福巷。
北鑼鼓巷路西的紗絡胡同，舊稱沙拉胡同，蒙古語稱珊瑚為「沙拉」，也泛指珠寶。《析津志》記述，「沙拉市，一巷皆賣金銀珍珠寶貝，在鐘樓前」。
東棉花胡同
元朝在鼓樓東南角有很多針鋪，明朝在北鑼鼓巷西邊也有一個「針劉胡同」。
寶鈔庫和倒鈔庫這樣重要的機構自然需要重點保護，所以緊鄰北鑼鼓巷路東就是元朝的警巡院。警巡院東側，是元大都的大都路總管府，總管府路口稱為「大都角頭」。「角頭」，指街道盡頭拐角處的路口，這個角頭路口，後來演變為交道口。元朝的大都路總管府舊址在今交道口西北側的東公街和西公街之間，明清兩朝的北京順天府衙門也在同一位置，在這裡至今留有清朝的順天府大堂。東公街和西公街名稱裡的「公」字，源於民國初期北京市政府的名稱「京兆地方公署」。
炮局頭條
炮局頭條，位於北京市東城區雍和宮大街以東。明朝屬北居賢坊管界，清朝屬鑲黃旗駐地，今屬北新橋街道轄區。
雍和宮大街以東，柏林寺東側，有炮局胡同。炮局胡同向北，依次有炮局頭條、二條、三條、四條，再往西北原有銅廠胡同，今已併入青龍胡同。炮局胡同至炮局四條，在清朝是東四旗炮局所在地，四個炮廠各有廠房三十五間，是製造火炮和貯存回收廢炮的場所。銅廠胡同，是明朝製造火炮的工廠舊址，有多年堆積礦渣灰燼形成的土山。清朝《天咫偶聞》記述，土山陂陀迤邐，且起且伏，高達七八丈，灰土凝結堅硬如石。登上土山，視線可以越過城牆，望見春岫浮煙，秋林落葉，還可以望見皇宮和景山，是一個登高望遠看風景的好地方。
清太宗皇太極將八旗劃分為左右兩翼，各設翼長，規定八旗行軍、圍獵、宿營各按方位順序，不得亂行。1644年清軍佔領北京，按照八旗兩翼順序分配駐地，左翼鑲黃旗駐安定門內，正白旗駐東直門內，鑲白旗駐朝陽門內，正藍旗駐崇文門內，右翼正黃旗駐德勝門內，正紅旗駐西直門內，鑲紅旗駐阜成門內，鑲藍旗駐宣武門內，東四旗就是駐地在城區東部的左翼四旗。
清朝《日下舊聞考·官署》記述，左翼「四旗炮廠在東直門北新橋東教場」，即炮局胡同。右翼正黃旗、正紅旗「兩旗炮廠在西直門內樺皮廠」，這兩個炮廠地名舊稱炮局，在樺皮廠胡同以西的城牆西北角新開路北側，新開路現已併入西直門北順城街。右翼鑲紅旗、鑲藍旗「兩旗炮廠在宣武門內城隍廟北」，城隍廟在成方街，這兩個炮廠在成方街北側的炮廠胡同，民國時期改稱為興盛胡同。清朝初期在右安門內濯靈廠火藥局以及各座城門之上貯存火藥，清朝末期在白紙坊設立的度支部印刷局即濯靈廠火藥局舊址。
清朝的火炮配屬於漢軍，左翼四旗漢軍炮隊設在東直門內老君堂，老君堂即今東四十二條胡同的東部。右翼四旗漢軍炮隊設在西直門內北城根。清朝每年九月一日在盧溝橋沙鍋村演練火炮，每門火炮每日發射十次，演練歷時一個月。演練火炮之前，還要舉行祭祀炮神典禮。《清史稿·禮志》記述，九月一日，在盧溝橋沙鍋村陳設八旗漢軍炮位，向西設立祭壇，祭獻果品和少牢，少牢就是一豬一羊，然後由八旗漢軍都統分別向本旗炮位恭行三跪九拜大禮，還要上香和獻酒，並且宣讀祭文。
清軍第一次擁有自己製造的火炮是在皇太極天聰五年（1631年），第一支炮隊稱為「烏真超哈」，意即重兵部隊，第一位炮隊長官是佟養性。《清史稿·佟養性列傳》記述，佟養性是漢化的滿洲人，祖上進入明朝邊境經商，居住在撫順。佟養性投靠努爾哈赤，娶妻宗室之女，賜號為「施吾理額駙」，額駙意即駙馬，隨從努爾哈赤攻略遼東，因功晉升二等總兵官。皇太極製成四十門火炮，命名為「天佑助威大將軍」炮，組建漢軍成立「烏真超哈」，交付佟養性統率。皇太極下令「漢人軍民諸政，命額駙佟養性總理，各官受節制。其有勢豪嫉妒不從命者，非特藐養性，是輕國體，褻法令也，必譴無赦」。皇太極發兵圍攻大凌河，佟養性多次炮擊城牆敵臺，使明朝軍隊遭受重大傷亡，得到雕鞍良馬和白銀百兩的賞賜。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藩叛亂，前線清軍報告笨重的紅衣大炮在南方山區難以搬運，不利作戰。康熙皇帝傳諭兵部：「大軍進剿，急需火器，著治理曆法南懷仁鑄造大炮，輕利以便登涉。」南懷仁是來自比利時的傳教士，在欽天監掌管天文曆法，精通鑄造工藝，曾為觀象臺鑄造了六臺青銅天文儀器。南懷仁製成一種鐵芯木殼銅箍的輕型大炮，在郊外靶場試射成功以後成批生產，得到清軍好評。南懷仁設計的「武成永固大將軍」青銅巨炮，至今仍在北京故宮午門廣場陳列，炮管尾部鑄有銘文「大清康熙二十八年鑄造，武成永固大將軍，用藥十斤，生鐵炮子二十斤，製法官南懷仁，監造官佛保，作官王之臣，匠役李文德、顏四」。
石雀胡同
石雀胡同，位於北京市東城區東直門內大街北新橋路口東南。明朝屬南居賢坊管界，清朝屬正白旗駐地，今屬北新橋街道轄區。
老北京人將「雀」讀為「巧兒」，石雀胡同舊時被讀為「石巧兒胡同」，但是石雀胡同其實與「雀」沒有關係，它的舊稱是石橋胡同。
人們常用東方威尼斯比喻蘇州這樣多水的城市，其實老北京以前也是一座水城。北京地區西、北、東三面環山，中間是古代永定河衝積扇形成的小平原，湖泊池塘繁多，河流溝渠密集，北京城的前身元大都就是環繞著積水潭營建的。舊日的北京城裡，有自然形成的水系，也有人工開挖的運河、引水渠、排水溝，因此留下了許多與水相關的地名，也留下了許多與橋相關的地名。清朝《光緒順天府志》記述，「都城內外，水陸大小橋梁，凡三百有七十」。現在的西直門內大街南側柳巷一線，往南延伸至趙登禹路、太平橋大街、佟麟閣路一線，其北段在元朝是引水入城的金水河，到了明清時期全線演變為排水溝，被稱為大明濠，沿線有45座橋梁。自1921年起，使用拆除皇城的城磚陸續分段將大明濠改建為地下暗溝，在地上修築了道路，此後45座橋梁全部消失，只是太平橋大街的地名還保留了太平橋的名稱。
由於水源枯竭或是修築道路以及排水溝被改建為地下暗溝，北京還有許多河道溝渠被填為平地，原有的橋梁也被埋入地下，例如天壇北側著名的天橋、西單北大街的甘石橋、阜成門內大街歷代帝王廟門前的石橋，以及地安門東大街曾因展寬道路被埋入地下近年又被挖出的東不壓橋。
北京城裡現存最為古老的石橋是始建於元朝的萬寧橋，位於什剎海東岸的地安門外大街，現在仍然通行車輛和行人。《元史·郭守敬列傳》記述，元朝初期每年秋季由通州向大都城運送糧食，正值秋雨連綿道路難行，運糧的驢牛死亡無數。都水監長官郭守敬主持開挖了通惠河，此後運糧船可以由通州直抵積水潭海子，將糧食存入海子西岸新建的萬億庫糧倉。為了調節水位，郭守敬又在海子東岸建造了木結構的水閘，《元史·河渠志》記述，到了至順元年（1330年），這座木結構的水閘又被改建成石閘，與石砌的萬寧橋連為一體。2000年，在清理萬寧橋下填埋多年的泥土時，露出了橋身西側的石閘，石閘兩端還有用於提升閘板的絞盤底座和石雕鎮水獸。清朝末年居住在什剎海東南岸邊白米斜街的張之洞認為，什剎海的原名就是石閘海。
石雀胡同現在已經沒有了石橋的遺蹟，但是北邊有北新橋，南邊有板橋胡同，東邊還有八寶坑胡同和北溝沿胡同。北新橋原稱新橋，建造時間晚於石雀胡同的石橋，故稱新橋，因在石橋北邊，後來改稱北新橋。板橋胡同以西、東四北大街西側的細管胡同，明朝舊稱水塘胡同，北側是製造錢幣的寶泉局，這個水塘因此在清朝又稱錢局坑。這些地名揭示著這一帶地勢曾經低洼多水。北溝沿胡同原來是一條排水溝，沿著東直門南小街、朝陽門北小街和朝陽門南小街一線，向南一直流到崇文門內的溝沿頭，匯入泡子河，再從城牆底下的水關流出，注入崇文門外護城河。
石雀胡同與北溝沿胡同之間，在明朝設有貯存糧食的新太倉，後來糧倉被廢棄，演變為民居街巷。這一帶地勢低洼多水，不利於貯存糧食，是糧倉被廢棄的主要原因。
帽兒胡同
帽兒胡同，位於北京市東城區南鑼鼓巷西側。明朝屬昭回靖恭坊管界，清朝屬鑲黃旗駐地，今屬交道口街道轄區。
帽兒胡同西部舊有顯佑宮。燕王朱棣在北平府起兵爭奪皇位時為了鼓舞士氣，宣稱得到北方真武大帝佑護，在奪取皇位之後於永樂十三年（1415年）興建了顯佑宮，尊崇真武大帝為「北極佑聖真君」，列為皇家的京師九廟之首。
顯佑宮西鄰在清朝曾是接待來京使臣的會同館，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改為步軍統領衙門。步軍統領官職全稱是「提督九門步軍巡捕五營統領」，俗稱「九門提督」。步軍統領衙門遷來以後，帽兒胡同西口的天匯軒茶館隨之生意興隆，成為當時北京最大的茶館。
帽兒胡同東部有文煜的宅邸「可園」。《清史稿·文煜列傳》記載，文煜姓費莫氏，正藍旗滿洲籍，鹹豐年間曾任直隸總督，參加過剿滅太平軍和捻軍的戰爭，同治年間歷任福州將軍、閩浙總督，光緒年間升任正一品武英殿大學士。可園廣植花草樹木，亭臺樓閣之間點綴著遊廊、假山、水池、小橋，是北京著名的私家園林，民國時期的大總統馮國璋曾在可園居住。
帽兒胡同中部有末代皇后婉容故居。婉容姓郭布羅氏，祖籍是黑龍江省訥河市龍河鎮莽乃屯的達斡爾族，祖先歸順清朝編入正白旗滿洲籍。婉容的曾祖父長順曾任吉林將軍，《清史稿·長順列傳》記述，長順早年任職皇宮藍翎侍衛，1860年英法聯軍入侵北京時護衛鹹豐皇帝逃往熱河。同治初年赴西北作戰因功獲賜「巴圖魯」勇士稱號，未滿四十歲晉升正二品副都統，常持短矛單騎破陣，敵兵望見他的白色戰旗就會驚呼「小長將軍來了，快逃」。光緒年間任職領隊大臣隨從左宗棠出兵新疆，長順翻山越嶺找到了乾隆皇帝御筆題刻的石碑作為證據，駁回了俄羅斯使者挑起邊界糾紛的企圖。光緒三十年（1904年）長順去世，賜封世襲正三品輕車都尉世職，入祀地安門西大街賢良祠。賢良祠在光緒年間入祀的官員有二十九人，知名者有恭親王奕、李鴻章、左宗棠、曾國荃、榮祿。
婉容的父親榮源，京師大學堂畢業，家世顯赫又是世襲輕車都尉，所以四次娶妻都是貴族皇族。第一次所娶是內蒙古科爾沁部博爾濟吉特氏琦善之孫瑞澄的侄女，琦善在鴉片戰爭時任大學士，瑞澄在武昌起義時任湖廣總督。第二次所娶是定郡王溥煦長子毓長之女四格格，是婉容的母親，在婉容出生兩年後病逝。第三次所娶是多爾袞的後人睿親王魁斌之女。第四次所娶是定郡王溥煦次子毓朗貝勒之女恆香，字仲馨，是潤麒的母親，後來潤麒娶溥儀之妹韞穎為妻。
1921年，末代皇帝溥儀選中婉容為皇后，賜封榮源為承恩公，由內務府將榮源住宅按照公爵規格擴建。帽兒胡同37號院是西院住宅，35號院是東院花園，其實再東邊的那座面闊三間的硬山筒瓦卷棚屋頂的大房子才是原來的承恩公府大門，只是門道已經被磚牆封閉改建為房屋了。公府門前原來有兩塊碩大的上馬石，因為橫在路旁阻礙交通，多年以前被移至35號院裡。
37號院內南邊是前院倒座南房，北邊是通往中院的垂花門。這座垂花門形制高大華麗，門楣雕刻著寓意「福祿綿延」的纏枝葫蘆紋飾，臥獅門墩雕刻著寓意「事事如意」的柿子花朵和如意雲頭，當年迎娶婉容的典禮就在中院的正廳舉行。後院東西各有三間廂房，北邊是面闊五間的正房，曾被裝修作為婉容待嫁閨房，明間東側是萬字錦紋的木槅扇門，西側是百鳥朝鳳紋的落地花罩，屋頂還有彩畫龍紋天花。
1922年12月1日，16歲的婉容被迎娶進宮。1924年11月5日，馮玉祥派兵驅逐溥儀出宮，婉容在宮裡住了不滿兩年。1945年8月16日，溥儀在吉林省通化縣大慄子溝被日本人用飛機送往瀋陽，在瀋陽機場被蘇聯軍隊逮捕。被拋棄在大慄子溝的婉容過冬時連一件棉衣都沒有，仍穿著單薄的旗袍。婉容於1946年6月20日病死於延吉市，終年40歲，埋葬在延吉市帽兒山北坡之下。
婉容生於北京帽兒胡同，葬於延吉帽兒山下，歷盡榮華富貴也遭受孤寂悽涼。婉容的墳頭年深日久無處尋覓，2006年婉容弟弟潤麒為她建了一座衣冠冢，空冢之內只葬入一張婉容年輕貌美時的旗裝照片。
史家胡同
史家胡同，位於北京市東城區朝陽門南小街西側。明朝屬黃華坊管界，清朝屬鑲白旗駐地，今屬朝陽門街道轄區。
史家胡同名稱來源其說不一。一說源於明末時期抗清英雄史可法故居，一說源於紀念史可法的祠堂，一說早在明朝嘉靖年間成書的《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已經收錄有史家胡同，應該與明末時期的史可法無關。《明史·史可法列傳》記述，史可法祖籍北京大興縣，生於河南祥符縣，家族世襲錦衣衛百戶官職。史可法於崇禎元年（1628年）考中進士，先在西安府任職掌管司法審判的推官，又在北京任職相當於處長和司長的戶部主事、郎中，後來升職去了安徽，最終在揚州抗擊清軍兵敗被殺。
明朝的北京城以中軸線為界，西部屬宛平縣管轄，東部屬大興縣管轄，大興縣的縣衙舊址在交道口南大街大興胡同，以前就叫大興縣胡同。史家胡同在明清兩朝均屬大興縣管轄，史可法的祖籍是大興縣，很可能是史可法出生之前，史家祖宅已在史家胡同，胡同因史家而得名。
1909年，清朝利用美國退還的部分庚子賠款作為基金，派遣留學生赴美國學習，7月外務部成立了遊美學務處，8月在史家胡同舉行了選拔赴美留學生考試。當時提出的選拔標準是「身體強健，性情純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要求考生的中文程度能夠作文，英文程度能夠聽懂美國老師講課，考試範圍有物理、化學、代數、幾何、外國歷史地理等科目。當時應試考生有630名，計劃錄取100名，實際錄取47名，其中就有後來成為清華大學校長的梅貽琦。
薛家灣胡同
清朝的外務部位於東單北大街的東堂子胡同，向北隔著無量大人胡同、遂安伯胡同和乾麵胡同（現在的金寶街一帶）就是史家胡同。《光緒順天府志·官學》記述，雍正三年（1725年），在史家胡同開設了八旗左翼宗學，招收左翼的宗室子弟學習滿漢語文和騎馬射箭。左翼是指居住在北京東城的鑲黃旗、正白旗、鑲白旗和正藍旗的旗人。1905年，清朝宣布廢止科舉制度，興辦新式學堂，左翼宗學改為左翼第五初等小學堂，1910年改為左翼中學堂，1912年又改為第二中學校。1931年第二中學校遷至北邊的內務部街，原校址開設了史家胡同小學。
從1909年至1911年，在史家胡同舉行過三屆選拔赴美留學生考試，總共錄取了考生183名，其中有許多人後來成為名人，可是他們的回憶文章只說在史家胡同參加考試，並未提到考場的具體地址。因為當時還是清朝時期，胡同裡邊還沒有門牌號碼，考生又多為來自外地，其實當時的考場就在如今的史家胡同小學。
現在的史家胡同小學，大門之內是操場，操場北邊是教學樓。建造教學樓以前，大門之內有兩面八字牆，沿著中間的甬道向北，兩旁是平房教室，最北是大禮堂，也就是舊時的史可法祠堂。舊時的大禮堂房間很大，靠近北牆有一間小屋，裡邊就是史可法的塑像。大禮堂可以容納400名學生開會，平時擺放著幾張桌球臺。這個大禮堂，再加上其他的教室，就是1909年梅貽琦等630名學生考試的考場，當年8月舉行考試是在暑假期間，恰好可以借用學校的教室。
史家胡同的特點就是大宅門很多，北京市公布的第八批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就有這個胡同裡的51號、53號、55號三座老宅院。以前在史家胡同小學的操場上有兩株老槐樹，後來被大風颳倒了一株，留下的一株老槐樹成了校園僅存的古蹟。
南池子大街
南池子大街，位於北京市東城區東長安街北側。明朝和清朝均屬皇城範圍，今屬東華門街道轄區。
這條南北走向的街道，緊鄰紫禁城筒子河東岸，以東華門大街為界，北至景山前街的路段稱為北池子大街，南到東長安街的路段稱為南池子大街。在明朝和清朝時期，這條街道被封閉在皇城之內，並無向南的出口。清朝《光緒順天府志》記述，這裡的名稱應為東華門外北長街和東華門外南長街，北池子和南池子都是俗稱。池子，指街道西畔的紫禁城筒子河，也就是古人所說的城池的池，即護城河。自1912年扒開皇城缺口打通南池子大街，並且將南池子三字鐫刻在街口新建的紅牆黃瓦三洞拱門上邊以後，俗稱便被確定為正式名稱。
走進南池子拱門，街口兩側就是菖蒲河公園。菖蒲河，是流經天安門前金水橋下的外金水河的下遊河段，因兩岸叢生菖蒲水草而得名。流經皇宮午門裡側的內金水河，向東南方穿出紫禁城底下注入筒子河，沿著飛龍橋胡同一線南流，也來匯入菖蒲河，然後再往東匯入南河沿大街一線的玉河。明朝在飛龍橋胡同水道有一座雕刻精美的飛虹橋，相傳是用鄭和下西洋帶回的石材建成。明朝的菖蒲河周邊渠塘交錯，有小橋流水魚遊蝦泳，又有樓閣掩映花木繁盛，曾是與皇家西苑並稱的東苑。
明成祖皇帝曾在東苑賞春踏青，擊球射柳。明宣宗皇帝曾在菖蒲河下水捕魚，上岸野炊。明英宗皇帝兵敗土木堡失去皇位以後，曾在東苑南宮被景泰皇帝軟禁，七年之後又趁景泰皇帝病重，夜闖東華門奪回了皇位。
1644年，攝政王多爾袞率領清軍佔領北京城，他將攝政王府設在東苑，即今南池子大街東側的普度寺。多爾袞攝政七年，每天召集百官來王府策劃軍國大計，然後再將決策帶到朝廷去走個過場。後來他嫌帶來帶去太麻煩，乾脆將順治皇帝的玉璽抱回自己府中，直接以皇帝的名義發布命令。清初詩人吳偉業有詩句吟詠多爾袞王府：「松林路轉玉河行，寂寂空垣宿鳥驚。七載金縢歸掌握，百僚車馬會南城。」金縢，指皇家的文件櫃；南城，即明朝東苑南宮舊址，又稱小南城。
謝家胡同
明朝在北池子大街路東曾有專供太監洗澡的混堂司澡堂，清朝雍正皇帝在混堂司澡堂舊址上建造了供奉雲神的凝和廟，廟址即今北池子小學校，還在北池子大街北口建造了供奉風神的宣仁廟。
明朝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夏季，皇宮遭雷擊起火，三大殿及文樓武樓都被燒毀，貯藏在文樓裡的手寫原本《永樂大典》被搶救移出。事後嘉靖皇帝組織人力使用五年時間，又抄寫了一部《永樂大典》副本，保存在南池子的皇史宬裡。
在南池子一帶還有名為緞庫、燈籠庫、門神庫、磁器庫的胡同，都是昔日的皇家倉庫。1921年，北京古玩市場上出現了一件直徑80釐米的雍正年款官窯粉彩大瓷盤，盤底盤面都描繪著繁盛的桃花，還有一對蝴蝶在花間翻飛。如此華貴的珍器一時卻無人敢買，因為它通體光亮如新，手感還有毛刺。後來經高人判定，這件瓷盤出自南池子的皇家瓷器庫，200年來從未出庫使用過。
在清朝，南池子大街有一個胡同稱為官豬圈，是飼養祭祀用豬的地方。每天凌晨皇宮開啟東華門，率先進宮的就是從官豬圈趕來的兩頭活豬。活豬送入坤寧宮宰殺煮成白肉，用於祭神。
東四八條
東四八條，位於北京市東城區東四北大街東側。明朝屬南居賢坊管界，清朝屬正白旗駐地，今屬東四街道轄區。
東四八條，明朝稱為正覺寺胡同。《光緒順天府志·寺觀》記述，東四八條有明朝正統十年（1445年）建造的正覺寺，還有萬曆二年（1574年）太監馮保奉敕建造的承恩寺。奉敕建造，就是奉皇帝之命建造，可是萬曆皇帝朱翊鈞這年只有十二歲，奉敕建造承恩寺只是以皇帝的名義下令，幕後主使是皇帝的母親李太后。
馮保，河北深州人，在嘉靖年間成為司禮監秉筆太監，隆慶年間提督東廠兼任御馬監太監。馮保很想升任司禮監掌印太監，但是兩次機會都被內閣首輔大學士高拱給了別人。馮保聯合大學士張居正，取得李太后的支持，排擠了高拱，張居正升任首輔大學士，馮保升任司禮監掌印太監。
李太后家在漷縣永樂店，今屬通州，父親李偉是泥瓦匠。李氏自幼家貧，被賣給通州的陳家，做了陳小姐的丫環。不久陳小姐被嘉靖皇帝的皇子裕王娶為王妃，李氏跟著陳小姐進了王府，為裕王生了兩個兒子。嘉靖皇帝死後，裕王做了隆慶皇帝，冊封陳小姐為皇后，李氏為貴妃。六年以後隆慶皇帝死去，陳小姐體弱多病無子，李貴妃十歲的長子朱翊鈞即位為萬曆皇帝。
陳小姐是皇后，應該升為皇太后，李貴妃是萬曆皇帝的生母，也應該升為皇太后，但是按照慣例位號規格要低於陳小姐。馮保和張居正為了取悅李貴妃，尊奉陳小姐為仁聖皇太后，李貴妃為慈聖皇太后，使二人不相上下。但是李太后總有自卑感，覺得自己不如當過正宮皇后的陳小姐，她就宣稱自己是九蓮菩薩轉世下凡，並且廣建寺廟，想借著佛教的光環抬高自身地位。李太后不僅在東四八條建造了承恩寺，還在西八裡莊建造了慈壽寺，在長河岸邊建造了萬壽寺，在長椿街建造了長椿寺。在慈壽寺的永安萬壽塔下，有張居正題寫的《瑞蓮碑賦》石碑，在萬壽寺的山門兩側，有九朵蓮花的紋飾，在長椿寺的配殿，曾經供奉著九蓮菩薩的畫像。
景陽胡同
李太后深恐十歲登極的兒子不能成為合格的皇帝，囑託馮保和張居正盡心教導。小皇帝在西苑醉酒，逼迫內侍唱曲取樂，內侍不會唱曲，小皇帝就要持劍殺人，最終割去內侍頭髮以代替斬首。乾清宮內侍誘惑小皇帝夜遊別宮，持刀走馬，被馮保奏聞李太后。張居正勸告小皇帝要減少遊宴，起居有節，勤政好學。小皇帝懾於李太后的威嚴，不敢不從，然而內心深恨馮保和張居正的嚴格管教。萬曆皇帝嗜酒好色貪財任性，最終也沒有學會做一個合格的皇帝，日後被大理寺官員雒於仁批評為酒色財氣俱全的昏君。
萬曆十年（1582年），張居正病死，馮保失勢，萬曆皇帝乘機將馮保撤職發往南京。馮保被抄家罰沒的金銀珠寶價值超過百萬，時值李太后次子潞王成婚，所需財物費用尚未備齊，李太后計議利用罰沒馮保的財產，萬曆皇帝意欲獨吞，回稱馮保很狡猾，早就轉移了財產，收穫也沒有很多。
《明史·張居正列傳》記述，萬曆皇帝認為張家的財產更多，心生貪慾，於是派人前往張居正湖北家鄉抄家斂財。荊州知府事先將張家封門待查，致使張家十餘人餓死，但是張家並沒有皇帝想像中的巨額財產。張居正長子遭受刑訊逼供，被迫謊稱還有三十萬金銀已轉移至親友處隱藏，然後自縊而死。
陳小姐做皇后之時，父親陳景行受封為固安伯。李貴妃做皇太后之時，父親李偉受封為武清侯。李偉很會撈錢，置辦了很多產業。明朝《帝京景物略》記述，李偉在南城三裡河建造了水景花園，園內有梅花亭，水面可以泛舟，岸邊有長廊數百間。清朝《日下舊聞考》記述，康熙皇帝的海澱暢春園也是在李偉的花園別墅舊址上興建的。《明史·外戚恩澤侯表》記述，李偉的曾孫李存善，在崇禎末年承襲武清侯爵位，在崇禎皇帝向權貴勳戚借錢以籌措軍餉之時受驚被嚇死。
頒賞胡同
頒賞胡同，位於北京市西城區西四南大街東側。明朝屬安富坊管界，清朝屬鑲紅旗駐地，今屬西長安街街道轄區。
頒賞胡同，明朝舊稱板場胡同，清朝稱為板廠胡同，又稱板腸胡同，民國時期改稱為頒賞胡同。頒賞胡同南側的義達裡，在明朝是普恩寺，在清朝先是禮親王府，後為巽親王府，又為定親王府。巽親王府東側在明朝是崇禎皇帝周皇后之父周奎宅邸，在清朝先是康親王府，後為禮親王府。
首任禮親王是努爾哈赤第二子代善，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極封代善為和碩兄禮親王。順治五年（1648年）代善死去，由第七子滿達海承襲禮親王。順治八年（1651年）改滿達海禮親王爵號為巽親王，順治九年（1652年）滿達海死去，賜諡號為簡，其子常阿岱承襲巽親王。
此前攝政王多爾袞於順治七年（1650年）死後，遭到順治皇帝的報復清算，因滿達海與多爾袞交好，死後多年又受牽連，順治十六年（1659年）將滿達海撤銷諡號，推倒墓碑，將巽親王常阿岱降爵為貝勒，另由滿達海之弟祜塞第三子康郡王傑書承襲代善的親王爵位，改爵號為康親王。祜塞是禮親王代善第八子，天生勇武神力。此前喀爾喀蒙古使臣來北京時，與順治皇帝御前侍衛比武摔跤，無人能敵。時年二十歲的祜塞扮作禮親王護衛擊敗蒙古使臣，順治皇帝大悅，賞賜無算。祜塞英年早逝，追封為惠順親王。傑書承襲康親王以後，在巽親王府東側建造了康親王府，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皇帝恢復了禮親王爵號，康親王府改稱為禮親王府。嘉慶十二年（1807年）禮親王府失火焚毀，皇帝賜銀一萬兩重建，保存至今的禮親王府就是那次重建之後的格局。
降爵為貝勒的常阿岱死後其子星尼降襲為貝子，其孫星海降襲為鎮國公，星海後來犯事被奪爵，府邸被內務府收回。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皇帝第一子二十三歲的永璜死去，追封為定親王，永璜第一子綿德承襲定親王，定親王府設在巽親王府舊址，王府前門在羊皮市胡同，後牆在頒賞胡同。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綿德犯事革爵，由永璜第二子綿恩承襲爵位。嘉慶八年（1803年）閏二月二十日晨，嘉慶皇帝由圓明園返回皇宮，乘轎進入神武門走到御花園順貞門前，忽有失業廚役陳德持刀行刺皇帝，隨行百餘名官員侍衛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只有定親王綿恩、額駙拉旺多爾濟、乾清門侍衛丹巴多爾濟奮起救駕，綿恩袍袖被刺破，丹巴多爾濟身中三創。事後論功，綿恩獲賜御用補褂，第二子奕紹賜封為貝子，奕紹後來承襲了定親王。此後奕紹之子載銓降襲定郡王，載銓無子，過繼堂弟載銘之子溥煦為子。
溥煦於鹹豐四年（1854年）承襲定郡王，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死去，終年七十七歲，在位五十四年，經歷了1860年英法聯軍和1900年八國聯軍侵入北京的兩次劫難。1860年9月22日，鹹豐皇帝聽聞英法聯軍攻佔八裡橋迫近北京城，由圓明園出走熱河，溥煦時居海澱蔚秀園，倉促間追隨皇帝而去，蔚秀園財產被劫掠一空，所幸城裡王府損失不多。1900年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城，溥煦全家出城六十裡，逃往北山祖墳園寢避難，王府財產全部損失，窗上玻璃和殿內地磚也被拆除搶走。此前溥煦購買的外國保險柜，無須鑰匙開鎖，旋轉密碼刻度盤即可開啟，久之遺忘密碼，所幸空櫃並無存物。當時義和團查禁洋貨甚急，溥煦次子毓朗認為保留此櫃必成禍患，遂將保險柜挖坑深埋。避難期間法國人搶劫王府，將這個十幾人才能抬動的保險柜挖出，使用炸藥炸開。定郡王溥煦死後，由次子毓朗依例降襲為貝勒。毓朗曾任巡警部侍郎、步軍統領等官職，毓朗之兄毓長是末代皇后婉容的外祖父。民國時期，定王府後人出售了府邸房產，商人拆除府邸西部建造了義達裡住宅區。
西四南大街上的砂鍋居以烹製白肉著稱，最早的白肉出自定王府祭神剩餘的祭肉，最早的門店是定王府牆外守夜值更的更房。門店每日只烹製一口豬，以至當時市井流行一句歇後語：「砂鍋居的白肉——過午不候。」
本文節選自《樹影 鴿子 人：胡同北京的生趣與鄉愁》，經出版方東方出版社授權刊發。
撰文 陸原 吳為山
摘編 徐學勤
編輯 徐偉
校對 盧茜